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開放三孩政策、“雙減”政策落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實施的背景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愈加凸顯，當前亟待解決的是家庭教育立法后家庭教育體系的建立和落實問題。本文認為家庭教育作為具有屬性的準公共產品，只有政府主導才能在保障公平的同時讓效益最大化。本文通過問卷調查法了解了陜西省的家庭基本情況、家庭教育意愿及家庭教育能力三個方面，并進行了統計分析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隨著社會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陜西省家庭教育的基礎條件和家庭構成較為完善，家長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認知有了很大提升，但由于受家長的受教育程度，及其對孩子的陪伴時間、溝通方式等因素影響，還未形成科學的教養方式、系統化的支持，對此，可從強化家庭責任、增強社會協同和國家宏觀引導三個層面提升家庭教育的水平。

[關鍵詞]公共產品  家庭教育  教育意愿  教育能力  提升路徑

基金項目：2021年陜西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公共產品視角下陜西農村家庭教育的政府責任研究》（項目編號：2021KRM128）。

引  言

我國政府于2015年10月全面實施兩孩生育政策，并在2021年5月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后，提出了放開三孩生育的政策。隨著三孩政策的落地實施，生育政策的調整意味著人口年齡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動，從而會引起經濟、教育、生活等各個方面的變化。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旨在提升學校育人水平，規范校外教育培訓，完善家校社協同機制，明晰家校育人責任，創新協同方式，推進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國家嚴禁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從事學科類培訓，進一步促進教育轉型，將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從學科教育轉變賽道，成為從事美育等非學科類的培訓，這實質也是對家庭教育重要性和地位的強調，與此同時，也對家校協作的協同育人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以下簡稱“家庭教育促進法”）已于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法案的頒布從法律層面規定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責任，也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學校等相關主體的責任，是我國家庭教育領域的第一部立法，象征著我國家庭教育將從分散化、經驗化的教育模式逐漸向更科學的家庭教育體系轉變。

學校、社會、家庭作為重要的教育主體，共同構造了完整的教育環境。家庭教育是個人出身成長的起始點，是一切行為習慣、認知能力培養的起點和根，在家庭教育培養中，個人初步打下了學習的基礎，再通過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培養和提升，進一步增長才智、塑造品格。在實際生活中，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補充形式之一。近年來，隨著現代社會對教育質量要求的不斷提高，家長也從“依靠學校”到“家校協同”逐步轉變，但家校結合不意味著家長要承擔學校教育的職責，最主要的改革方向是要對協同路徑和模式進行系統化整合。在家庭教育促進法實施、全面開放三孩政策和“雙減”政策落地的背景下，在適學兒童數量增加、社會補位機制轉型的大環境下，強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已成為社會的共同認知，家庭教育的規范化轉型發展路徑正是我們需要深入研究、探討及實踐的話題。

家庭教育的準公共產品屬性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中將公共產品的概念定義為：“所有人共同享有的集體消費品，每個人對該產品的消費不減少任何其他人的消費。”家庭教育作為社會教育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產品屬性直接決定著產品的供給方式與使用權利。如果將家庭教育支持看作一個源源不斷、無限供給的條件，一個家庭教育主體的使用并不妨礙其他人進行同樣的使用，其具有廣泛的社會效益。但在實際情況下，政府、社會及家庭教育主體對于家庭教育的投入在一定范圍和領域內具有有限性，而供給的有限性，則意味著在某些方面如果一些人占用了有限的家庭教育資源，另一些主體的使用權就會受到影響，所以，家庭教育又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競爭性。因此，筆者認為家庭教育實質上是屬于準公共產品。

家庭教育還具有外溢性的性質。首先，家庭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是受教育者，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益于促進個人成長發展并且會提高個體的社會競爭力，同時，個人能力的提高必然會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有利影響，比如教育水平高的地區犯罪率會有所降低，為整個社會帶來效益；其次，在家庭教育投入層面，政府及社會對于家庭教育的投入支持必然會產生外溢化，如將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相比，發達地區具有更好的平臺和發展環境，人才的流動趨勢一般是由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這樣欠發達地區的家庭教育支出回報率就會降低。另外，對于受教育者而言，發達地區可以在經濟、環境等各方面提供更優質的保障，更有利于個體發揮自己的優勢，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

