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從三十年前的一個悲劇講起。1987年11月，一位高一女生自殺了，這種事件在當年引起不小轟動，但讓人震驚的是，這孩子品學兼優，人們找不到她自殺的原因。因為品學兼優，因為找不到原因的自殺，我對此想做下研究，經過對她的作文、遺書、日記半年時間的研讀，我得出結論：她是死于精神窒息。因為她有太多的苦悶與困惑，無人解答，她自己也找不到答案。她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那么多的政治課、語文課，講那么多的大道理，唯獨不回答我最關心的問題。”

在那種情況下，她選擇離開這個世界。我寫下九千字長文《她給教育者留下了什么“遺產”》，投寄《中國青年報》。文中，我給自殺女孩取的化名叫“寧曉燕”。

寧曉燕用自己的死，為我們教育者留下了什么“遺產”呢？那就是——教育，不能僅僅規范行為，更應該關注心靈！

寧曉燕說：“老師講的，不是我們想的，而我們想的，恰恰沒人回答！”這個問題，在我耳畔回蕩了將近40年。后來我做校長時對老師們說：“一個優秀的老師最該想的，不是校長的指示，而是此刻，我的學生在想什么。這就是教育。”

這篇文章產生的反響超出了我的想象，《中國青年報》當時有一個欄目“每月一榜”（公布上月該報發表的反響最強烈的文章），我的文章上了“每月一榜”。《中國青年報》編輯部還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其中北京一位女中學生的來信有這樣的感慨——

我們的師長，當您千方百計地想把一個孩子教育成您心目中的好孩子時，您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青少年身心的成長是一個痛苦而復雜的過程。

當他們在黑暗中感到陣陣孤寂時，當他們在日記中發出莫名的長吟時，當他們在擁擠的人群里感到恐慌時，當來自內部外部的無形壓力向他們慢慢逼來之時……您不要幻想只要讓他們明辨是非就可萬事大吉。

可不可以使環境寬松一些？可不可以拿您或別人有益的人生經驗去疏導他們擁塞的心靈？可不可以不把學生們當作一部部受教育的機器，而是一個個正在通過他人幫助，更通過自己不斷努力而逐步形成的“人”……

為了不讓悲劇重演，請給他們以自信和直面現實的勇氣和膽略，請給他們一顆健康且有強大生命力的心臟，請給他們一個清醒且有獨立思辨能力的大腦，請給他們一種積極而富于彈性的生活態度……

這期待是給予我們的師長，也是給予我們自己的。

如今，整整36年過去了，情況如何？

前段時間，我和王丹鳳老師在“鎮西茶館”上做了一個“關于青少年心理焦慮、抑郁的問卷調查”。調查從10月16日開始，截至10月17日晚上，短短兩天時間，收到有效調查樣本21551份，覆蓋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參加的調查者中，男生11627人，占比53.95%；女生9923人，占比46.05%。

從這個調查結果看，影響青少年焦慮（抑郁）的因素有：“升學壓力”，人數為11779人（54.66%）；“父母期望”，人數為9386人（43.55%）；“考試評比”，人數為8614人（39.97%）；“教師言行”“人際交往”與“成長困惑”的人數相對平均，分別為4027人、4729人、4096人，占比均在20%左右。有31.2%的青少年認為問卷中的各項因素不會引起自己焦慮或抑郁。

讓他們產生焦慮的具體因素分別是：

（1）與家庭有關的因素。①父母太忙沒有時間陪伴我；②不被父母尊重；③家長老是責罵貶低我，從不鼓勵；④父母親長期打罵我；⑤與父母之間的關系很差，無法溝通；⑥父母關系不好，吵架，甚至離婚；⑦父母管得太嚴格；⑧家庭經濟狀況；⑨親人去世……

（2）與學校有關的因素。①作業難度較大，擔心完成不好被老師懲罰；②要改很多錯，有的題不會做，有時還要留校寫；③作業多到每天只能睡五六個小時；④老師冷言冷語冷漠；⑤老師的言行不一會傷人；⑥在班級中發現自己不如以前那么優異；⑦成績下降；⑧國內教育太過內卷，壓力太大……

