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博物館教育熱”為例對社會再生產理論的批判性考察
作者:上官思語
發布時間:2023-12-28 10:24:18 來源:陜西教育·高教
[摘 要]21世紀以來,“中國博物館熱”現象迅速增長,“雙減”教育改革政策使作為非正式教育機構的博物館備受關注。文章旨在深入探究中國博物館教育在當前社會經濟兩極分化中的作用,并以布迪厄的社會再生理論為框架進行批判性分析。通過借鑒布迪厄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框架和博物館教育相關文獻,就中國博物館教育熱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進行批判性分析,揭示中國博物館教育熱政策存在的潛在問題。文章總結了中國博物館教育熱存在的隱性問題,即博物館教育政策可能會加劇社會弱勢群體的劣勢。文章的研究成果對于博物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中國博物館熱 社會再生產理論 社會經濟兩極分化
引 言
中國近20年來興建了大量博物館,被稱為“中國博物館熱”。研究表明,博物館作為非正式教育機構,能提高參觀者審美能力,激發他們獲取新知識的欲望,對正式教育也有積極影響。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雙減”政策出臺,興趣導向的博物館教育應運而生,緩解了家長選擇課外活動的壓力,因此,博物館教育在中國備受關注,成為中小學熱門課外活動之一。
博物館是文化機構,保存和展示文化產品并呈現文化意義是其主責。布迪厄認為,博物館是精致的審美和文化知識的社會空間,精英們可以在其中慣習性地獲得文化資本,這種文化修養使他們與眾不同。在西方,社會再生產理論討論了博物館教育的影響和弊端,但中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博物館制度方面。在中國的博物館教育熱潮和教育改革背景下,研究博物館教育在社會經濟兩極分化的中國如何發揮社會再生產作用至關重要。
本文以中國博物館教育熱為例,批判地研究社會再生產理論。第一部分介紹布迪厄的理論支持;第二部分介紹中國博物館教育熱的細節;第三部分運用布迪厄的理論,分析中國博物館教育熱在三個時期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最后,文章總結了中國博物館教育熱政策的潛在問題并提出建議。
理論背景
本文用布迪厄的理論來分析“中國博物館教育熱”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作用。布迪厄認為,社會差異是由慣習、資本和場域之間的關系創造和維持的,人們通過使用資本和慣習來調節他們所處的領域。
慣習來源于人們的經驗,類似的環境、態度和實踐可能會導致類似的慣習。場域是代理人及其社會地位存在的背景,每個代理人在場域中的地位由規則、慣習和資本(社會、經濟和文化)之間的互動產生。布迪厄的理論有助于分析博物館教育領域不同群體的行動和態度。
根據布迪厄的資本理論,文化資本包括學術知識、文化經驗、教育水平和語言技能;社會資本通過擁有一個或多個持久的制度化、相互認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而建立;經濟資本是指一個人在特定情況下可獲得的財務資源。雖然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不斷積累,但它們仍然取決于文化資本的積累,因此文化資本居于首位。擁有更多經濟和社會資本的人可以獲得更多的文化資源,這導致了文化消費的代際分化。
“中國博物館教育熱”
博物館是向公眾開放的永久性非營利性機構。在西方的K-12教育體系中,參觀博物館、科學中心等文化機構是日常活動,可以彌補和加強學生對世界各領域的理解,與正式教育課程相聯系。國際博物館理事會已八次更新對博物館的定義,這反映了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對博物館功能的理解和關注也在不斷變化以滿足公眾需求,博物館教育可以帶來積極的認知、情感、激勵和審美效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博物館作為非正式教育機構的功能越來越受到社會重視,因為它在激發公眾興趣、提高文化素養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階段,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以促進博物館的發展,意在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促進和諧社會發展。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博物館教育熱政策旨在通過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的敘事來定義一個新的身份,從而提高大眾的文化和民族認同。在這種因素的推動下,中國的博物館數量已經從1978年的349家增加到2020年的5452家,自2008年起,中國所有博物館向公眾免費開放,參觀人數持續增長。
