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之際，我懷揣著無盡的敬仰與向往，瞻仰并參觀了西南聯大博物館。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時空，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在眼前徐徐展開。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在艱苦卓絕的歲月里鑄就了無數輝煌偉業。他們用知識與汗水書寫了一部關于責任、擔當與民族復興的壯麗篇章；用自己的行動和生命，書寫了一部感人至深的愛國主義史詩。

在抗日戰爭時期，平津陷落后，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隨著戰事的推進，1938年2月中旬，長沙臨時大學又分三路西遷昆明，4月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于昆明校舍緊張，又在蒙自創辦了一個辦學時間不長的分校。由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組成西南聯大常委會，輪流擔任主席，后因蔣夢麟、張伯苓均在重慶任職，只有年齡最小的梅貽琦長居昆明實際主持校務。西南聯大前后共經歷了8年零11個月，既保存了戰爭年代重要的科研力量，又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蜚聲中外的優秀人才，使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火種薪火相傳，其成就彪炳史冊。

西南聯大（包括附中、附小）的校友中，共有170余人當選“兩院”院士；楊振寧、李政道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鄭哲敏5人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鄧稼先、趙九章、郭永懷等8人獲“兩彈一星”功勛獎，又培養了100多位人文大師。然而，誰能想到這樣舉世矚目的成就，竟然是在烽火連天、動蕩離亂的極端艱苦的歲月里取得的！

回首往昔，張伯苓校長的“愛國三問”，如同晨鐘暮鼓，讓人振聾發聵。“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愿意中國好嗎？”這三個簡單卻又深刻的問題，如同三面鏡子，映照出學生們內心深處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擔當。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在那個戰火紛飛、艱苦卓絕的年代，面對重重困難與挑戰，他們毅然前行，用超凡的智慧與寶貴的生命，生動地詮釋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民族氣節，高揚了聯大人光輝璀璨的愛國主義精神，其事跡令人敬仰，其精神永載史冊。

“九一八”事變后，在大洋彼岸留學并即將學成的趙忠堯義憤填膺，他謝絕了導師的挽留，毅然決然地回到祖國，并利用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盧瑟福博士贈送的50毫克放射鐳，開設了中國第一個核物理課程，主持建立中國第一個核物理實驗室。北平陷落后，他又冒著生命危險潛回已經封閉了的清華大學實驗室取出這50毫克鐳，把它裝在一個破壇子里，喬裝成難民，成功地把這點兒寶貝帶往昆明，為中國高能物理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1941年，正是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期，陳寅恪結束了自己在英國牛津大學的聘任，謝絕了西方學界的一再挽留，毅然回國與同胞共赴國難。王竹溪、張文裕等人亦是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王希季毅然放棄即將獲得的博士學位，與鄧稼先、趙忠堯、華羅庚、黃宏嘉、黃昆、唐敖慶等聯大學子一起謝絕了西方國家的優厚待遇，投入新中國的懷抱，在“兩彈一星”等多領域為祖國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挺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正如華羅庚在歸國途中寫下的那句話：“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是有自己的祖國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錢三強、鄧稼先、王淦昌、朱光亞、郭永懷等聯大學子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打起背包就出發，隱姓埋名，投身茫茫戈壁，為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默默奉獻著。1964年10月16日，一聲巨響，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上空成功爆炸，從此改變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歷程中，聯大的師生們響應黨的號召自力更生、攻堅克難，填補了一項又一項重大的科技空白，為新中國的獨立自強作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鄧稼先和郭永懷，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一位女作家曾把鄧稼先比作鑄劍人的女兒莫邪，當莫邪跳進燃著熊熊大火的熔爐中，寶劍得到“人”的祭獻，成為千古名劍。郭永懷亦是用生命為國鑄劍之人。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在實驗中發現了一條重要的數據線索，這一數據能使我國在熱核武器發射領域獲得突破性進展。他當即決定連夜搭乘飛機進京匯報。就在飛機即將著陸時，不幸發生了墜毀事故，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用自己的軀體緊緊護住裝有核彈資料的文件箱，大火燒焦了他的身體，核彈資料完好無損。22天后，依據他用生命保護的重要資料，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爆成功。

