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就業是民生之本、發展之源。為了激發大學生求職動力,緩解就業壓力,首先需明晰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及生成機制。本文以陜西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家庭貧困代際傳遞為視角,實證分析了大學生就業選擇盲目單一,價值選擇傾向于穩定、就業結構性錯配嚴重,注重個人層面考量、內部呈現群體性差異的特點,揭示就業價值取向生成關鍵性因素,澄清價值誤區,從家庭、個體、高校、政府多個維度,構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培育學生理性就業取向的精準幫扶路徑。

[關鍵詞]貧困代際傳遞  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就業價值取向  幫扶路徑

基金項目:本文系陜西省高等教育學會2021年高等教育科學研究項目“貧困代際傳遞對陜西高校畢業生就業流動影響及幫扶機制研究”(項目編號:XGH21103)階段性成果;陜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學規劃2022年度課題“貧困代際傳遞視角下陜西高校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形成的作用機理及教育幫扶機制研究”(項目編號:SGH22Y1280)階段性成果。


引  言

自20世紀90年代末高校擴招后,我國大學生在校人數和畢業人數逐年增長。據統計,2012—2021年,高校畢業生數量由680萬增長至909萬,2023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158萬人,同比增長82萬人,規模和數量均創新高。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已經成為國家和社會焦點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的“雙優先”理念,突出強調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這一重要定位。陜西作為教育大省,每年高校畢業生約33萬人,其中家庭經濟困難畢業生(以下簡稱:家困生)超過4.6萬人,基于當前就業形勢,探析貧困代際傳遞影響下家困生就業價值取向現狀,揭示關鍵性影響因素,構建精準幫扶路徑,引導理性選擇就業是值得研究的話題。

概念界定與理論機制

貧困代際傳遞是指貧困以及導致貧困的相關條件和因素,在家庭內部由父母傳遞給子女的一種惡性遺傳鏈,這種代際傳遞涉及經濟狀況、思想觀念、文化習俗、行為方式等方面。就業價值取向則是個體對某種職業有無價值的固定態度和看法,它是人們就業過程中的驅動力,影響個體職業選擇和流動,筆者結合決策平衡單,將大學生就業價值選擇歸納為個人物質、個人精神、社會物質和社會精神四個維度。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在《資本的形式》一書中將資本劃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其中經濟資本指是收入、金錢,社會資本則是家庭人脈、職業等。文化資本是指在特定環境下,個體或群體擁有的非物質性資源,存在三種形式,一是體現化文化資本,指個體在長期的社會化過程中所積累的知識、技能、教養和審美;二是物化文化資本,指個體擁有的與文化相關的物質資產,比如藝術品、書籍等;三是制度化文化資本,指個體通過教育和專業認證等形式獲得的正式資格或地位,比如學位證書、資格證書,文化資本主要通過家庭教養和學校傳遞獲取。

筆者認為,貧困代際傳遞是一種極端形式的長期貧困,對個體家庭資本積累產生影響,家困生在資本積累和就業價值取向上是否也存在代際傳遞,其中蘊藏著什么作用機理,如何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效應、構建精準化理性價值觀養成幫扶路徑,對于學生個體就業價值塑造、高校就業壓力緩解和陜西區域發展有著深遠意義。

研究設計與數據分析

為了解陜西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就業價值現狀和困境,本研究經過專家指導、課題組研討,從社會資本(父母職業、社會關系網)、經濟資本(家庭收入)、文化資本(學業狀況、資格證書、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對子女就業選擇重視程度、職業期待)三個層次和個人物質(工資水平、單位福利等)、個人精神(個人成就感、自我價值實現等)、社會物質(創造社會財富)、社會精神(推進行業發展、為社會創造價值、幫助他人成長等)四個維度,設計了《陜西高校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調查問卷》,問卷一共45道題,涉及基本信息、就業意向選擇、就業影響因素、個人就業認知、就業困難需求等方面。

問卷通過是否獲取過國家助學金或當地政策性資助為標準界定家困生,選取陜西不同層次、專業、家庭背景大學生為調研對象,采用問卷星無記名收集數據,共回收問卷705份,其中調查對象覆蓋大一至大四學生,其中大一222人,占比31.49%,大二139人,占比19.72%,大三193人,占比27.37%,大四151人,占比21.42%;男生282人,占比40%,女生423人,占比60%;戶籍來自農村478人,占比67.8%,城鎮227人,占比32.2%;獲得過國家或地方性助學金的351人,占總人數49.79%,其中男生131人,女生220人。

