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比較文學是高等教育“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主要學科之一，該學科旨在打破學科、文化、民族等局限，探明不同國族文學之間的關系，具有典型的“跨界屬性”。“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技術力量進一步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隔閡，不僅加速了文學領域的交流與借鑒，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接觸文學、了解文學的途徑與形式。基于此，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需要順應“互聯網+”帶來的變化，主動展開固有教學模式的創新與重構。本文在闡明高校比較文學面臨的新挑戰的基礎上，深入探究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的轉型方向，提出可行性的比較文學教學模式建構策略，以供借鑒參考。

[關鍵詞]互聯網+  比較文學  教學模式  比較文學話語權

引  言

從概念源起角度出發，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研究方式，是基于特定國族文學歷史、作品、風格、現象等展開跨學科、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的研究，旨在探索不同國族文學之間、文學與學科之間的聯系。在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可以簡單地劃分成兩個并行脈絡，其一是“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的關系研究，其二是“本國文學與他國文學”之間的關系研究；從高等教育學科建設角度看，比較文學是一個二級學科，被列入到“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之下，經歷20余年的發展完善，已然形成了相對完善、成熟的教學模式。但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簡單來說即“學科地位歸屬不清晰”。一方面，比較文學所研究的對象并不局限于中國語言、中國文學范疇，而是高度泛化的“世界文學”體系；另一方面，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與各種學科之間都存在密切關聯，諸如心理學、生物學、藝術學等，由此不難判斷，比較文學的方法論絕不局限于“文學母題”之內。以上，僅從文學維度、學科維度出發，就能夠充分展示出比較文學的“邊緣學科屬性”，如果在此基礎上增加“技術維度”的影響因素，必然進一步動搖高校對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例如“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信息化技術、數字化資源、新媒體平臺等介入到高校比較文學的教學活動中，則固有的教學模式必須做出調整，才能滿足現階段高校大學生對比較文學的教學要求。

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的典型問題分析

鑒于比較文學與生俱來的“病癥”，即難以在高等教育學科體系內精確定位，這導致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在設計之初，就極容易發生瓶頸。其中，較為典型的問題有三個方面。首先，教學內容“理論有余而實踐不足”，導致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過于僵化、單一，高校學生容易產生抽象化體驗。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種文學現象，起初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術語出現，與之并行的研究術語還包括“比較歷史”“比較民族”等，在比較文學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后，自然包含了豐富的理論知識，如“平行研究理論”“譯介學理論”“模仿說理論”等。我國高校將比較文學設定為一門課程，自然而然地，在教材編寫、教學組織等方面，會將相關理論作為重點，這也是闡明比較文學的學理依據的必然選擇，但從現實維度出發，一學期內（一般來說大三開設）“比較文學”課時是非常有限的，同一階段還要兼顧其他課程（如西方文論、中國文學史等），因此難以建立起系統、完整的比較文學理論架構。其次，比較文學定位不準，會“令人持續焦慮”，常規“講座式教學”極容易引發師生之間的分歧、爭議，且這種現象幾乎是無法克服的。究其原因，比較文學作為一門顯學，著手進行研究的前提條件，是高校學生必須具備豐富的文學儲備，但高校教師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向，與大學生固有的文學經驗之間，并不能保障信息高度對稱。最后，高校比較文學教學現有模式下，依然沿用了傳統的“灌輸式”“被動型”課堂組織方式，例如，教師篩選若干作品、或聚焦特定文學大咖，基于自身取得的比較文學研究成果，無差別地面向學生輸出，而學生在不具備比較文學研究能力等情況下，只是機械地記錄，久而久之就喪失了主動探索的意愿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并不符合比較文學的學術研究特性。

“互聯網+”背景下高校比較文學教學面對的新挑戰

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在“互聯網+”背景下進一步演變，形成了高校比較文學教學的新挑戰，具體表現如下。