在當前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正式教育的邊界正在擴大,博物館作為非正式教育機構,可以滿足不同階層家庭的教育需求。本文旨在對上述社會再生產理論和“中國博物館教育熱”所涉及的社會背景進行批判性考察,深入探討其背后的成因和影響。
批判性考察
觀眾參與博物館教育的過程是動態的,可以分為觀眾接受博物館教育前、接受時和接受后三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個人、文化傳播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持續的。布迪厄的社會生產理論提供了一個理論視角,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理解觀眾與博物館教育之間的關系,因此,下文將深入探討博物館教育熱對中國社會和公眾的影響。
博物館教育之前的階段
盡管中國一直在推動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但每百萬人擁有的博物館數量仍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從2007年開始,中國博物館門票價格大幅下調,導致門票收入大幅減少,這使得中國博物館的收入來源從基于用戶的模式轉變為完全依賴政府補貼。中國各省的博物館數量相差很大,一些省市的博物館發展遠遠落后于城市GDP發展,博物館資源分配也存在巨大差異。在博物館規模、藏品數量和博物館管理水平方面,各地區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博物館的質量參差不齊。這些仍然是中國博物館在當前發展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
文獻表明,不同社會階層對參與博物館教育的態度和傾向不同。目前中國博物館的主流用戶主要來自中產家庭,博物館缺乏與邊緣用戶接觸的機會,包括生活在城市貧困地區和來自農村地區的人等。本節將借助布迪厄的經濟資本理論和場域理論,對上述觀點進行更深入的解釋和分析。
個人的經濟資本是影響處于不同社會階層的觀眾在博物館參與方面出現不同傾向的重要因素。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只有在滿足低層次需求后才會追求高層次需求。博物館提供的體驗和學習機會作為精神需求,對來自不同教育和文化背景的觀眾產生不同的吸引力和影響。盡管中國博物館普遍向公眾開放,但由于博物館作為一種公共設施具有距離衰減效應,不同地區的人接受博物館教育的意愿和機會依舊不平等。
擁有大量經濟資本的家庭通常居住在文化資源豐富的城市地區,可以有更多的旅行選擇,然而,對于生活在城市邊緣或農村地區的家庭來說,參觀博物館的旅行費用以及附加的隱形成本(例如交通費和昂貴的紀念品、食物和飲料等)可能會使他們望而卻步。對于工薪階層家庭和有全職工作的人來說,工作條件和輪班工作制度的限制會使他們的自由時間受限,但仍需要承擔更長的交通時間或面臨減少工資收入的風險。這些問題限制了人們參觀博物館的意愿,從而影響不同地區觀眾的參與度。
除了與區域分布相關的經濟資本外,場域也會影響來自不同背景的觀眾參與博物館教育的情況。布迪厄認為場域描述了個人行動和決策的社會背景及其反應,是指導人們行動的社會地位的結果。博物館的藏品是文化、歷史和科學的集成,構成了博物館的文化資本,包括物質和象征意義。對于邊緣群體來說,參與博物館教育往往不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這些群體在理解和認知博物館展品和展覽方面可能存在斷層和疏離感。
階段性的博物館教育
博物館是正式教育的補充,作為非正式教育載體具有獨特的優勢,可以為學生提供更深入和全面的學習、體驗機會。然而,中國博物館在建設和管理過程中存在問題,如展覽過于專業化,增加了觀眾接受博物館教育的門檻;博物館從業人員的選擇主要以文物博物館的學科背景為主,缺乏具有教育背景的專業人士,相關崗位主要以講解服務為主,未能提供足夠的教育價值。因此,觀眾在接受博物館教育的過程中極度依賴個人所擁有的文化資本。
通過福爾克提出的博物館參觀情境身份模型,可以解釋觀眾在接受博物館教育過程中的身份轉變。觀眾在參觀博物館時作為探索者,需要滿足個人需求,但當陪伴他人參觀時,同時作為促進者,能夠通過交流和分享對他人產生積極的影響。教師和家長在這一過程中承擔幫助兒童理解展覽內容的促進者職責,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之間存在差距,教師難以擔任促進者角色,協助兒童接受博物館教育。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現代博物館體系的建立排除了學校教育,直到2006年才開始承認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博物館缺乏與學校合作的經驗。在考試導向的教育體系中,學校對教師有嚴格的考核標準,教師在課堂上面臨巨大的教學壓力,盡管正式教育體系中的教師具有教育專業背景,但他們往往缺乏足夠的時間、充足的博物館相關知識背景和教學經驗,難以帶領學生接受博物館教育。因此,在學生參觀博物館的過程中,家長往往扮演了促進者的角色。
