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中國文學史上的詩界革命適逢“放眼世界，奮力變革”之時，以文學革新配合政治改良運動，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詩界革命倡導者，提出了一系列詩歌改革的理論主張，并進行了多方面創作嘗試。但由于缺乏先進的思想指導，詩界革命不可避免地失敗了。新文科建設是中國在新時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況下，提出文科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方法進行深度改進，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因此，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可比性，汲取詩界革命的歷史教訓，對于正確認識新文科建設的意義和價值，促進新文科的發展建設具有積極作用。

[關鍵詞]詩界革命  新文科  啟示

基金項目：教育部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項目編號：2021120047）；陜西省社會實踐一流課程建設項目（項目編號：2021191）。

中國文學的發展隨著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真正登上歷史舞臺而引發了一場大變革，文學革新的需求沖上了有史以來文學改良運動的最高峰。在面臨“大變大革”之際，以傳統士大夫為代表的文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壓力，文學的功用和價值進入全面重估、重建時期。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人為了配合維新變法活動，在進行政治革新的同時也致力于文學改良運動，嘗試將新時代、新事物引入詩歌創作之中，但是“舊瓶裝新酒”的把戲終究難以動搖傳統詩歌的根基，再加上變法的失敗導致詩歌革新運動的倡導者號召力有限。而更讓維新派文學改良雪上加霜的是，維新派失去變革的銳氣之后搖身一變成了守舊的保皇派，在與辛亥革命勝利后的革命派之間爆發了一場公開的文學論戰后，文壇名望一落千丈，所謂的“詩界革命”也隨之偃旗息鼓。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真正粉碎了中國封建統治的根基，廣大民眾的社會理想和文化追求與過去迥然不同，求新求異求變的政治目標聚焦于富國強兵，文學價值和文學理想也寄望于開啟民智、提振民氣、凝聚民心。回顧“詩界革命”的發展歷程，從提出了改革詩歌的主張到一蹶不振不過短短幾年的功夫，不但沒有實現革舊迎新的目標，反而成為了反對者批駁的靶子。所謂“古風格”與“新語句”用起來難以得心應手，格格不入，傳統派和革命派都看不上眼；“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心”依舊籠罩在傳統寫作的風格下，與新時期“言文一致”的表達需要相去甚遠。

今天當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高等教育從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到新文科的全面改進提升，特別是新文科建設的提出，既是新時代教育發展的需要，也是“流動性”增強而“穩定性”趨弱的流動社會立足于國家安全穩定的必然要求。與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相比，不斷走向富強的中國同樣面對著不安定的國際環境，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國不再是百年前那個積貧積弱的國家，有能力、有勇氣，也有信心進行自我革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道路必然走向勝利。曾經作為文學乃至文化核心的詩歌試圖用“革命”的形式獲得新生，可惜它沒有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從最初的高歌猛進到漸漸疲軟乏力，并最終走向無疾而終。雖然新文科建設與“詩界革命”有著明顯的不同，但在求新圖變、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方面還是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以史為鑒，能夠使新文科建設避免走不必要的彎路。

“詩界革命”的理論實踐與現實困窘

“詩界革命”是20世紀初，在政治改良的前提下，以梁啟超、夏曾佑、譚嗣同等人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為維新政治、改良社會而提出的一系列文學革命中的一部分，是從思想上為政治維新提供理論支持的探索。

