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部新時代中小學名師名校長培養計劃東北師范大學培訓基地進行研修總結時，理論導師馬云鵬教授評價我是一個“問題學生”，在學習中一直在提各種“問題”。

大家聽完，頓時全笑了。我確實是一個“問題學生”，自參加培訓以來，或是圍繞專家講座中的某個觀點，或是圍繞日常教學中的某些困惑，不時提出一些問題，一問不得還會接二連三地繼續追問，其中不乏一些“幼稚”的問題。

“結構化教學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結構性思維，但現在教學中是不是過多以教師的結構化代替學生的結構化”“如果一線教師總想著單元內容重組，會不會出現隨意破壞原有知識結構的情況”“基于學習進階理論的學習與大概念學習有什么關系”……各種各樣的問題，層出不窮。難能可貴的是，專家們總是耐心解答，并能從我提出的問題中見微知著、以小見大，引申出更具普遍意義的觀點，進而讓我從局部現象中把握事物本質屬性和普遍規律，尋求更為深入、全面的認知與理解。

為什么我有這么多問題？可能是“童心未泯”吧！有人說一個人是否成年，不取決于年齡，而取決于好奇心與質疑精神是否缺失。其實，我倒覺得好奇心與質疑精神的消退，并非是成熟的標志，反而可能是心理老化的開始。我們習慣于在各種培訓中，礙于面子或服從權威，只是充當聽者，這種“海綿式思維”使我們像提線的木偶只會被動地吸收與獲取，缺少了判斷和質疑。思考的惰性導致了提問的惰性，提問的惰性又促使了思考的惰性，兩者互為因果，惡性循環。久而久之，我們也就沒了問題，最終“不會問、不敢問、不想問、不好意思問”成為常態。

真的是沒有問題嗎？“問題”的缺失說明你可能真的出“問題”了。《論衡》中說“學之乃知，不問不識”。清朝鄭燮在《隨獵詩草》中寫道：“學問二字，須要拆開看。學是學，問是問。今人有學而無問，雖讀書萬卷，只是一條鈍漢耳。”胡適給大學生開了一個防身救急的藥方，有三味藥，第一味是“問題丹”，第二味是“興趣散”，第三味是“信心湯”，他建議學生要不斷發現問題，研究解決問題，這樣才能取得進步和發展。

1933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還專門創作了一首詩歌《問到底》：

天地是個悶葫蘆，悶葫蘆里有妙理。您不問它您怕它，它一被問它怕您。您若愿意問問看，一問直須問到底！

陶行知先生這種追根究源、刨根問底、問個明明白白、探究個清清楚楚、不留半點疑問的精神，不正是我們追求的求真求實的學習態度和學習品質嗎？

愛提問的教師必定是一個善于發現、勤于思考、具有批判性思維的教師。他們目光如電，對問題有著特殊的敏感性，喜歡帶著不斷提問的態度去傾聽，并能從看似沒有問題的事情中發現問題。當別人想“兜售”觀點時，他們會抱著一種隨時與對方辯論的心態，不斷披沙揀金，不斷提出問題并思考答案，從而明辨是非，做一個清醒、包容和謙恭的人。

有這樣一個故事。

歐洲近代自然科學奠基人伽利略在比薩大學求學期間，比羅教授在一次胚胎學課程中指出：“母親生男孩還是生女孩，是由父親的強弱決定的。父親身體強壯，母親就生男孩；父親身體衰弱，母親就生女孩。”

伽利略立刻舉手發問：“老師，我有疑問。”比羅教授面露不悅之色，回應道：“你提的問題太多了！你是個學生，上課時應該認真聽老師講，多記筆記，不要胡思亂想，動不動就提問題，影響同學學習！”

伽利略當即說道：“這不是胡思亂想，也不是動不動就提問題。我的男鄰居身體非常強壯，可他的妻子一連生了5個女兒。這與老師講的正好相反，這該怎么解釋？”

“我是根據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講的，不會錯！”比羅教授搬出了理論根據，想壓服伽利略。

伽利略繼續說：“難道亞里士多德講的不符合事實，也要硬說是對的嗎？科學一定要與事實符合，否則就不是真正的科學。”比羅教授被問倒了，下不了臺。

后來，伽利略雖然受到了校方的批評，但是他勇于堅持、好學善問、追求真理的精神卻絲毫沒有改變。正因如此，他才最終成為享譽世界的一代科學巨匠。

這個故事讓我深受觸動，聯想到自己的種種提問經歷，我心安了，同時還喜歡別人稱我為“問題學生”“問題教師”。我慶幸，我是一個愛提問之人，同時更慶幸遇上了一批理解、包容和支持我的專家。“問題”使我成為一個有獨立見解的人，讓我養成了用批判性眼光審視自己的日常教育教學。我愿永遠做一個有好奇心、愿意去檢索信息、深度了解事物的人，從而讓自己面目清新、充滿活力，贏得屬于自己的教育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