1.教學課時存在嚴重擠兌

所謂“互聯網+”時代，其基本特征是時空隔閡消解、信息高速流動，身處這樣一個場景下的學習者，無疑獲取了更多資源的便利，不管“獲取資源”這一行為是主動還是被動，都意味著信息受眾要分散大量精力、消耗大量時間去消化。由此產生的一種現象，就是高校大學生越來越不能靜下心來，系統、完整、深入地閱讀完一整本著作。尤其是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在互聯網文化生態的場域中，難免形成互聯網閱讀思維，即碎片化、快餐化、具象化的閱讀習慣。大學生的閱讀量不足或者閱讀深度不夠，都會導致比較文學基礎理論的匱乏，這導致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活動中，不得不彌補理論虧欠，并利用新媒體資源、設備等引導學生實踐和創新。如此一來，原本就捉襟見肘的比較文學教學課時被進一步擠兌。

結合筆者觀察，大三階段（或第六、第七學期）開設比較文學課程，一個學期的課時僅有三十多節，是主要學科中課時分配較少的，教師在單節課教學過程中，又基于“互聯網+教育”新業態的需求，在課時中加入大量的案例、思維導圖等，卻只能將表面內容講解清楚，無法層層深入、抽絲剝繭地探討比較文學的學術問題。

2.教學內容選取難度提升

從現狀上看，高校比較文學在教學內容設計上并不存在一個標準的、一致的模式，不同高校及專業在教學內容選取上，多是依據教師自身的能力，以及大學生未來職業發展特點決定。事實上，比較文學的主體內容界定本就十分復雜，選取哪些研究方法、如何進行學科定位、基于何種研究方向等，在缺乏清晰的學科要求時，就極容易發生“兩個極端”的現象。一方面，部分高校在比較文學的教學模式建構過程中，忽視“互聯網+”的影響效應，沉浸在相對“古典類”“學院派”的教學套路中，這無疑會導致比較文學研究范圍的“窄化”，并且這一現象在高校比較文學課堂教學情境中非常普遍，如《紅樓夢》與《源氏物語》的對比研究模式，可能會貫穿整個學期。另一方面，部分高校高度重視“互聯網+”，借助互聯網渠道提供的豐富“文學性”“文化性”教學資源，比較文學的涵蓋范圍擴展到藝術領域、社科領域、歷史領域、哲學領域等，這無疑會導致比較文學研究范圍的“泛化”，甚至嚴重脫離文學理論。

筆者認為，在“互聯網+”背景下，高校比較文學教學內容選取難度提升，關鍵在于無法明確“窄化”與“泛化”的平衡點，跨界行為過大或過小，都會削弱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理根基，具體反饋到大學生身上，很可能減弱他們對比較文學的學習興趣，因為“窄化”現象下，比較文學就會淪為中國文學、外國文學等學科的附庸，而在“泛化”現象下，比較文學會向漫無邊際、虛無縹緲的方向發展，難以洞悉教學價值。

3.教學手段單一性被放大

高校比較文學傳統教學模式下，雖然存在教學手段單一的問題，但比較文學教學內容中蘊含大量“純理論要素”，需要教師系統、深入地講解，因此整體上是利大于弊的。但在“互聯網+”背景下，比較文學教學手段單一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因為相比“大部頭”的名著作品、復雜的中外文學理論等，新媒體提供的“輕閱讀”“淺閱讀”資源更具有吸引力，如“幾分鐘讀完某某名著”的視頻，學生通過各種自媒體平臺可以輕松獲取。這樣一來，就更缺乏沉心研究的動機和毅力，更遑論理論思考、學術研究。因此，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手段如何創新，既讓學生回歸到傳統閱讀的深刻性，又實現課堂教學的生動性，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互聯網+”背景下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轉型方向