（3）與個人或同伴有關的因素。①自己對自己要求太高，自己沒有考好有負罪感；②不自信，認為自己哪里都不行；③膽子不夠大，不能自我突破，擔心不能呈現完美結果；④沒有規劃好時間，不會進行時間管理，時間不夠用；⑤自身外貌、才華、特長等，都不行；⑥身高焦慮、容貌焦慮、身材焦慮、情感焦慮；⑦同學對我陰陽怪氣，他人議論、他人譏笑、他人語言攻擊；⑧關于以后人生道路怎么走而十分焦慮，不知道該怎么辦；⑨霸凌陰影……

問卷顯示，孩子們出現焦慮或者抑郁狀態時，向以下渠道求助：

選擇“向好友傾訴”的人最多，有13845人，占比64.2%。選擇“向父母求助”的，有10256人，占比47.59%，從中可以看出青少年遇到心理困境時，本能地從情感上向同伴與父母傾斜。選擇“與教師交流”和“向心理專業人士咨詢”的人數較少，占比分別為16.2%和10.6%。

在調查中，孩子們表達了他們內心的呼喚——“我想要一個溫暖的懷抱；我想要父母的呵護和關懷；我想要一個不拋棄不放棄我的朋友；我希望能得到心理專業人員的專業輔導；我希望得到爸媽的理解，不要老是逼著我學習，不要總拿我和別的孩子比較，一味地打壓我；我到底什么時候才能結束這種每天考不完的試、做不完的作業、熬不完的夜的狀態？”

所有參加調查的孩子都是匿名的，他們的呼聲太多太多了。我們的課堂給他們講那么多的大道理，唯獨沒有回答他們關心的問題，當年的寧曉燕就是這樣精神窒息而死的。

無可否認，中國教育的進步是顯著的，有數據為證。教育部前部長陳寶生在其《中國教育：波瀾壯闊四十年》一文中給出具體數據：經過40年努力，目前我國各級各類學校51.4萬所，在校生2.7億人，教育規模位居世界首位。學前教育三年毛入園率從10.6%提升到79.6%，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從94%提升到99.9%，初中階段毛入學率從66.4%提升到103.5%，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從33.6%提升到88.3%，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7%提升到45.7%，均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再從高考錄取率的變化看中國教育。1977年，也就是我參加高考的那一年，全國高考錄取了27萬人，錄取率為4.7%；1987年，高考錄取了62萬人，錄取率為27.19%；2022年，高考錄取了1014.5萬人，錄取率為85.04%。這都是中國教育的進步。

另外，我到丹麥、美國、日本等世界各地考察教育后發現，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中小學的教室有中國的漂亮，我們現在可以驕傲地說，中國中小學校園是世界一流的，甩發達國家不知多少條街！這是進步。

但是，和四十年前相比——

兒童們的作業負擔是更輕了，還是更重了？

兒童們的近視眼是更少了，還是更多了？

兒童們的體質是更強了，還是更弱了？

兒童們的睡眠時間是充足的，還是減少了？

兒童們的自殺率是更低了，還是更高了？

兒童們的想象力是更豐富了，還是更貧乏了？

兒童們的創造力是更強大了，還是更枯竭了？

我們從物質的角度看中國的教育，進步的確很大，但從人的標準看，我們的教育離我們理想中的“人”的教育，還有不小的距離。

教育本身就具有社會功能，因此把人當成工具有著一定的歷史合理性，比如1977年我們考大學，當時整個教育就是為追趕世界強國培養人才，我們就是為國家而奮斗。但今天，我們在繼續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同時，還要平衡人本身的發展與幸福。

因此，我們要思考：我們要把怎樣的“人”，奉獻給未來的中國？

這是每個教育者——不只是教育部部長，也包括每一位普通教師都要思考的問題。

很多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都很熟悉一個名字——寧鉑。那時剛考上大學的我們非常羨慕他、崇拜他，因為當時十三歲的他已經是少年大學生了。國家當時在復旦大學辦了一個少年班，選拔的都是聰明得不得了的神童，這些孩子十三四歲就讀大學了，當時很多人都把期望寄托在這群小孩子身上，國家的目標就是把他們培養成為杰出人才，振興中華。

