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雙減”“五項管理”等教育改革新政正在全國各中小學校緊鑼密鼓地推行與落地。作為一名躬耕西安市基礎教育工作38年的教育工作者，在“雙減”政策的具體實施中，我對國家基礎教育發展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主要對全面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提升學校課后服務水平、全面規范校外培訓行為等方面提出了明確要求。與此相配套的新政還有今年5月教育部出臺的“五項管理規定”，即加強中小學生作業、睡眠、手機、讀物、體質五個方面的管理；8月印發的《關于加強義務教育學校考試管理的通知》，主要對學校減少考試作出了具體要求，一系列教育改革新政的重磅出臺，不僅標志著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國現有教育生態格局作出了重大調整，更體現了國家對促進教育公平、構建高質量教育發展體系的重要決心。

要真正科學、準確、深刻地把握“雙減”改革，必須搞清楚雙減背后教育改革發展的大邏輯、大思維、大戰略、大格局。那為什么要實行“雙減”？怎樣做才能真正落實“雙減”？筆者認為，面對這些問題，要從源頭上思考，充分理解教育改革新政背后的現實意義尤為重要。

實施“雙減”的背景意義

（一）全面修正當前教育現狀，緩解普遍性教育焦慮

今年9月1日開學，西安市曲江第二中學發給學生們的作息時間表上有了新的變化：上午上課的時間改為8：10，下午增加了20分鐘的大課間；第五節課也改為課后服務時間，學生可以在班級做作業，也可以參加社團文化活動，特別是聽聞周末不用再去輔導機構補課了，這可讓同學們高興壞了。

然而，在國家大力推行、學校積極執行、學生樂于接受的氛圍中，卻引發了不少家長的擔憂。“僅靠學校的輔導，孩子能在中高考脫穎而出嗎？”“只要有中考，就會有人上普高，有人上中職，孩子的未來發展會好嗎？”“別人家孩子能考上清華、北大，我家孩子就不能？”……家長一方面叫好國家終于出手治理校外輔導機構，一方面卻又憂慮“雙減”政策下孩子未來的發展。

其實，在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鏈條中，中高考是每一所學校和每一個家庭都無法回避的焦點。因為要中高考，父母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瘋狂“加碼”；學校受升學率、分數論驅使，加量補課，頻繁考試，月月排名，久而久之，在應試教育的刺激下，社會中逐漸形成了普遍性的教育焦慮。孩子從小學三四年級起，家長就通過課外輔導完成“小升初”的教育訴求；進入中學，就陜西省近年來中考招生6∶4的錄取比例而言，決定了一部分學生將順利進入普通高中就讀，另一部分則進入職業高中學習，其中選擇就讀職業高中的意愿不強。于家長而言，經濟負擔也是如牛負重。西安原教培市場上“一對一”輔導的課時費可以達到400元/小時，畢業年級的費用更甚。高昂的課外輔導費用給每個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不禁思考，現行的教育制度對緩解當前社會的“教育焦慮”現狀會有幫助嗎？

（二）減輕過重課業負擔，關心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些學校利用周末、假期各種補課。學生周末在校外培訓機構參加各種輔導，孩子基本每天早上7點起床，晚上9點甚至更晚才能結束一天的學習。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說，2005年填答問卷的少年兒童基本都是“90后”，2015年填答問卷的少年兒童就是“00后”了，“結果顯示，‘00后’周末課外補習的時間是‘90后’的3倍，2005年孩子們周末補課時間是0.7個小時，到了2015年時就變成了2.1個小時了。”

從身心健康的角度分析，孩子拿什么時間去參加體育鍛煉？又如何擠出時間發展興趣愛好或者是休閑娛樂呢？青少年的身體健康何來保障？僅靠在校每天一小時的體育鍛煉，根本無法滿足孩子擁有健康體魄的成長需要。特別是，過重的學習負擔已經致使孩子的心理健康遭受嚴重危害。

進入初中，青少年的成長發育進入青春期，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都會發生顯著變化。不僅如此，外在的學習環境也由小學的基礎認知、情感等能力的培養轉變為知識性、價值觀、行為習慣等品德、人格的塑造，這個時期，對孩子進行正確、科學的心理健康教育尤為必要。然而，過重的課業負擔往往導致教育工作者們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大多數集中在初中年齡段。