立足“互聯網+”時代背景，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轉型勢在必行，但在轉型方向上，實質上也存在低緯度、高緯度之分。所謂低緯度轉型，是指從互聯網技術、環境、要素等方面，提高比較文學教學模式的適應性，以達到提升高校比較文學教學質效的目的。而高緯度轉型，則是對高校比較文學教學價值、意義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建立中國比較文學的獨立研究體系，爭取在比較文學學術領域的話語權。黃念然教授認為，比較文學源起之初就存在民族沙文主義的原罪，保羅·梵·第根、諾埃爾、拉普拉斯等法國學者在創造“比較文學”這一研究形式時，所依據的便是法國文學對歐洲文學的影響，進入20世紀60年代，美國文學界進一步擴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邊界，形成了“以西方文學為中心”的研究范式。當然，期間“美國學派”提出了平行研究理論，主張拋棄民族個性探討純粹的文學關聯議題。然而，鑒于西方學派一貫強調的“事實聯系”主張，比較文學的話語權實質上由西方（歐洲中心）掌控，以致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不得不嚴重依附于西方文學理論，形成“東方文論失語癥”。

將這一問題投射到“互聯網+”環境中就不難發現，掌握比較文學話語權迫在眉睫。一方面，互聯網技術對人類社會產生的顛覆比比皆是，尤其在文學文化領域，受到全球化的沖擊，一些國家出現了文學空心化、文化虛無化的現象，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主義、實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產品。另一方面，互聯網文化生態中，也會造成文學自身的異變，如影視劇、動漫、游戲等通過對文學名著的抽離分解，重新賦予文化價值，以達到“泛娛樂化”的市場消費需求。從比較文學多角度看，近年來我國文化市場上流行的產品、理念等，大多有西方或“間接西方”的色彩；促進比較文學的“本土化”，掌握比較文學的“話語權”，是我國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擺脫困境的法寶。

因此，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應建立“本土化”思維，即在比較教學教研活動中，以中國文學研究者或東方文化研究者的視角，取代狹隘的“西方中心”比較文學思想，進入“東西方比較文學一體化”新格局，這恰是“互聯網+”背景下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的轉型方向。在現實中，提升中國比較文學的話語權是具有物質基礎的，如“一帶一路”倡議形成了全球文化輻射網絡，即便從歷史角度分析，中國文學對于整個東南亞、中東地區也有巨大影響。因此，高校比較文學教育工作者不能作繭自縛，充當“西方中心”比較文學理論的搬運工，而是應該在比較文學的教學模式建構中，強調中國文學的主體性。當然，無論是本土化主張，還是主體性所指，并不與全球化的現實相沖突，世界范圍內的文學文化是具有高度相通性的，如愛情母題下的“梁祝”與“羅朱”，諷刺母題下的“嚴貢生”與“阿巴貢”。

“互聯網+”背景下高校比較文學教學模式建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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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行混合教學模式，彌補比較文學教學課時不足的缺陷

比較文學教學的一大“痛點”在于，學生既需要具備一定的閱讀積累，也要有足夠廣的涉獵范圍，且要與教師在比較文學研究方面保持一致性。傳統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組織模式下，要同時達到要求實屬不易，在“互聯網+”背景下，可以借助信息化技術、數字化資源、新媒體工具等建立混合教學模式，即打通線上教學與線下教學的隔閡，延伸比較文學課堂教學的時間與空間，以此彌補比較文學教學課時的不足。

首先，做好比較文學教學的前期準備工作。以新學期開設比較文學課程為起點，利用慕課、微課、直播等形式，為學生提供比較文學的知識內容，推介必要的閱讀文本，初步建立起學生對比較文學這一課程的認識。并且在這一過程中，線上學習是不受任何干擾的，有利于提高大學生自主學習比較文學的能力。

其次，做好比較文學教學的過程組織工作。比較文學涉及理論復雜，需要閱讀的著作繁多，不可能完全依賴有限的課堂。混合教學模式的優勢在于，可以將自主探究學習與系統深入講解有機統一起來，一方面，教師為學生制訂完善的閱讀計劃，確保自主學習資源能夠發揮舉一反三的效果，例如“悲劇類”主題下的文本閱讀，或基于“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方向，篩選一批優質的讀物，供學生線下閱讀的同時，整理問題、質疑、觀點等，通過線上途徑（如微信）向教師提出，教師則作為課堂教學的重點內容。另一方面，適當縮減比較文學理論比例，引入流行文化、爭議話題等元素，增強學生對比較文學的興趣。例如，在分析樂府詩歌《花木蘭》時，引入國外拍攝的動畫片、電影等，從“形象學”的角度分析，引領學生找出中外文化差異。