40年過去了，這個班的孩子沒有一個成為頂尖的中國科學家，或成為對世界做出重大貢獻的杰出人才，一個都沒有。寧鉑后來去當和尚了。當然他個人有權選擇他的人生道路，但對一個國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遺憾，當初花那么大的物力財力培養他，為的是讓他奉獻祖國！

未來中國需要的人，是具有高尚的人格、聰慧的大腦、卓越的創造能力和偉大的責任擔當的現代公民。前提是身體必須健康，心理必須強大。所以，如果學生睡眠不足，視力下降，身體羸弱，那么我們所說的教育創新、課程改革、學校管理等輝煌成就，還有什么“國家級示范校”之類的榮譽，或“全國第一個率先提出什么模式”等，都等于零！一點意義都沒有！為什么？因為——人是教育的最高價值。這觀點不是我提出來的，這是蘇霍姆林斯基的思想。

講了這么多，關鍵是——怎么辦？我從三個層面簡要談點自己看法。

首先從國家層面談起。我從調查結果中得知，學生的焦慮更多的是來自高考、中考的升學制度，很多老師也這樣說：“你高考不改，我也沒有什么辦法！”的確是這樣的。因此，我建議如下。

第一，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為學生開辟多條人生通道。從理論上說，我們的孩子現在并不是只有高考這條出路，還有高職、中職等，也就是說，我們是有“立交橋”“多車道高速公路”的，但是現實是大家依然去擠高考的“獨木橋”。

所以，我們應該著力完善現有的一些制度，盡可能地讓孩子們在高中有多種渠道求學和成才。前不久去日本考察教育，靜岡縣的星陵中學就在高中實施分層培養。學校將學生分為兩個層次進行不同級別的升學指導。英數學科就是沖刺，屬于精英學生，他們的目標是考一流大學，學校就給他們開設相應的課程；普通學科的學生則屬于一般學生，他們的目標是讀一般的專科學校或職業類學校，當然也可以考普通大學。

和中國比，日本的大學生并不算多。全日本的大學入學率只有56.6%，34.3%的學生去讀其他專門學校，比如專科學校、短期大學、職業學校或技術學院，等等。關鍵是這些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能夠得到基本保障。2023年，大學、短期大學、職業學校的總體就業率為97.5%，所以很多人其實并不愿讀大學。既然都可以找到工作，何必要去爭那個大學呢？

第二，給學生一個心靈驛站，這是對中考而言的。中國的孩子現在從小學就開始奔跑，一直跑到高考，高考結束后便撕書發泄，進大學后稍微松一口氣。

我覺得丹麥的做法值得借鑒。丹麥在九年級之后有“青年學校”，也叫十年級。孩子九年級結束，可以緩沖一下。意思就是如果他不想馬上讀高中，可以去青年學校呆一年。這一年干啥呢？小孩初中畢業，可還沒想好下一步如何走。沒關系，停一下，不急于讀高中。在青年學校也有文化課學習，因為有準備以后讀高中的孩子，也有不想讀高中而讀職業學校的孩子。學生在青年學校，可以參加很多活動，比如體育、音樂、美術、電競等，關鍵是給他一年時間好好想一想，然后再做選擇，挺好的。當然，這里面得有大量的資金投入。

再講教師層面。我們每個老師，要把自己當作小孩。這是陶行知先生的話，我比較喜歡。我們做教師的，要用兒童的眼睛去觀察，用兒童的耳朵去傾聽，用兒童的大腦去探尋，用兒童的情感去熱愛。要善于傾聽孩子。當年如果寧曉燕遇到一個愿意傾聽的母親、愿意傾聽的老師，她會走向自殺之路嗎？顯然不會。