1.宏大目標與騎墻立場

“詩界革命”的不徹底性充分體現在專業屬性和社會屬性之間猶豫徘徊，不能有效地將二者結合起來。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改良運動從來都不是“純文學”的事業，背后總有著種種復雜的背景。隋代的文風改革、中唐的新樂府運動和古文運動、宋代的詩文革新、明代的詩歌“復古”等無一不是特定政治環境下以文學革新改變人們思想觀念的努力。晚清的詩界革命代表人物梁啟超正是因為清楚地認識到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才積極地提倡各種形式的文學革命。他認為“當時的國家正處于維新變革之期，作為服務于這一變革的詩歌也必須隨之而革新”。但是，對于詩歌如何革新，特別是革新后的詩歌如何服務于變革，他并沒有提出明確的主張，只是在風云動蕩的大時代中，強烈地感受到“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革新運動源于政治，終于詩歌，他更擔心的是詩歌未來的命運。等到詩界革命進入總結階段時，梁啟超說：“上所舉者，皆其革命軍月暈礎潤之征也，夫詩又其小焉者也。”詩歌變革是政治風云的先兆，而和政治比較起來，詩歌只是其中的小事情而已。由此可見，詩界革命的倡導者既寄希望用詩歌改變人心，同時又認為作詩只是小事情，不必傾盡全力去做。政治改革的宏大目標與余事為詩的輕佻態度顯然是不和諧的，詩歌既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又要擔負改換人心的重任，兩者之間根本無法和諧共進。

2.舊瓶新酒與革故鼎新

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需要將“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融為一體。詩歌所寫內容要新，對應新內容要有新名詞新句子，同時還要繼承古典詩歌的傳統，繼續使用五七言、講究音韻格律的詩歌樣式。所以當黃遵憲的詩歌中出現了輪船、火車、電報、照相等新事物時，梁啟超立刻就找到了知音：“近世詩人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然而黃遵憲詩歌中的新理想也不過是“感種族之將燼，代一棒于當頭”之類的感想，或者“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等新物質生活方式的描述，最后梁啟超不得不感慨黃遵憲詩歌還處于“物質上瑣碎粗疏”，遠遠達不到“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地步。即便黃遵憲的詩歌能“熔鑄進化學家言”“每章皆有寄托”，詩歌所發揮的作用也不過是介紹西方新思想、描摹新事物。詩界革命所主張的“有新意境、新語句，而又以古人風格入之”，不過是形式上的舊瓶裝新酒，與其變革政治、富國強兵的愿望相去甚遠。

3.求新求變與西學困惑

求新求變是晚清社會士大夫階層公認的追求，詩歌走向詩界革命也是順應大時代發展趨勢的表現。梁啟超所說的“新意境”雖然包含有新思想，但新思想的來源卻“不可不求之于歐洲”。對“古風格”形式的推崇造成表達上的束縛，并沒有使他意識到形式會對內容形成桎梏。所以，他堅定地捍衛詩歌的傳統形式，“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甚至認為把太多新名詞放入詩中，是“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因為偶爾“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如果不這樣，反倒讓人覺得腹中貧儉沒有學問。所以，只要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就是實實在在地對詩界進行革命了。近代中國的積貧積弱被西方堅船利炮欺侮碾壓，讓知識分子看到差距的同時，變革之心也前所未有的強烈。文人手中的武器只有詩文，“學界之情狀”的改變在于學習，于是“歐洲之真思想真精神”的輸入就成了首要任務。但是對輸入后怎樣對待“真思想真精神”卻并沒有進行深入的思考，不僅無法處置“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的矛盾，更沒有為外來的“真思想真精神”與傳統的思想精神之間的沖突找到出路。

新文科建設的超越

在救亡圖存之際，詩界革命所做的嘗試，可以看作是部分文科的“創新”試水。但說“祖國無一哲理、政法之書可讀”，不免矯枉過正，只能是在政治方向茫然狀態下的求助于學術的一次努力和探索。新文科建設所處環境下的國力和國情與“詩界革命”時代不可同日而語，新時代賦予了新文科建設“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文化大繁榮，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重任。因此，新文科建設是目標清晰、指導方針明確、有著科學整體部署和全面系統設計的文科重建過程。