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包括三種類型:物質化的文化資本,即個人擁有的代表文化的物品;客體化文化資本,即被社會廣泛認可的物品;具身化文化資本,即欣賞和理解文化產品的能力。擁有不同數量的文化資本會影響公眾對文化參與的選擇。個人的文化資本越高,在文化參與中獲得的效用就越大,這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則,不同社會階層的家長擁有不同的文化資本,這對學生的學習體驗會產生極大影響。
我國農村地區的留守兒童,大部分由教育程度較低的祖父母照顧。城市工人階級家庭的父母大多只有較低的文化水平,無法作為促進者幫助學生接受博物館教育,即使父母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也往往會因為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而對展覽的理解產生巨大的分歧。監護人缺乏文化資本會使他們在作為探索者時無法很好地理解或感受到博物館展覽的意義和吸引力,這也會在他們擔任促進者時無法很好地幫助孩子學習和參與博物館教育。布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標志著階級差異,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進入文化生產的藝術領域存在門檻,只有文化資本與博物館的文化資本充分接軌的人,才能平等地獲得博物館的學習機會,并且這種現象將持續循環迭代,影響好幾代人。
接受博物館教育后的階段
對于少數社會弱勢群體而言,文化資本的積累可以使個人獲得更好的教育和職業,并產生社會優勢,但對于大多數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觀眾來說,博物館教育會通過場域的再現和符號暴力產生負面影響。場域對未能獲得良好體驗的觀眾的經歷將再次產生影響。布迪厄指出,場域作為一個開放的處置系統,會不斷受到個人經驗的影響。博物館作為代表精英文化的場所,給擁有文化資本的學生加分,而將不擁有這種資本的弱勢學生邊緣化,并完成了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合法的符號暴力過程,這會引發邊緣化群體的負面情緒。
布迪厄認為,文化、經濟、社會資本的積累是階級固化和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產階級通過博物館教育獲得積累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機會,這也是博物館教育備受中產階級青睞的原因。中產家長將博物館視為孩子在學校之外的廣闊舞臺,通過參與博物館教育項目提升孩子的自我定位,從而增加家庭成員的文化資本。博物館一直被認為是保存和研究精英階層文化資本的高雅文化場所,國家對博物館的資助不僅迎合了家長和學生的需求,還增強了他們在博物館參觀之時進行社會互動從而鞏固自身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的機會,使他們更容易在主流教育環境中表現為“好學生”,并進一步獲得更多文化、經濟和社會資本。中產階層可以利用自己的經濟和社會資本來維持自己的精英階層地位,并將其傳給下一代。
上述現象綜合起來形成了社會再生產,主導階級的審美慣習、文化知識和設施資本在文化教育領域形成一個指導性的階層,產生各種社會優勢,包括教育程度,這種區別和優勢的產生導致了長期的階級不平等的再生產。主導階層通過對文化的欣賞和參與,不斷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優勢,這種現象長期存在,形成了階級固化和不平等。
結 論
綜上所述,本文基于布迪厄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和博物館教育的相關文獻,對我國博物館教育熱政策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并揭示了其存在的潛在問題,具體而言,這一政策雖然是為了適應中國的教育改革和促進社會公平而制定的,但并不是所有階層都能從中受益,可能會讓一些社會地位較弱的群體更容易處于劣勢,并加劇社會的不平等現狀。
為了確保政策的公平性和包容性,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議:博物館教育政策需考慮盡可能多的社會階層和群體,特別是那些社會弱勢群體。政府應制訂有針對性的方案,以確保教育活動更具包容性,并注重博物館教育的實際效果,而不是僅僅關注數量和規模,此外,還需要建立科學的方法和評估系統來確保政策實施的公平和可持續。這樣才能確保博物館教育政策不僅能夠促進社會公平和教育改革,還能夠真正地惠及社會各個階層和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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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思語: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