最后，做好比較文學教學的評估考核工作。采取“線上+線下”混合教學模式，可以實現“定量+定性”的考核評價，例如借助問卷星平臺，可以獲得大學生閱讀范圍、數量、體驗等詳細數據，對比學生線下的提問、作業、考試等情況，找出比較文學教學中存在的疏漏。

2.系統整合教學內容，打造比較文學梯度結構研究方式

比較文學是一種研究方式，對于高校漢語言文學及相關專業的學生而言，需要終身學習、終身探究，故在建立教學模式時，不應強求在短短一、二學期內實現全部理論知識及實踐技能的傳授。具體到比較文學教學內容的設計上，可從提升我國比較文學研究話語權的角度出發，一方面整合現有的教學內容，包括核心理論、權威文獻、經典課例等，另一方面則是建立適用于“互聯網+教育”環境的內容體系，簡單地說，需要進行“梯度結構”的轉型。傳統比較文學教學內容，如一個個“文學孤島”，由教師根據自己的研究能力及成果設定話題、范圍、作品等，這樣無法保障閱讀材料與時俱進、教學內容及時更新。梯度結構的比較文學教學內容，采用“中心—周邊”輻射的形式，在第一層篩選經典文學作品（如“四大名著”與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等人的作品），用于傳授學生核心理論，目的是夯實學生自主研究比較文學的能力。第二層則是與時俱進，偏向特定的領域，如“中外科幻文學研究”主題下，篩選劉慈欣、何夕、鄧文光等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與阿瑟·克拉克、喬治·馬丁、阿西莫夫等國外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構成對比文學研究樣本，利用第一層積累的比較文學理論知識，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探索研究。第三層則是“小眾化、個性化”的比較文學教學內容，可基于學生興趣開展，如中外詩歌在“生理通感”上的異同點。

3.充分利用智慧課堂，建構比較文學多元開放教學體系

智慧課堂是“互聯網+教學”的重要產物，本身就具有資源多元化、環境開放性的特征，便于教師采用“項目教學”的方式，推動學生展開比較文學的互動交流。例如，當代大學生喜歡動漫，利用智慧課堂收集、展現相關素材，從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出發，探索日本動漫對世界文學的影響(如補充、異變、遷移等）。比如，《名偵探柯南》《名偵探波羅和馬普爾小姐》《金田——少年事件簿》等作品，是如何以動漫形式重構著名偵探文學作品的，在動漫中對偵探人物、事件、主題思想等做出了何種變異。

同時，智慧課堂可以容納各種文化資源，實現文學的“立體對比”，如關于“中國人的形象”的研究主題，可以將歐美日韓等國家影視劇、漫畫、游戲等作品中的國人形象整合一處，實現跨文化視域下的對比研究。從這個角度說，智慧課堂也有利于建構我國對比文學研究的話語權，高校學生立足中國傳統文學立場，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國外文學、文化對“中國人形象”的誤解和歪曲，進而在后期研究與創作過程中，有針對性地展開批判與糾正。

結  語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既為高校比較文學教學帶來了新挑戰、新要求，同時也為比較文學教學模式的創新重構提供了新方向、新途徑。作為比較文學的教育主體，高校、院系、師資等各方面都應該重新認識比較文學，無論從文學研究角度，還是從學科建設角度，積極順應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改變，遵循“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基本原則，開發適用于本校大學生的特色比較文學教學模式，并承擔起增強我國在比較文學研究話語權建設方面的責任。例如，借助網絡途徑、新媒體平臺等，提升中國文學文化的影響力，并將其他國家的影視、動漫、小說等作品中的“中國人形象”作為研究對象，引導學生探究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學”問題，逐步增強比較文學教學的“本土性”與“主體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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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莉娜：陜西學前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