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父親去世，我才解開他身上所有的謎。

我剛剛懂事的時候，曾問過父親：“大，我的爺爺奶奶呢，我怎么沒見過他們？”父親說：“你沒見過？我也沒見過。”父親說這話的時候，面無表情，冷冰冰的，嚇得我以后再也不敢提這個話題了。事實上，父親不是沒有見過爺爺奶奶，是他沒有印象了。我曾悄悄地問過母親。母親說她也不知道父親的“底細”，父親是“流浪”到他們村的，只說自己是個孤兒。后來，我查了查資料，父親是1961年來的。當時，受自然災害的肆虐，好多人缺吃少穿，四處流浪，父親所說的話應該屬實。我所在的村子是米脂的一個小山村，有的是土地，只要不惜力氣，便餓不死人。父親可能是奔著這個來的。他當時20歲，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姥爺家沒有男孩兒，看他老實、勤快，便收留了他。三年后，與他年齡相仿的母親成婚，算是入贅。我出生后，依照入贅的習俗，姓氏隨母。

后來搞運動，父親因為是外來人口且身份不明成了批斗對象，說他是國民黨特務，也有說他是蘇聯特務，經常被喊來叫去。他每次回來，身上少不了帶著傷疤。母親忍不住哭哭啼啼，他就瞪母親：“哭啥哭？我還沒死呢？！”母親不哭了，卻還是不住地抹眼淚。有一天，那些批斗父親的人來抄家，從家里的地窖中找到一個保存完好的箱子，打開箱子，里邊有一個小包裹——他們以為“鐵證如山”，沒想到打開包裹，竟是兩張烈士證書，一張是爺爺的，一張是奶奶的！至此，大家才知道，我的父親是烈士的遺孤，我的爺爺和奶奶在抗戰中犧牲了。

當時，我已經上初中，不是一般的懂事，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也想為父親討個公道。父親沒好氣地對我說：“戰場上死的人多著呢，有的連個后代都沒有，他們找誰說去？”

說實話，我不只是想為父親要個待遇，也想為母親、為我討點好處，看到父親如此固執，我便死了心。

得知父親的身份后，村里人才對他另眼相看，不再找他的茬兒。父親難得“清閑”，一心一意地開墾荒地，除了下雨、落雪，他都在山上的旮旯角落忙活，這里扒扒，那里壘壘，撿出石頭，拔掉雜草，都給弄出大小不等、規則不一的地來。那時還是大集體，土地還沒有分包到人，他把那些開墾出來的土地交給公家。有的地塊小，其實根本算不上地，僅能站下一頭牛，生產隊不要，他便自己撒下種子，或菜，或莊稼。我記得有塊“地”，年年收四五顆玉米，因為地塊太小了，實在不能多種。

到了1982年，我已經上高中了。榆林市來了幾個人，找到父親，要落實政策，為他恢復工作。這時候，我才明白，父親原在榆林市某廠礦工作，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遭遇三年自然災害，生活物資異常匱乏，父親響應國家返鄉務農的號召，主動報了名。

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父親拒絕了。來人不忍放棄，再三懇請，父親說：“這里有吃有喝，我已經習慣了。”父親又說：“我已經四十來歲了，還去干啥？把崗位留給年輕人吧。”不止榆林來的人失望，我和母親也很失望。父親不滿我和母親的表現，說：“當農民咋啦？種地吃糧，問心無愧。”

父親的老家是河南的，他為什么沒有回老家卻來到了米脂？我說出了心中的疑惑。“老家沒親人了，那地方也難……再說，米脂的婆娘，綏德的漢。”父親說到這里，不自然地撓了撓頭。當時母親也在旁邊，撇了撇嘴：“還老實呢。”父親赧然一笑，算是回應母親的嗔怪。

我沒考上大學，回到了農村，曾有過外出打工的想法，都讓父親給堵了回去。

這時候，土地已經承包到戶，父親的干勁更足了。天不亮就帶著我下地，晚上星星出來了，還在地里忙活。在我們那個村，年年就屬我家打的糧食多。吃不完，便積攢起來，遇到哪里有了難，捐，可勁兒地捐。為此，家人沒少跟他鬧別扭。

2021年夏的一天，父親忽然感覺身體不適。我要送他去醫院，他說：“我知道自個兒的病，上醫院白花錢。八十個春夏秋冬了，就是一臺機器也該歇歇了。”盡管父親這樣說，我還是請了村醫。村醫診斷后，開了點藥走了，臨走他留下話：“趕緊準備后事吧。”

沒過兩天，父親便溘然長逝。老人家臨咽氣的時候，用微弱的聲音告訴我：“我是在南泥灣出生的，剛滿一歲，你奶奶和你爺爺一道南下上了前線……是南泥灣的南瓜湯、小米粥把我養活大的。我來到米脂，總想著離南泥灣近一些，有機會回去看一看。”

我依照父親的遺愿，背著他的骨灰來到了南泥灣。看到南泥灣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后悔真相知道得太晚了，沒早點帶他老人家來。

我一直羞于說出父親的名字，現在可以驕傲地告訴大家：他老人家的大號叫南泥灣。這是他在南泥灣時那些叔叔嬸嬸給起的昵稱，他一直沒改過。父親去世后，我征求母親的意見，把姓改成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