1.領導力的權威性

“詩界革命”因為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僅僅靠幾個文人用文學手段助推政治革新，遭遇失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新文科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充分肯定文科重要性的基礎上進行的文科創新。“新時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須加快創新發展”，而新文科還擔負著“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大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的精神動力”的重任，是在面對國家和社會發展等大問題的變革上，明確達成了共識：“新時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須加快創新發展”，要堅定不移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發展之路”，最終要達到“構建世界水平、中國特色的文科人才培養體系”。新文科建設不是個別人的主張，而是整個高等教育文科專業的全面創新之路。

2.向心力的確定性

由于“詩界革命”倡導者之間的政治方向上存在差異，“革命”與“維新”畢竟不在同一條道路上，詩界革命不僅沒能為中國革命和發展提供支持，甚至在詩歌發展的探索也不算成功。對于門類眾多的文科，如果純粹以學科思想為主導，如同“詩界革命”的一樣最終不僅難以殊途同歸，反而會在各行其是中迷失方向。“新文科建設的要義在于引領學科方向，回應社會關切，堅持問題導向，打破學科壁壘。”新文科是在文科各自為政、分科劃界幾十年，不僅相互隔離而且與現實距離日益疏遠的情況下，自上而下進行的一次文科深度改革和創新。在解決新時代復雜現實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單一文科專業勢必難以奏效，文科與文科之間、文科與理工農醫之間，都將為著一個個現實目標而重新排列組合，為文科注入新鮮的血液，讓文科在不同的社會場景中發揮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3.影響力的凝聚性

詩界革命倡導者希望詩歌能夠用來喚醒民眾、團結民眾，其最根本的目標是富國強兵，讓詩歌在言志抒情之外發揮思想引導的作用。但是詩界革命并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自身尚處于離散狀態，自然難以產生凝聚力。新文科建設則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道路上，對文科與生俱來的思想塑造、價值引領、樹立觀念等功能的創新性發展。既高度肯定文科本身的特性，又賦予了文科在新時代、新領域發揮新作用的期待。文科的學科屬性和功能與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期待在新時代得到了高度統一。新文科建設不再糾結于文科發展的形式問題，更關心的是文科的內涵、不同學科之間的內在關聯、跨學科的融合與再生等本質問題，文科內在價值體系的趨同使得新文科建設的影響力具有高度的凝聚性。

詩界革命對新文科的啟示

新文科建設并不是一個從文科專業的內部規律探索未來文科發展之路的實踐，而是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與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等同時進行的一場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科專業的現代化建設。所以，新文科建設不是孤立地圍繞一個或幾個文科進行的局部改進，而是著眼于“占學科門類三分之二，占專業種類和在校學生數半壁江山”的文科整體創新，是對文科本質屬性、作用和價值的一次結構性重建。

1.破舊才能迎新

“詩界革命”試圖在不改變詩歌形式的基礎上，增添新名詞、新事物到詩歌創作中，似乎新思想通過新名詞和新事物自然而然就可以發揮改變人們價值觀的作用。但他們意識不到舊東西只要不打破，就難有真正的革新。新文科建設沒有做出任何先入為主的限制，反而是給予文科各專業最大限度的改革創新支持。與理工科相比，文科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學科壁壘不斷加高加厚，有些甚至達到“老死不相往來的程度”。高墻深溝再加長期閉門造車，最后導致某些專業進入一種自娛自樂狀態，既不關心現實，也無益于社會。如果不打破這圍墻，新文科建設也有可能重蹈“詩界革命”那“舊瓶裝新酒”的覆轍，或將時新的名詞術語納入學科專業當作革新，或將不同學科專業硬生生“拉郞配”作為新舉措。所謂不破不立，新文科建設首先必須打破限制文科發展的藩籬，不能讓學科屬性或傳統成為壁壘保護的借口，要走出早已習慣了的學術舒適區。建立起密切聯系現實、服務現實的新知識體系和學科架構要付出艱辛的勞動和不懈的努力，需要有破除“閉門只讀案頭書”的精神。新文科建設不是原有文科的修修補補，而是文科迎接新時代挑戰的一次全面重建，只有敢于破舊，才能真正迎新。

