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欄目主持人 王彬武

翻看厚厚的兩本《越群說教育》，似與一位長者促膝長談，有些絮叨，但充滿智慧與洞見。這些文章大多數在“越群說教育”公眾號里已經閱讀，現在變成鉛字，輯錄成書，讓那些漂泊的文字和思想有了新的歸宿，再次讀來就像新環境遇見老朋友，倍感親切。書中主要匯編了2017年到2019年所發的公眾號文章，短短三年，居然銖積寸累，聚沙成塔，洋洋灑灑寫了50余萬文字，老朋友幾年不見，一下變得積淀深厚，令人刮目相看。

我與作者王越群是忘年交，因為彼此都十分關注基礎教育改革發展的話題，一起探討問題比較多。看到這兩本書，猛然感覺越群先生不僅僅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教育的觀察者、思考者和表達者，特別是這些文字以他特有的語言風格，文風平實，通俗易懂，傳遞出對教育問題的深刻思考，也體現出對教育的一種深厚情懷。

一

2017年到2019年，這一階段是中國基礎教育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基礎教育發展的重心從注重數量、規模、條件、覆蓋率、普及率等對外在目標“量”的追求，轉向注重質量、公平、內涵、素養、價值等對內在目標“質”的追求；基礎教育在育人體系中的定位，縱向上更加注重大中小幼、上下貫通的一體化，橫向上積極推進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協同，以及全員、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探索。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變化，整個國家基礎教育的發展心態從亦步亦趨地追求學習發達國家，轉向堅持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基礎教育，不再盲目學習發達國家，開始樹立教育自信。我們稱這是中國教育的轉型期，轉型不僅意味著教育方式的變革，還涉及教育利益格局的調整，教育價值觀的“震蕩”。基礎教育的轉型，必然伴隨著整個社會心理的焦灼、不安，甚至是痛苦。在這樣的背景下，基礎教育快速發展中積累的優質資源不足，發展不平衡，急功近利，方法陳舊等很多問題沉渣泛起，整個社會以急切而焦灼的心態對基礎教育改革給予極高的關注。這一時期政府推進教育改革的種種努力也是為了適應這種轉型，均衡發展、學區制改革、集團化辦學、課堂革命、學生減負等。越群先生把目光投向這些焦點問題，提出他的觀點和看法，既有引導社會認知的擔當，也有政策建議熱情。

這個轉型期還有一個大的社會背景，教育和知識公共屬性的普及，整個社會受教育程度提高，大多數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每個人的受教育經歷都很豐富，所有的人都會對教育提出自己的觀點，都能從自己的角度發表對教育的看法。可是教育問題的討論就如同一日三餐，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吃貨”，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營養專家，成為美食家。教育的問題有其自身的復雜性，并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得十分清楚。而且研究教育越是深入，越是覺得困惑。教師、家長們可以根據自己經驗批評教育，但是遇到具體問題自己可能也沒有合理的答案。比如孩子學習中影響學業成績的因素究竟是學習時間長短重要，還是學習方法重要；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究竟是訓練集中思維重要，還是發散思維重要；在激勵孩子學習時究竟是應該肯定他的努力，還是應該肯定他的聰明。即使面對大的教育改革政策，其實也難以說出其中的道理。比如學生課業負擔問題，家長、教師、管理者的理解都不同，我們知道學生課業負擔重，學得很累，但對背后的深層原因以及出路在哪里，是體制原因還是文化原因，是方法問題還是內容問題，可能誰也無法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這樣一個教育發展轉型期，在眾聲喧嘩的討論中，需要理性的聲音。比如西安“小升初”搖號，社會上有很多“懶政”“讓學生撞運氣”“暗箱操作”等謾罵指責，越群教授大概有十來篇文章談到這個問題，認為“搖號”上學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尋求政策、法律與現實的平衡，在客觀上斬斷了“灰色”利益鏈，是社會能夠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能夠把教育問題放在具體的歷史階段和現實環境中分析，有理有據，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一味指責。這種對待問題的理性態度，體現了一位學者的洞察力和判斷力。

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行政推動是主要的動力，但是我們不可忽視來自各方面的聲音對教育發展產生的影響。越群先生總是能夠站在教育改革的前沿敏銳地捕捉到這些問題，探討問題的本質，提出建議。也許教育改革的歸宿就是讓教育的行為能夠回歸本質，然而教育發展為什么又往往偏離本質，這就是問題所在。2015年我邀請王越群教授在省教育廳的周末講堂上講家庭教育。2017年我們探討作業改革問題，并出臺了一個關于規范家庭作業的文件，可以說王教授關注的教育問題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現在回過頭看，三五年前關于作業問題、家庭教育問題、民辦義務教育問題，現在已經成為正在面對的具體現實，“雙減”政策實施，作業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出臺，規范民辦義務教育等，都已變成了教育政策或改革的行動。而這些變化，我們都是經歷者。

