3月22日，四川省射洪市綠然學校一學生在“問政四川”平臺反映稱，2024級年級主任何某多次把班上同學的手機讓同學給砸了，“我的這款1900的手表在11月份，他讓我把手表砸了。”該學生表示，想讓何老師賠錢，“畢竟這手表也是我父母送我的生日禮物。”

3月27日，射洪市12345政府服務熱線受理中心在“問政四川”平臺上回復稱，該教師未能控制好自身情緒，已作了相應賠付；市教育體育局已責成學校充分認識此類問題的嚴重性，后續在處理類似事件時重視方式方法，既維護好班級秩序與規則的嚴肅性，也充分保障學生的合法權益，做到教育方式合理、恰當、人性化。

砸手機又砸手表，這屬于故意損毀財物。人們不必用“學校”“教師”為這種行為加一層“保護色”，這本質上就是一種嚴重的法律問題，和體罰類似，并不因為發生在學校，就不算人身傷害了。所以僅僅當作老師未控制好情緒、以賠償了事處理，頗有點處置力度不足的觀感。

對于這種行為，從法律常識上看并無多少疑義。倒是有一種意見在互聯網上聲量不低：這位老師是負責的，他在認真地管學生。

“管學生”倒是沒錯，但是不是“負責”，卻得打一個問號。手段即意義，所謂“初衷是好的”并不能為行為失格辯護。如果老師砸手機手表是“負責”，那么循循善誘又算什么呢？“先沒收再返還”“先沒收通知家長”這種柔性一點的措施又算什么呢？

《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里強調，教師、學校對學生的違規物品可以予以暫扣并妥善保管，在適當時候交還學生家長，可見這才是正確處理方式。把粗暴當“負責”，把侵犯權益當“負責”，那“負責”的門檻未免也太低了。

不過這樣的思維并不罕見，類似的新聞中總不乏這樣的聲音。就像前不久不少高中紛紛表示采取雙休，也有聲音表示反對，甚至認為是“胡鬧”。這都是類似的心態，對柔性的、人性的管理措施抱有敵意；相反，對剛性的、壓抑權利的卻充滿崇拜，認為這才是管用的、“負責”的。

教育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呢？是讓一個學生更加善良，更加懂法，更尊重他人，還是相反？其實，覺得砸手機才是負責的聲音，其心情不難理解——為了分數，其他一切都可以“犧牲”。但這終究是教育的異化，無論如何，教育的終點不是只有分數，更不是摧殘人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類似事情上學校也同樣有責任。《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里就強調，“實施教育懲戒應當符合教育規律，注重育人效果”“學校制定校規校紀，應當廣泛征求教職工、學生和學生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以下稱家長）的意見；有條件的，可以組織有學生、家長及有關方面代表參加的聽證。”

那么學校是否制定了相關的管理規定，又是否對教師行為進行了干預？學校如果不聞不問，在管理上任由教師自由發揮，甚至傳導壓力，倒逼教師做出出格行為，這些或許才是更加根本的原因。

總之，人們不應為粗暴的管理方式叫好——行為上的粗暴，必然意味著管理上的漏洞，現代教育已經發展這么多年，不能還總是訴諸棍棒式的原始模式。教育終究是個種瓜得瓜的過程，如果把在學生面前展示野蠻粗暴當作“認真負責”，那社會得到的教育成果、培養出的人格面貌，也一定是類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