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資本積累和就業價值取向

1.貧困代際傳遞影響,資本積累處于弱勢地位

本研究文化資本測量主要從父母學歷、對孩子就業選擇尊重程度、家困生在校學業情況等指標,調查發現家困生和非家困生在文化資本的“父親受教育程度”“母親受教育程度”上有極其顯著的差異(P<0.001),家困生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分別占比68.94%、62.39%,非家困生父母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分別占比42.65%,45.76%。81%的家長重視孩子在校學習情況,94.6%的家困生認為父母教育理念、價值取向對自己就業價值產生影響,82%的父母對孩子職業前景存在期待,90%的父母尊重孩子就業選擇。學生個體可通過接受教育和實踐提升文化資本積累,但家困生和非家困生在“成績排名”“是否有英語四級證書”上有極其顯著差異(P<0.001),家困生和非家困生選擇在“課余時間是否會提升個人綜合能力”的占比分別為14.7%、77.3%。

在家庭經濟資本方面,家困生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以下占比64.96%,社會資本主要是從父母職業和社會關系網絡兩個指標進行測量,家困生和非家困生在社會資本的“母親職業”“親屬社會關系”上有極其顯著的差異(P<0.001),非家困生的社會資本比家困生更多,64.67%家困生父母的職業為農民或外出務工人員,家困生社會資本積累較少,社會關系網絡較窄,70%家困生在求職中沒有親屬提供有價值的社會關系網絡和支持。

2.就業選擇盲目單一,“慢”就業現象凸顯

近幾年,用人單位提升了招聘學歷門檻。為了提升就業競爭力,考研人數逐年增多,據統計,2015—2022年,7年考研報名人數增長了15.8%。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457萬,比2021年增長80萬。“考研熱”、接受繼續教育,一方面提升了大學生培養質量,但另一方面也滋生了“不就業”“慢就業”現象。本研究調查發現,351名家困生中約60.40%選擇“暫不就業,準備考研”,問及考研原因,73%是提升個人能力需要,53%是為了滿足父母長輩期待,36.1%是受周圍同學影響,23%是為了暫時逃避就業而選擇考研,約15%的學生表示考研失敗后會選擇“二戰、三戰”,直至考研“上岸”。

3.就業選擇傾向穩定,結構性錯配嚴重

調查發現,家困生就業觀念更傾向于體制內工作,在就業單位上,64.39%選擇國有企業,54.98%選擇事業單位,28.49%選擇民營企業,28.77%選擇外資企業,選擇自主創業、自由職業的為10.54%、19.65%。家困生親屬希望孩子選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的占比分別是68.94%、63.53%、42.17%,選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占比分別是14.52%、10.25%,7.4%選擇基層就業,家困生就業單位選擇和親屬期待職業契合度非常高。在具體就業崗位選擇上,61.53%家困生期待未來從事專業技術崗位,25.07%期望從事行政管理崗位,2%的學生選擇一線工人崗位,基層就業意愿低。在就業地域選擇上,約50.14%的家困生選擇在西安就業,30.77%學生選擇回生源地但不低于地級市城市就業,到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就業人數分別占比14.81%、18.52%、15.67%,遠距離就業流動意愿較低。結合現實情況,每年體制內單位提供就業崗位相對較少且競爭大,民營企業為大學生提供65.8%的崗位需求,東部地區為畢業生提供51.3%的崗位需求,對應以上家困生就業價值取向現狀分析,出現了區域機遇和流動意向錯配、行業需求與求職熱度錯配、崗位缺口和職業挑選錯配等現象,大學生就業結構性錯配出現企業“招工難”和大學生“就業難”雙重困境,給高校就業工作和區域經濟發展帶來挑戰。