二

王越群是大學教授，在大學研究教育問題的人不少，但是真正關注現實的教育問題，把引導社會認識教育問題作為使命的人并不多。大學教師因為研究問題的深入程度相較一般人來說要高很多，而這種深入研究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脫離現實社會，追求所謂的“純學術”，大學的研究成果很多，創造的真真假假的理論很多，但是關注并能夠影響現實問題解決的成果并不多。

大學除了培養人才、科學研究、傳承文化，還有一個重要功能是服務社會，服務社會的功能依靠大學教授去實現。但是，由于評價導向的原因，大學教師需要有自己的“專業產品”，就是把發表專業性、學術化的論文作為立身之本，而這些學術產品又受到嚴格的規范標準約束，導致學術規范性走向了學術“狹隘化”。一方面大學教師的學術產品要嚴格按照模式化的語言體系、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創新內容等要求去呈現，另一方面大學教師的學術產品要被同行認可，就得區分各種學術的流派，選擇自己主張的立場，導致了學術研究的固步自封。

越群先生沒有被大學的這種學風所左右，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天地，瞄準社會關注的教育問題，以自己獨有的理性分析和建議主張影響社會。持之以恒地寫這些文章，并非易事，但是做這件事情，對提升他作為一位大學教師的職業地位并沒有太大的幫助，這就是一種情懷，面對社會關注的教育問題，總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沖動，而且在看清教育的真相后依然保持著對教育未來的信心和信念。

在我所知道的范圍內，越群先生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他不僅通過文章來影響我們，還經常去中小學作講座、報告，像一個傳經布道的思想者，以一種特有的方式介入到教育的世界和教師的生活，顯示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價值。他還是省政協委員，每年提交大量教育類的提案向政府部門建言獻策。其實，學術如何與公共的社會生活發生聯系，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普遍存在的追求學術的精致化，脫離社會生活現實，可能不僅是一個學術自身的問題，還是一個學術道德或學術倫理問題。今天，社會成員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即使接受過高等教育，面對自己子女的教育問題，仍然會感到焦慮不安，束手無措，整個社會對教育的認知還缺乏應有的理性精神。說明教育已經告別了經驗主義，成為現代人的一種覺悟和解放的條件，對教育問題的理解和踐行成為人之為人的自由、幸福的標志。從這個意義上講，越群先生這些通俗易懂、直指人心的文章，還有著社會啟蒙的意義。

三

閱讀《越群說教育》，非常佩服其教育的敏銳感，這種敏銳感一方面是能夠準確捕捉到教育的關鍵問題，另一方面能從各種社會現象中發現教育的道理。

這些文章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事論事。加拿大的教育學者馬克斯·范梅南提出了教育現象學的理論，就是要從教育的表象敏銳地發現背后的教育機理，選擇適合的教育行為。可以說，教育現象學既維護了教育的專業性，又拓展了教育的深度和廣度。對待教育的問題，我們一般人看到的問題都是“冰山一角”，很難透過現象看本質，但是作為專業人員，就要能夠“世事洞明皆學問”。《越群說教育》里的文章就有這樣的特質。如一所學校因為景區改造面臨拆遷，就引發了學校對景區文化元素的重要作用，以及城市教育發展和布局問題的探討。如霧霾嚴重導致中小學停課不停學，引發對教育信息化的思考，以及教師信息化素養的問題。如針對學校的“陰陽課表”的現象，探討課程改革、課程設置等問題。這些文章都是把教育現象作為觀察對象，從而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通過這些文章，能夠幫助教師、家長和關心教育的人們認識教育存在的問題，引導社會教育認知水平的提高。

投資大師查理·芒克有句名言：“手中有錘子的人，把世界都看成釘子。”有了“神器”，什么問題都會用自己的“神器”去解決。越群先生對教育問題的熟稔，教育就成為一種思維方式，成為審視世界萬物的一種視角，一種解讀工具。這也是一種敏銳性的表現。中醫理論被他用來分析民辦學校小升初的問題，從大醫精誠、是藥三分毒、相生相克，再到虛不受補、一人一方，用得十分貼切。觀看一場世界杯比賽，越群先生也能聯想到人生和教育問題，引發關于奮斗、合作、規則等與教育有關的啟示。有一篇討論“周歲”“虛歲”的文章，從中國人以“虛歲”計算年齡的傳統，聯系到一個人的生命應該從胎兒時期算起，讓人覺得意想不到，也有幾分道理。這些都充分顯示了越群教授對教育問題的癡迷和敏感。

越群教授是一個非常謙和的人，他的文章里充滿了一種智者的情懷，不偏激不悲觀，不急不躁，娓娓道來。無論對教師、家長，還是一般想了解教育的人，這些文章都有可讀之處。

作者單位：陜西省教育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