從家庭教育供給和需求角度分析，在家庭教育的供給層面上，家庭教育促進法的落地為家庭教育支持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法治基礎，但落地辦法還需要進一步細化，應根據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和區域化特點進行調整和優化。家庭教育本身存在一定的個性化，個體成長過程中不僅會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社會環境、個性因素、心理因素及生理因素等都會對個體發展造成影響，家庭教育不是要讓所有個體都以統一的標準進行培養，而是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對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正是因為家庭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有限的消費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特點，存在著外溢性、需求差異化等情況，政府的主導和宏觀調控就顯得必不可少。與社會、市場相比較，政府在資源配置、制度保障等方面占據優勢，因此，在面對家庭教育問題時，政府承擔的責任更大；社會能夠在具體實施時給予平臺、資金、技術等相關支持；家庭則應承擔好主體責任，形成國家、社會、家庭協同促進家庭教育發展的責任體系。

陜西省家庭教育現狀

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政策推進方式及教育發展水平不同，各個區域的家庭教育因受區位環境、文化特點的影響，也呈現不同特點。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法，對陜西省家庭教育的現狀進行了分析，面向陜西省中小幼學生家長，共發放問卷536份，剔除無效問卷后，有效問卷數量511份，問卷有效率約為95.3%。問卷內容從家庭基本情況、家庭教育意愿、家庭教育能力三個方面進行了設計。

1.家庭基本情況

問卷第一部分是對于調查家庭基本情況的了解，從家長的受教育程度、年齡、孩子的性別、孩子所處的學段、家庭收入水平、家長職業等幾個方面進行統計。

根據統計情況，調查對象中96%為父母，年齡處于25—40歲之間的占72.8%，和孩子所處的學段基本對應，但明顯可以看出，現代家庭中普遍存在晚育現象，出現了父母與孩子年齡相差較大的情況，這可能會對家庭教育產生一定影響。在家庭構成上，36.4%為大家庭、57.93%為核心家庭、2.74%為單親家庭、2.15%為隔代家庭；在家長受教育程度上，51.07%的家長學歷在本科及其以上，18.98%為大專、22.5%為初高中、7.44%為初中以下；在家庭年收入上，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的家庭占25.83%，5—10萬元的家庭占31.9%，10—15萬元的家庭占17.81%，15—20萬元的家庭占10.96%，20萬元以上的家庭占13.5%。從家庭結構的構成、家庭經濟條件和教育主體學歷基礎等方面上看，陜西省家庭教育基礎總體較好，具有經濟基礎和教育環境的基本保障。具體見表1。

2.家庭教育意愿

針對家庭教育的意愿，問卷從家庭教育主體、對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認知、對家庭教育方式的認知、對孩子在家發展情況的關注度、陪伴意愿、陪伴時間、教育技能提升意愿等幾個方面進行統計。

結合家庭基本情況和對家庭教育意愿的調查可知，陜西省家長對于家庭教育的重視程度、投入意愿度整體處于較高水平，70.06%（“非常同意”及“比較同意”的總比例）的家長認為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各家庭情況不同，會有明顯的差異。在家庭陪伴方面，76.32%的家長表示愿意給予孩子陪伴，在日常生活中有超過68%的家長的每周陪伴時間超過10個小時；有50.88%的家長表示對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有強烈需求，但如果是免費的家庭教育指導，愿意參加的家長人數比例則上升至84.3%。具體見圖1和表2。

圖1  對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

3.家庭教育能力

針對家庭教育能力，問卷主要從家庭教育主體的教育依據、教養方式、教育效果，以及對家庭教育的看法、家校溝通等方面進行統計。

調查結果為：51.47%的家庭表示依靠感覺和經驗進行家庭教育，72.8%的家庭認為在日常家庭教育中會出現“有方法但教育效果不明顯或者完全沒有方法”的情況，“非常同意”和“同意”對家庭教育進行深入了解的家長只占調查樣本的33.07%；知道如何幫助孩子適應新校園環境的家長比例為38.55%，知道如何幫助孩子培養自我管理能力的家長比例為35.81%，知道如何幫助孩子適應青春期心理變化的家長比例為29.55%。“非常同意”和“同意”因家庭教育經常產生矛盾的家長比例為46.18%。在家校聯動方面，46.58%的家長會“非常同意”和“同意”定期與學校了解孩子的在校情況。具體見圖2和表3。