4.個人層面考量影響就業選擇,內部呈現群體性差異

學生在就業選擇時會考慮個人物質、個人精神、社會物質、社會精神四個層面,在貧困代際傳遞效應下,家困生家庭收入少、資本積累處于弱勢狀態,94.58%的家困生期待工資待遇能改善家庭經濟情況,69.23%的學生希望畢業后月收入在7000元以上,認為“工作對健康、工資水平、單位福利、生活成本、住房補貼的影響”等層面的占比分別是94.01%、93.44%、92.88%、90.88%、90.2%,在“工作能帶來成就感、實現自我價值、工作滿足個人興趣”等層面的占比,分別是86.89%、84.33%、84.04%,認為“創造社會財富重要”的占比為66.38%,在“推動行業發展、為社會發展創造價值、幫助他人成長”等層面認為重要的占比,分別是78.34%、82.33%、78.91%。以上數據說明家困生在就業選擇時更側重個人層面,對社會物質和社會精神方面考慮較少。此外,家困生在就業價值取向上存在群體內部差異,不同性別在就業選擇時也呈現不同特點,男生和女生在休閑時間、工作所在地區未來發展潛力上存在顯著差異(P<0.01),女生比男生更看重工作穩定、自我價值實現和他人支持,同時更加注重個人精神、社會精神方面。

家困生非理性就業價值取向生成原因

1.家庭資本較弱觀念代際傳遞,干擾家困生就業價值選擇

父母自身格局、資本積累、家庭文化、教養方式、價值判斷對孩子就業價值取向形成的影響是潛在、深刻、全面的。家困生為了滿足家庭期待、實現個人發展、出人頭地改變命運、實現“人生逆襲”的內驅力和奮斗意識較強,會通過勤奮學習獲得成就,但受家庭經濟條件、社會影響,家困生在爭取跨區域交流實踐、高平臺實習機會、考取技能證書、參加職業培訓上,獲取家庭資金投入和人脈支持較少。家困生父母對孩子在學業成長、未來職業上抱有許多期待,希望孩子能夠實現自己未實現的職業理想,期待子女通過教育和未來職業改善家庭經濟情況。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實現家庭階層跨越,會將家庭職業價值判斷傳遞給孩子,在職業選擇關注點集中在穩定、體面、高收入三個方面,而家庭收入較高的家庭由于經濟壓力相對較少,依靠孩子改變家庭命運的期待較低,雖然對子女教育和職業發展也有期待,但更多關注孩子人格獨立、實現自我價值等方面。

2.就業信心不足、目標不清晰,缺乏客觀清晰的自我認知

部分家困生受家庭經濟和成長環境影響,存在性格內向、缺乏主動性和自信心等特點。經調查,69.52%的家困生認為目前就業形勢嚴峻,找到合適工作的信心不足,63.25%的家困生沒有明確的職業目標,只有9.7%的家困生非常清楚自己適合什么崗位。約有50.26%的家困生不主動了解就業相關信息和政策、不清楚市場和行業用人需求,對未來職業選擇僅限于個人主觀經驗判斷、家庭期待和周圍朋輩群體影響,對自身能力和崗位期待值較高,在個別行業、職業選擇上存在就業偏好和價值誤區,導致就業價值觀迷失。

3.高校職業指導課程偏系統化,精準化就業教育匱乏

經過數十年發展,我國高校就業指導課程在課程體系、師資隊伍、就業指導平臺建設上有了很大突破,但仍然有部分高校就業指導課程偏系統化,形式和內容單一,教學班級以大班教學為主,教學形式主要為課程教學、講座,課程內容側重于理論教學忽視了實踐操作,主要涉及就業前景解析、簡歷制作、面試求職技巧、就業政策宣講、就業信息宣傳等方面。此外,課程體系無法實現從低年級到高年級的全程覆蓋,滿足學生個性化需求、就業價值觀探索、精準化輔導等方面相對薄弱。高校及學生個體對就業指導課程的重視程度也不足,只有19.37%學生非常滿意學校開展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和培訓。

4.就業市場不穩定、發展不均衡,加劇非理性就業價值觀產生

近幾年,許多企業紛紛調整崗位,行業人才需求發生了變化,裁員、降薪、校招名額縮減,體制外就業機會明顯減少。另外,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均衡,陜西高校學生生源大多來自于中西部地區,該區域經濟發展難以容納大量畢業生,招聘崗位少、工資待遇低與學生期待高、遠距離流動意愿低形成供需矛盾,大學生就業出現“留不下的大城市、回不去的故鄉”的現實困境。就業市場不穩定和地區發展不均衡,影響了家困生的就業信心,導致學生追求穩定選擇體制內就業,或者暫時逃避就業壓力盲目選擇考研,“漫就業、慢就業、難就業”現象加劇。

