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是陜甘寧邊區教育史上的標志性事件，也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后、黨的“七大”召開前陜甘寧邊區規模最大、參會人數最多、代表階層最廣泛、會議時長最長、通過決議最多的大會，地位甚高，影響深遠。邊區文教大會對大會前邊區小學教育的發展進行了反思與批判，明確了教育發展的原則，指明了教育發展的方向，其實事求是辦教育、堅持人民立場辦教育以及齊心協力辦教育的經驗在今天也仍有借鑒價值。

一、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的歷史背景

陜甘寧邊區大規模的生產自救運動和深入的整風運動為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的召開奠定了基本條件。武漢失守后，國民黨加緊了對邊區的經濟封鎖，禁止向邊區運送必需物資和邊區物品的運出。加上邊區脫產工作人員的增加和自然災害的侵襲，導致邊區民眾的負擔日益加重。為克服困難，保障軍民供給，毛澤東主席于1939年發出“自己動手”的號召，提出發展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的軍民開始了南泥灣、槐樹莊等地的大生產運動，機關、軍隊、學校等也逐漸開始重視生產運動，并發展自給經濟。至1943年，通過大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的糧食收獲頗豐，除了自給還有剩余。在克服經濟困難、度過饑荒后，教育發展有了基本的物質保障，邊區文教大會的召開也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自然而然地被提上日程。

整風運動的深入進行為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的召開作出了思想上的準備。1942年，全黨范圍內開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其中，最主要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的學風問題。毛澤東強調說，“學風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要反對主觀主義的學風問題，就要加強黨內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學習，加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要能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解決革命的現實問題，而不是僅會背誦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結論或原理。為切實反對主觀主義，提升黨員同志們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能力，毛澤東指出“兩種人的結合”，即擁有書本知識的人向著實際方向發展，在實踐中應用知識，避免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向著理論學習發展，使實際經驗更具條理性與綜合性，最好能夠上升到理論層面，從而避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整風運動圍繞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圍繞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問題，開展工作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進一步提高了全黨同志的思想政治水平。1943年，隨著整風運動深入到教育領域，邊區開始了教育領域內的變革。而此次變革也為教育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指明了道路。

二、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發展小學教育的舉措

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既是邊區政府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解決文化教育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探索教育和文化發展的大會，也是黨中央將整風運動延伸到文化教育領域的號角。從1944年10月11日始至1944年11月16日，長達37天的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對邊區小學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與實際發展相背離、與邊區群眾生活相脫離的教育實踐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檢討，認為邊區小學教育較抗戰前有很大的發展，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思想仍存在，教育措施等還不能完全考慮到邊區社會發展實際和群眾需要。并就小學教育的目標、教學內容及辦學形式作出相關規定，從而確立了邊區小學教育的發展方向。

（一）教育目標：培養具有新民主主義思想的新公民

縱觀文教大會前邊區小學教育的發展，雖然政府、教育廳頒布有多項旨在促進邊區小學教育發展的政策，但這些政策更多地在于宏觀上指導、規劃小學學校數量的發展或其質量的提升，卻并未提出實施性強、貼近邊區農村生活實際、促進邊區發展和建設的長期教育目標。以往有關培養兒童的民族覺悟、民主作風、科學思維、審美觀念、勞動興趣、健康體格等教育目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注重人的全面發展，但偏離了邊區政治、經濟的承受范圍。明確與邊區政治、經濟發展相契合的教育目標有助于細化以往邊區較宏觀的教育目標，有助于評價、衡量邊區教育的發展情況，有助于邊區培養出更多達到標準的人才。于是，邊區文教大會結合邊區當下發展形勢提出：“小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新民主主義的新公民。”并就培養的新公民提出了更細化的標準要求。以量化的方式規定小學教育在文化方面要讓學生識得至少1500字；對于應學習的常識也作出明確規定，即小學教育應當讓學生學到初步的衛生常識及邊區與其他地區、共產黨與其他黨派的區別等政治常識。并針對以往教育中學生輕視勞動的現象，強調小學教育要重視學生勞動習慣的培養。邊區文教大會上所提出的教育目標及標準徹底改變了以往小學教育偏離邊區實際的過高的目標要求。

（二）教育內容：加強與邊區農村實際的聯系

抗戰初期，邊區小學教育的內容多強調抗日。當時的國文課本中幾乎課課講抗日。無論是飛鳥走獸，還是火車輪船，都被擬人化編寫成抗日故事。這些內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政治性需求，但與邊區農村廣大群眾亟需的生產知識相脫節。當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邊區小學教育的內容更加豐富，多強調科學知識的學習，但這些豐富化的內容反映的多是城市生活，科學知識的學習也多是輪船、機械等不完全符合邊區實際的內容。邊區后期修訂的課本內容更強調學習游擊戰爭、戰斗英雄等題材，較少涉及一般文化常識的學習。邊區文教大會要求徹底改造與邊區實際相脫節的教育內容，指出學校應組織學生從事家庭及社會工作等活動。并強調邊區的教育內容應進一步結合邊區農村實際，加強農村實用知識的學習，群眾可根據自身需求，決定教育內容。在具體實施中，不同類型的民辦學校在小學教育的內容上也不盡相同。如米脂高家溝式的教育，內容的選擇完全根據群眾的需求而定，重視生產及衛生知識、政治常識的教育；延安市楊家灣式教育重視讀寫用的教學。

（三）辦學形式：發展多樣化的“民辦公助”小學

邊區過去主要通過發展公辦小學學校的數量來發展小學教育，學校一般由政府決策開辦，群眾較少參與其中。為了切實提高群眾辦學、入學的積極性，貼近邊區經濟發展實際，解決政府辦學的人力、物力等困難，使得小學教育更符合不同地區的發展現狀及群眾的需求，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聯系社會各界包括全國知名學者、作家、醫生，少數民族、宗教團體、工農兵文教工作者等，一同為教育的發展出謀劃策。文教大會后，邊區群眾團結一致辦教育，大家共同出資、出力、出知識，進一步促進了邊區教育的發展。邊區文教大會肯定了“民辦公助”式的辦學形式，認為“邊區的初級學校應以民辦公助的村學為主要形式?！蔽慕檀髸?，民辦小學發展迅速。據統計，邊區民辦小學由原來的52%上升到文教大會后的61%。邊區在“民辦公助”的實施中探索出米脂楊家溝式、高家溝式，延安市楊家灣式等多種類型的民辦學校。這些多樣化的學校類型不僅極大地調動了群眾辦學的積極性，也同樣將邊區的掃除文盲工作進一步推進。邊區將掃盲工作提至教育的中心地位，強調學校教育承擔起社會教育的部分責任，要求所有初級學校組織識字組，冬學時幫助群眾識字、學習文化知識。邊區文教大會重視通過學校教育帶動失學群眾的教育，并以小學學校為基點，廣泛向外輻射，建立多樣化的學習組織，提出“為了便于貧苦兒童、成人的學習，所有小學校由有能力的學生組成識字組，在冬季組織冬學”。邊區文教大會對“民辦公助”辦學形式的肯定，加強了邊區政府與群眾的聯系，豐富了邊區小學教育的辦學形式。

（本文系延安市社會科學2020年度專項基金項目 “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地位、作用及影響研究”（20BDD05），延安大學教育創新計劃項目“陜甘寧邊區的思政教育”（YCX2021004）。）

（孟亞玲系延安大學教授，陳迪系延安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