圖2  對孩子成長過程中具體問題解決方式的了解程度

綜上，陜西省家長對家庭教育的認知程度在陪伴時間、重要性認識等方面均處于較高水平，但對家庭教育中的科學認識、教育方法，以及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法等仍以經驗感覺為主導，缺乏系統化的科學指導。

陜西省家庭教育中存在問題的成因分析

1.實證分析

家庭教育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理想的家庭教育應由父母共同完成。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并非如此，當前陜西農村地區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擔者以母親為主，單親、隔代家庭的家庭教育則主要由祖父輩承擔。在被調查到的296個核心家庭中，有111個家庭的家庭教育是由母親獨自承擔，父親獨自承擔家庭教育的僅有27個家庭，142個家庭是由父母雙方共同承擔。在被調查到的186個三世同堂大家庭中，有76個家庭的家庭教育由母親獨自承擔，64個家庭的家庭教育由父母共同承擔。

筆者對有效問卷中由孩子父母共同填寫的495份問卷進行了t檢驗，經研究發現，t檢驗顯著性均小于顯著性水平0.05，說明父親與母親在家庭教育意愿與家庭教育能力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主要表現為：母親愿意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與孩子相處，陪孩子學習、關注孩子成長，且愿意參與免費家庭教育指導活動，母親的家庭教育意愿相對更好，家庭教育能力也略勝一籌。據調查顯示，家庭教育過程中父親角色缺位的現象屢見不鮮，父親的家庭教育意愿相對于母親而言較低，家庭教育的相關經驗不足。具體見表4。

孩子對父母的信任、依戀建立在父母與子女之間頻繁且良好互動的基礎之上。家庭教育中，父母一方若有顯著缺失，其就無法與子女進行頻繁互動，會大大降低與子女形成親密關系的機會，如父親角色的缺位或支持不足，會使孩子感受到的父愛較少，成年后更容易出現缺乏安全感的情況，難以對親密的人形成依戀情感。

筆者對511份有效問卷進行方差分析可以看出，因家長的受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年收入情況不同，導致家長在家庭教育意愿與家庭教育能力兩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具體見表5—7。

（1）從家庭教育意愿來看，陜西地區家庭教育的整體意愿較高，反映出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口素質的提升，國民越來越重視教育的作用，其中，高學歷、高收入家庭及事業單位家庭的家庭教育意愿最高，家長愿意在家庭教育方面下功夫鉆研；低收入、低學歷及工作不穩定的家庭，因為生計與生活的壓力往往會無暇顧及孩子的家庭教育。

（2）從家庭教育能力分析，相比于家庭教育意愿，陜西地區家長的家庭教育能力整體偏低，尤其是務農家庭的家庭教育意愿和能力均低于調查的平均水平，即使是免費的家庭教育指導，大多數務農家庭也表示沒有時間參加，他們對小孩的教育完全依賴于學校與教師，由此可見，農村地區的家庭教育問題值得深究。此外，大部分家長表示，開展家庭教育時多憑借自己的經驗，欠缺科學的家庭教育知識，還有家長表示盡管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陪伴孩子，但整體效果仍不佳。

2.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根據統計，陜西省家庭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家庭教育的基礎差異造成了家庭教育意愿及能力的差異化。首先，在家庭基本情況方面，通過數據分析得出，教育主體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職業必然會對家庭教育的關注方向、發展規劃等產生影響，如高收入和高學歷家庭更加關注孩子的身心狀況，而低收入和低學歷家庭則認為學業成績更重要，可見家庭基本情況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基礎，會對家庭教育意愿和孩子成長導向起重要的引導作用。其次，表現在陪伴時間方面，根據統計發現，陜西省70%以上的家長對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的主觀意愿比較強烈，但在實際生活中的陪伴時間、溝通方式往往會受各類環境因素的影響。例如，當孩子升入高年級后，隨著學科教育內容的增加和深化，孩子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學習能力提升上，而家長陪伴孩子的時間會減少，且大部分家長和孩子的溝通多以飯桌談話、睡前談話等形式為主，說明學習環境的變化對家長和孩子的溝通造成了一定影響，不利于家庭教育的良好發展，對此，家長應該予以重視。