有一句話，也是我經常給班主任們說的，就是我做班主任工作的訣竅——“多搞活動多談心”。多搞活動，即營造一個溫馨浪漫的班級氛圍，讓每一個孩子都喜歡自己的班級。曾經有多年前畢業的學生來看我時說：“李老師，你教我們的時候，我們天天盼著上學！”每天都盼著上學的孩子，他會抑郁嗎？我特別自豪的就是我為學生營造了一個讓他們想起來就特別溫馨的中學時代。

多搞活動，是面對集體；多談心，是面對個體。兩者缺一不可。多談心，就是隨時聽學生訴說。我還有一個做法就是寫信，和每一個學生保持書信往來，給全班學生都寫，他們也給我寫回信。通過書信交流達成心靈的互相傾聽。

總之，我們要成為學生最信任的人。每個老師一定要努力做到，讓學生有了事首先想到的是教他的“張老師”“王老師”“劉老師”……我們也要時刻都知道——此刻我的學生在想什么。

教師一定要有兒童視角。什么是“兒童視角”？蘇霍姆林斯基說過：“一個好教師意味著什么？首先意味著他是這樣的人，他熱愛孩子，感覺跟孩子交往是一種樂趣，相信每個孩子都能成為一個好人，善于跟他們交朋友，關心孩子的快樂和悲傷，了解孩子的心靈，時刻都不忘記自己也曾是個孩子。”

最后講家長層面。對家長我提兩個建議：

第一，做孩子的知心朋友。家長要盡量做到每天陪孩子聊天，和孩子散步，燈下共讀。要平等地與孩子相處，讓孩子覺得你是他最信任的人。當孩子跟家長說悄悄話的時候，家庭教育就走向成功了。孩子永遠向父母敞開心扉，就不用擔心他心理出什么問題。

第二，接受孩子的平凡，別逼著孩子出類拔萃。這一點可能好多家長做不到。孩子為什么會焦慮？是因為很多時候家長在焦慮，家長擔心孩子考不上清華北大，給孩子定的目標很高。家長們能不能接受一個平凡的孩子呢？為什么非要逼著孩子“出類拔萃”呢？為什么鄰居家的孩子考北大，你的孩子就必須考上清華呢？你是為了孩子，還是為了自己的面子？把這幾點想通了以后，家長也就釋然了，不會那么焦慮了。

幾年前我寫了一套書叫《教育的100種可能》，上下兩冊。書里寫了36個孩子幾十年的人生。我曾經收到一位高中英語教研員的來信，作為母親的她，信中說她的兒子讀高一，成績不理想，她為此睡不著覺。一想到孩子的學習，想到將來考大學，她就焦躁不安。后來她說：“讀了《教育的100種可能》，我一下子釋然了，我為什么非要讓我的兒子出人頭地呢？他以后也會有屬于他的人生的，關鍵是他要幸福。”

我寫《教育的100種可能》，是想表達這樣的觀點：無論孩子現在的表現是好是壞，成績是優是劣，他的將來都不止100種可能！

我教書40年，所帶學生中考上清華北大的有不少，但我們的大多數學生，其實都是普通善良的勞動者，這有什么不好呢？

我們要把怎樣的“人”奉獻給未來的中國？我的答案是，要把健康善良智慧的公民奉獻給未來的中國！

我經常給我的學生這樣說：“健康善良智慧，一輩子做這樣的人就很了不起了，讓人們因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你自己也就幸福了。”這不就很好嗎？這就是我們應該向未來中國奉獻的人。

我曾經教過很差的“差生班”，可是幾十年后這個班的孩子個個有出息。有一次聚會，一個學生說：“李老師應該為我們感到欣慰，畢業27年，我們班沒有一個人進監獄。”我想，僅僅因為沒有進監獄的，就讓我欣慰？后來仔細想，他們說的也對，因為當年不少老師都認為他們是“學渣”，以后會是“人渣”，可如今，他們中有工程師，有公務員，有小學老師，有醫生，有鋼琴師，還有企業老板……都成了能自食其力又能貢獻社會的勞動者。

美好的教育如何才能發生？我的結論是，只有當人與人之間彼此生命相融、互相傾聽對方的心跳，感受對方的脈搏時，美好的教育才可能真正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