2.跨界才能遇新

詩界革命就其初衷來說也不乏跨界的意愿，“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既表達了打破陳舊枷鎖的愿望，又指出了創新的思路。可惜他們只想打破舊詩的語言形式，而并不想從形式和內容兩方面進行徹底的變革。舊的既不能破，最終“言文一致”也就成了不成功的跨界嘗試。目前關于新文科建設的跨界討論已有很多思路，也有不少成功的例證。但是，新文科建設是一項關乎文科人才培養的重大工程，關系文科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如何實現“立德樹人”并服務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問題，涉及文科從“文以傳道”“文以載道”“文以貫道”等狹隘的歷史功用論中再一次重建自身價值的系統工程。跨界作為一種技術手段，首先鼓勵不同學科之間放下架子和偏見，相互之間建立良好的交流和溝通渠道。對于有著悠久歷史和良好自循環系統的傳統文科來說，意味著有些學科要徹底改變以往“閉門不聞窗外事”的習慣，不僅要走出去看其他學科專業，還要了解其他學科專業如何解決現實問題，從方法、視角、工具、環境等各方面進行吸收、借鑒，并逐漸融合、貫通成為本學科的一部分。

跨界不是輕輕松松一蹴而就的事情，能否在跨界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往往取決于跨界的目的而不是方法或手段。如果只是為了個人利益的或短期效益，跨界完全可以做表面文章，見好就收，淺嘗輒止。例如文史哲早期原本是不分的，只是后來隨著歷史進程走向了分化，似乎現在只要再次進行一下組合，就實現了跨學科研究。事情顯然不是那么簡單，走出學科的固有區域，一定會看到新現象，將現象轉化為有益于現實的問題，特別是那些影響國家發展建設的“卡脖子”問題，將新問題、新發現、新觀點、新思路、新方法形成一套完整的建設方案，才是跨界的根本目標。

3.聯姻才能創新

中國歷史上的文學運動大都并非單純的文學內部事務，總是與一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聯系在一起。“詩界革命”自然也不例外，在國內外復雜的政治環境下，只是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方式，卻想制造出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思想成果，失敗的結局也就是情理中事了。有研究者從構詞法探討新文科，指出新文科并非一個對應于舊文科的概念，而是要建設一個不同于傳統文科的文科新體系。也有從文科發展演變的角度追溯新文科在西方初起之際的內涵和外延，強調新文科建設的重點應當放在服務社會和日常應用上。其實，中國的新文科建設沒有必要去尋找西方源頭，新理科、新工科、新農科和新醫科建設的源起與新文科指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我國在新時代面臨新問題時對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破而能立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根基牢靠，文科扎根于中國數千年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上，為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帶來頑固的慣性。如果只是打破陳規去跨界探幽，很有可能成為一種外在的包裝和粉飾。因此，創新必須建立一種類似聯姻的機制，“人的創新能力是人的多種智慧品質共同作用的結果”，讓文科不再處于一種深溝高壘嚴防死守的封閉狀態，而是敞開大門走出去，與其他學科專業及現代科學技術聯姻，不僅有當下的跨界溝通交流，還能夠誕下全新的文科種子，進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從而真正建立中國特色的新文科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文科人才培養，要讓學生清楚地認識到學好知識技能是要為誰的利益服務。

有學者曾批評將新文科建設與新文化運動類比的研究，認為二者之間不存在可比性。其實，比較研究不是要區分高下是非，而是通過比較吸取經驗和教訓，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當下的建設。“詩界革命”是繼洋務運動應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后所做的又一次努力，雖然沒有取得預期結果，但畢竟在中國詩歌如何面對現實問題、如何更好地服務國家和社會進行了嘗試，分析、研究其失敗的經驗和教訓，既能夠增強新文科建設的信心，也能避免走已走過的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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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長生：長安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