二是因缺乏科學的家庭教育模式，使得家庭教育的效果不明顯。首先，根據統計發現，教育主體對“何為科學有效的家庭教育模式”存在意見不一的情況，對科學的育兒模式沒有形成統一標準；其次，在家庭教育過程中，家長對教養方式、溝通方式及教育方式的理解過于片面、單一；最后，家長對家庭教育的成效心中存疑，調查中，大部分家長認為目前的家庭教育方式對孩子的教育沒有效果或者效果不明顯。

三是缺乏強有力的社會支持，在社會中，未形成家庭教育的有效支撐體系。首先，教育環境的構成除了學校和家庭之外，社會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家庭教育是個體成長發展的根，學校教育多以增進才智、本領和知識為重點，而所學的知識、掌握的技能均需在社會環境中進行實踐，三者均是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隨著城市化建設的加快，人力資本成為各個城市搶先占據的發展資源，20—50歲年齡段的父母一方面承擔著家庭教育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承擔著較多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對此，市場和社會應給予家庭教育更多的有力支持。

提升家庭教育意識及能力的路徑分析

家庭教育促進法首先從根本上回答家庭教育“是什么”的問題，其次更加清晰地劃分了不同教育主體的責任，最后搭建了國家支持—社會協同—家庭責任的家庭教育體系框架。家庭教育的提升路徑如圖3所示。

一是在家庭層面，要強化家庭教育中的父母主體責任。提升家庭教育的水平，最終目標是培養德才兼備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教育主體的家長，其一要強化家庭教育意識，認識到家庭教育在個體成長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二要主動學習，遵循并把握家庭教育的特點和兒童成長發展規律，掌握科學的教養方式，在家庭教育過程中寬嚴并濟，合理運用教育手段；其三要強化責任擔當，以身作則，規范自身行為，與孩子共同成長進步，創建和諧幸福的家庭環境。

二是在社會層面，各級各類政府機構及單位要進行責任劃分，術業有專攻，提供專業的幫扶指導。社會治理的基層組織（如社區）要做好基礎幫扶，提供場所、服務站等場地；中小學、幼兒園則應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做好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社會培訓機構、高校及科研機構等要積極研發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課程；而作為社會媒體的報紙、電視臺及其他公共服務機構，應該自覺創建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各級各類組織應積極在家庭教育中發揮協同作用和補位作用。

三是在國家層面，國家要進一步在宏觀政策上對家庭教育予以支持。首先，統籌規劃建設更多的針對家庭教育的公共產品，做好基礎保障，滿足家庭教育實施所需的基礎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可發揮區域特色，為家庭教育主題活動的開展創造基礎條件，如加強青少年文化宮、科普教育基地、紅色教育基地的建設投入。其次，給家庭教育提供政策支持，一方面在制度上給家庭教育多一些時間保障，如實施育兒假；另一方面減輕多子女家庭的經濟負擔，如在稅收政策、保險政策上予以傾斜，給家庭教育更多的經濟保障。最后，在宏觀層面引導市場化組織積極投身家庭教育的公益實踐，形成穩定的家庭教育支撐體系。

圖3  家庭教育提升路徑

本文基于家庭教育的準公共產品屬性和參與主體的責任劃分進行論述，認為家庭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競爭性。對于家庭教育的提升路徑，可在明確責任主體和責任劃分的基礎上，讓專業機構或部門研發家庭教育課程，由各級政府結合區域化特色進行采買，發放至相關的學校、媒體等，學校進行主要指導，并提供科普基地平臺，社區等基層組織進行支持輔助，各級各類組織應協同努力，使家庭教育的整體水平和能力有所提升。另外，由于部分農村或經濟欠發達地區存在留守家庭的特殊家庭構成，他們對家庭教育認知的基礎較差、家庭教育意愿較低，對此類家庭，政府要有更加完善的保障體系與支持，在政策上予以傾斜，如提供經費支持、提升農村教師待遇、落實各級機構責任等，以不斷提升農村父母對家庭教育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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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峰、曹樂、張琳、楊暢：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