“一個民族要有自己的防身寶劍，正義之劍，這把劍就是用報國志士的生命鑄就的。”鄧稼先、郭永懷他們就是為這個民族而生的志士。十年飲冰，難涼熱血。聯大人對新中國這片熱土深沉的愛，讓自己的民族、同胞不再受列強欺凌的責任和擔當讓人感動。正如沈從文先生在《云南看云》里寫的：“戰爭背后還有個莊嚴偉大的理想，不僅是我們要發展，要生存，還要為后人設想，使他們活在這片土地上更好一點，更像人一點！”

西南聯大師生為學術、為事業而拼命的精神深深地震撼著當代有良知的人們。費孝通先生評價曾昭掄先生的一段話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沒有這樣的人在那里拼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現在的學者當個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經不是為了一個學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這個學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會覺得這個學科比自己穿的鞋更重要。”與聯大人相比，我們現在缺的不是物質上的富裕，缺的正是他們那種“拼命三郎”的奮斗精神。

回顧西南聯大時期，聞一多、華羅庚兩家14口人，在一間只有16平方米的陰濕廂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后來，華羅庚伏案于牛圈的頂棚上面，完成了上百萬字的成名專著《堆壘素數論》。在昆明，日寇飛機轟炸是常事，有一次敵人的飛機把吳大猷夫婦的小茅屋炸塌了半邊，土墻壓碎了他們盛糧食的瓦缸，里面的半缸面粉和泥土碎瓦片混在了一起。生著病的妻子只好每天把混合著泥土的面粉揉成面團，用水反復搓洗，最后用僅剩下的一點兒面筋為上課歸來的丈夫充饑，就這樣支撐了半個多月。這就是培養了3個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的偉大博士的生活。教授們是這樣，學生們的情況更可想而知，往往幾個人合用一本教科書，缺衣少食更不用說。

鄧稼先在聯大學習時靠姐夫鄭華熾接濟，由于飯量大，一家人節省的口糧根本不夠鄧稼先吃，他只好利用課余時間給人送報紙、當電燈匠打工掙錢，勤工儉學。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地質學女院士郝詒純靠給別人洗衣服、當保姆、刻蠟版掙錢，最終完成了在聯大的7年學業。跑警報，泡茶館，吃夾有砂粒、稗子和老鼠屎的“八寶飯”是當年聯大生活的標志性寫照。教授們一邊跑警報，一邊給學生們講課，學生們在圖書館搶不到座位，就去街道的茶館里寫論文、做試卷。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錢穆寫出了《國史大綱》，湯用彤寫完了《中國佛教史》，馮友蘭完成了《貞元六書》，吳大猷寫出了《多原子分子結構及其振動光譜》，等等。上世紀40年代初，林語堂在昆明看到聯大的狀況后說：“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聯大人這種剛毅堅卓、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不由得使我想到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延安時期，同樣也是物資相當匱乏，物質條件異常艱苦，但到處都能聽到革命戰士、熱血青年嘹亮的歌聲，到處都是理想高揚、激情燃燒。正是因為聯大師生們堅守著這種精神，才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創造出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現在，我們大學的實驗室越來越寬敞，設備越來越齊全，完全有能力、有條件攻堅“卡脖子”的技術難題，為實現偉大中國夢而奮斗，進而創造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貢獻。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信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將國家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緊密相連。西南聯大師生們的事跡，是愛國主義精神的生動寫照。在那烽火連天、困頓不堪的歲月里，他們以無畏之姿堅守著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對知識的執著追求，以及對民族復興的堅定信念。他們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黑暗的時代，更為后人樹立了不朽的榜樣。這份精神力量，跨越時空的界限，依然在新時代熠熠生輝。

作者單位：陜西省咸陽市三原縣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