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原本是保障權益和實現監督的一項制度。然而，因為舉報門檻低、成本小、渠道多，這一工具正在被部分家長濫用，逐漸成為“割”向教師的一把“鈍刀子”。據《半月談》報道，西南某地基層教育局提供的臺賬顯示，今年1至8月，該局共收到128條舉報教師的信息，經調查，僅7起舉報基本屬實。

那些舉報的理由簡直是五花八門——作業布置得“太多”或“太少”，對學生太“溫柔”或太“嚴厲”，甚至因為老師沒及時回復家長的信息、在學生面前吃了外賣，或者學生丟了塊橡皮，都成了投訴的理由。還有的家長因為不滿老師的管教方式，舉報老師“心理虐待”學生，結果調查后發現老師只是對不當行為進行了班會批評，行為合情合理。更有甚者，有學生因不滿老師的批評，竟借著舉報撒氣，捏造出“老師體罰、辱罵學生”的故事，經查完全子虛烏有。

家長“找茬”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出于對孩子的過度保護，認為孩子一受了“委屈”就得立馬找老師“討公道”；有的是過于焦慮和敏感，誤解了教師的意圖和教學方式；還有一些則過于自信，認為自己的教育理念才是唯一正確的，教師稍有不同，就被視為“敵對”。舉報沒有風險，“即便失實，舉報者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價”，因此，有些人開始濫用舉報這個“錘子”，不管有沒有釘子，錘上去再說。

然而，這樣的舉報真的能解決問題嗎？不管因何舉報，有無證據，是否屬實，接到了舉報，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就要有所回應，不得不為那些不實舉報、荒謬舉報浪費大量的行政資源。當老師陷入自證的繁瑣流程，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又如何保障孩子們能夠獲得健康的教育環境？當舉報的隨意性使教師在教學中進退維谷，不敢管、不想管，又如何督促學生求學和上進？舉報者動動嘴，調查者跑斷腿，被舉報者心很累。

濫用舉報既是家校溝通不暢的“果”，也是加劇彼此不信任的“因”，教育生態若陷入惡性循環，最終受到影響的一定是學生。

要減少不實舉報，關鍵在于優化舉報機制。應該考慮為舉報設立合理的門檻，比如有一定“舉證責任”的要求，需提供基本的事實依據，而不是僅憑主觀判斷。不提供任何證據，空口說白話，或無中生有、明顯失實，就應該在初篩中被過濾掉。如此，既保障正當的舉報權，也避免無意義的投訴調查。

處理舉報的流程可以仿效醫療行業的分診機制，將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事情分級處理：對明顯輕微、主觀色彩較強烈的投訴，通過學校層面的溝通調解機制進行初步處理；對涉及重大師德問題、嚴重違反教育規范的情況，通過更高層級的渠道處理。分層處置，不僅能提高舉報效率，還能讓小問題在早期被快速解決，防止矛盾擴大化。在確保問題得到關注的同時，避免浪費行政資源和教師精力。

另外，舉報不能是單向責任制。舉報者如果不用為失實舉報付出任何代價，就很難抑制部分人濫用舉報的惡念。比如，對于多次惡意舉報的個別人，可以限制其未來的舉報權，或要求其公開道歉，甚至在嚴重的情形下追究法律責任，讓家長和學生意識到，舉報是一種權利，但任何權利都有邊界，濫用權利也是要承擔后果的。

即便舉報內容被證明不實，教師的職業榮譽感、獲得感仍會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害。因此，教育部門和學校應公開澄清事實，為遭遇了惡意舉報、不實舉報的人正名，幫助他們走出困境，重建教師的信心和社會形象。做錯了要受罰，做得對就應該被鼓勵。

正當的舉報，是凈化教育生態、監督教學質量的一種必要手段。是時候為舉報機制安裝合理的“安全閥”，讓它回歸到監督的本來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