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歐洲有一眼望不到頭的平坦、肥沃的土地，即便有山，也并不高峻，氣候濕潤，溫度適宜；非洲的草原、河流中有著無數可供隨時獲取，甚至可以大肆揮霍的食物資源。而在最初的華夏文明繁衍生息的這片土地上，有土地，溝壑縱橫；有黃河，可水量并不均衡；有山，卻險峻陡峭，高聳難攀！尤其是400毫米的等降水線，把華夏文明限制在這條線以南的中原大地，還要時時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襲掠奪。

所以我們的祖先很早就知道生存不易，“民以食為天”，我們要積極勞作，想盡辦法發展農耕紡織，才能讓人衣食無憂！這種對活著，乃至更好地活著的強烈內驅力，使得在這片士地上的人們，其民族基因就孕育出沉穩努力、堅韌頑強、永遠向上的特質。對文明的向往與追求，讓中國人的骨子里就有一種不服輸的精神！我們明知生存不易，但還是要在這片土地，甚至在某些被定義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繁衍生息，從刀耕火種一直到創造最燦爛、最輝煌的文明，忍受著一次又一次的坎坷折磨，讓文明之光越來越輝煌燦爛。

這絕非偶然，而是因為我們從思想深處就認為生命短暫，一定要有所作為才對得起這僅有一次的短暫的一生！而這種思想就是儒家的積極“入世”的思想，是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韌不拔；是曹操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的宏圖偉志；是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懷天下；更是曾國藩“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舍我其誰的擔當！有了這些，才使得中華文明如風中勁竹，屢仆屢起！

但同時，“過剛易折”，華夏文明之所以沒有走向“偏激—激進—潰散”的宗教式毀滅之路，是因為作為華夏文明之根的儒家積極“入世”思想，從一開始就伴著道家的“出世”思想而生。或許是因為曾以老子為師，孔子也會喟嘆認同那種“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式恬靜美好的田園牧歌式生活。痛苦時也會想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超脫退避。明白了這樣的地理文化的背景，我們也就明白了，中華文明一直是一種有彈性的文明！我們一邊“入世”，積極地為天地家國，甚至僅是自身生存銳意進取；一邊“出世”，在歷史長河中，在田園牧歌里，甚至在自我的心理安慰中，妥善安放好自己遙不可及的夢想，舔舐好自己身心的累累傷痕，找到心靈的棲息地！正是這種個體的彈性心理，才使得中華文明在聚散起伏中綿延數千年，從未斷絕！

說到此，我們也就理解了，中國人為什么需要田園詩，但田園詩永遠無法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因為惡劣的生存條件，因為堅韌頑強的民族精神，使我們一邊積極向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甚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邊渴望在田園中終老，只因“我心安處是吾鄉”。說到底，中國文化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入世”文化，而“出世”不過是它低谷期的療傷自愈和高峰期的謹慎調整。正是這種自愈與調整，才使中華文明始終輝煌而不狹隘，昂揚而不偏激！

故而我們稱道辛棄疾的“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同樣也欣賞陶淵明的“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這種“返自然”返的不僅是青山綠水草屋雞犬，妻賢子孝和樂融融，更是心無羈絆、身有自由、情有所歸、意有所衷的人性的質樸、平和、安寧、自由、和樂的自然。難得有陶淵明，讓我們可以在拼盡全力奔跑的時候回望他，回望他為我們構建的心靈的棲息地。他和他的詩就是我們的“瓦爾登湖”，是我們前進即使無路，后退永遠有門的精神托底的化身。

滄海桑田，世事縱橫，中華文化“出世”“入世”的巧妙融合，恰讓華夏兒女走出了一條兼容并蓄、進退有據的艱難且獨特的東方文明之路。這條路上荊棘縱生，卻又開滿鮮花；有高山陡峭，更有溪流潺潺；有“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萬丈豪情，也有“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的心靈港灣……無論“出世”“入世”，都是這方水土孕育出來的，也是這方水土上的人生生不息所堅守的獨特的精神信仰。

作者單位：陜西省咸陽市實驗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