大學生理性就業價值取向的培養和幫扶路徑

1.調整期待營造氛圍,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家庭資本積累

“人往高處走”是就業的普遍選擇,但父母應客觀認識就業形勢、正確評估孩子綜合能力,適當調整家庭職業價值判斷和孩子就業期待,注重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增加交流機會,盡可能多關注孩子的思想情況,尊重孩子的就業價值觀和職業選擇。重視貧困代際傳遞效應對家庭資本積累的影響,特別是文化資本這一關鍵因素,在家庭經濟情況好轉的情況下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鼓勵子女多參加技能培訓和實踐實習,提升就業技能和職場競爭力。

2.回歸理性、正視差距,注重培養個人綜合實力

家困生需要客觀對待貧困代際傳遞效應對家庭及個人資本積累的影響,既要滿足家庭期待,又要具備獨立思考、理性選擇的能力,拓寬個人格局和視野,跳出家庭職業認知和固有思維模式,洞悉個人特點和優劣勢,積極參加各種實踐實習和學校就業指導培訓。此外,還應增強職業生涯規劃意識,樹立理性職業價值觀,依據專業特點和市場需求明確職業目標和實施步驟,通過有效學習、技能培訓、考取資格證書等形式,有意識、針對性地完善和彌補個人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弱勢,提升自身綜合實力,增強職場核心競爭力。

3.精準指導、拓展渠道,支持學生多元化就業

高校作為育人主體,應將就業形勢、企業用人需求和家困生個性化需求相結合,優化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與指導課程,注重專業教育、實踐實習和就業指導深度融合。一方面,從學生大一入學開始,精準指導,開展職業價值觀探索、就業技能培訓,讓學生深入了解個人興趣、自身能力,幫助學生走出價值誤區,提升就業能力;另一方面,依托專業特點,組織學生參加認知實習、企業參觀、畢業實習,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使學生清晰認識就業環境和職業前景,增強學生求職意識,樹立客觀理性的就業觀。此外,面對校招企業減少、崗位縮減的現狀,高校應積極開展“訪企拓崗”,有效匯聚社會各方資源,創新校企供需對接模式,打通求職招聘的“最后一公里”,為學生拓展優質就業崗位,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4.政策支持、協調資源,拓寬企業生存空間

政府適當發揮市場調控和資源配置作用。一是調整稅收優惠政策、落實企業發展保障機制,減少企業生存壓力,助力企業良性運營,鼓勵企業創造就業崗位,為有留陜就業意愿的學生提供機會,緩解就業壓力的同時提升區域人才吸納能力,助推經濟發展;二是拓展就業崗位,加大基層就業扶持力度,確保基層就業優惠政策落地,以政策優勢吸引有基層就業意愿的學生到西部、基層就業;三是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之舉,政府應該加強偏遠貧困地區教育投資,傾向性提供經費支持和文化資源,幫扶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持續接受教育,推動教育公平,破除貧困代際傳遞效應。

參考文獻:

[1]杜方方,許超,宋秉斌.家庭資本與大學生就業認知實證研究[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9(5).

[2]宋國楷,武天,李東.家庭地位、人力資本與政策對大學生基層就業意愿的影響[J].西安交通大學(社會科學版),2019(5).

[3]韓靈梅,李賀松,薛柯柯,等.家庭文化資本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影響研究[J].理論研究,2022(7).

[4]杜亮,劉宇.“底層文化資本”是否可行——關于學校教育中文化資本與社會流動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J].中國青年研究,2020(5).

[5]任怡璇,李藝.基于CARES模式下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及提升路徑研究——以天津大學為例[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

[6]張蕓.可行能力視角下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精準就業幫扶路徑研究[J].陜西教育(高教),2022(8).

[7]蔣翠.陜西科技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分位數回歸修正模型分析[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20(3).

(韓曄:陜西科技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

責任編輯:張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