（三）降低家庭生活成本，提高國家生育率

近年來，全球各國生育率已呈現出連年降低的趨勢。據了解，我國2014年—2019年的出生率依次為12.37%、12.07%、12.95%、12.43%、10.94%和10.48%。人口數量的減少，將造成社會勞動力減少、社會生產成本增加等負面影響，不利于社會的長期發展。為此，5月31日，我國正式提出開放三胎子女政策。在我看來，三胎政策能否有效提升生育率，政府政策的推動是一方面，還應切實幫助家庭解決生育痛點，緩解生活憂慮，以此才能提高民眾生育意愿。

一是現行學制設置較長。一般小學六年、中學三年、高中三年、大學本科四年，按照孩子6歲入學，大學本科畢業后則是22歲。基于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要求，大多數人本科畢業后會選擇繼續讀研、讀博等，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年齡已25歲，這個時候開始找工作，參加社會勞動，而同期也進入了女性最佳生育年齡。對于剛步入社會，收入暫不穩定，工作處于摸索階段的生活狀態下，年輕人生育意愿不高。積累基本工作經驗后，30歲生育一胎，33歲生育二胎，35歲便已成為高齡產婦，不管對身體適孕情況，還是個人養育精力而言，生育三胎都會讓多數人望而生畏。

二是家庭經濟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社會發展得不像現在這樣豐富，老百姓對于買房購車的要求不高，單就經濟方面講，家庭生活的幸福感相對較高。然而，2021年相關數據統計，西安目前月平均工資4203元，單租房支出及日常開銷，基本占據了工資的50%，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是無法負擔結婚成家、生子養育的家庭經濟壓力；再從買房來看，西安正在發展成為一線城市，大額的首付款必須由父輩幫忙，自己還房貸月供，才能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如若家庭經濟條件不允許，僅靠個人經濟能力，則無法負擔因購房而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為此，年輕人結婚成家、生育養育等規劃都將逐步推遲。我認為，這是國家大刀闊斧施行“雙減”的深遠宏觀意義。

從根本上落實“雙減”的幾點建議

“花在樹上開，別忘地下根。”要從根本上有效落實“雙減”政策，結合多年的教育教學管理經驗，筆者認為需要標本兼治，變革當前教育制度，建議推行十年義務教育是一條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可行性路徑。

（一）縮短學制，建議推行十年義務教育

就現行的學制設置和國家課程安排，初三、高三階段的學習，多是對初一、初二及高一、高二知識的復習和鞏固，新的知識并不多。此外，按照現在青少年的成長發育規律，是具備學制縮短后完成學習任務的能力的。因此，建議不妨將學制由小學、初中、高中共12年學制縮短為10年，即小學5年、初中2年、高中3年。如果將畢業年級前的復習課程進行有效精簡，節約了時間成本，僅保留高考的教育評價指標體系，那么家庭的教育焦慮也將從三次簡化為一次，特別是生育年齡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前置，生育三胎的時間成本將大大增加，這也從根本上破解了生育年齡難題。

（二）革新現有教育評價體系，有效緩解教育焦慮

縮短學制，推行十年義務教育，必將推動我國教育評價體系作出重大調整。取消中考保留高考的評價體系，將使得考試成績不再是學生學習和學校辦學追求的唯一目標，“唯分數”“唯升學”甚至“擇校熱”等現象將消失殆盡。學生直升中學，學生、家長和學校都不必再焦慮，反而能用更加富余的時間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邏輯思維、社會交往等能力也將得到提高。

（三）創新整合高校資源，提升技術類院校辦學層次

若推行十年義務教育，革新中高考教育評價體系，就意味著孩子16歲將迎來高中畢業，這個時期參加工作年齡偏小，大概率不具備社會生存能力，那現行的大學教育應如何適應和調整？筆者建議可以從國家層面將高校資源進行創新整合，按照不同標準分類為技術應用型大學和學術研究型大學兩類。這樣思考的初衷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隨著當前國家經濟的高位發展，我國要從制造業大國轉向制造業強國，必須要有相當數量的職業技能人才基礎，這關系到國家能否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二，以現行的中考評價制度，孩子15歲中考畢業后，一部分學生要么升入高中，要么進入職業高中，也緣于我國中職類院校發展良莠不齊，家長接受孩子就讀職業高中的意愿不高；第三，高校近年來的規模擴招，使得本科階段的學生基數十分龐大，然而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進入大學學習，從事科學技術研究。

綜上，我們不妨將現有的大專、職業類技術院校進行“升級”，創新整合，打造一批“技術應用型大學”。讓一部分學生可以通過學習獲取專業技術，另一部分具有科研興趣或研究潛力的學生從事專門的學術型研究，使其在不同崗位上、自己擅長的領域里為國家建設、社會發展貢獻力量。同時，加大對技術類人才在專業設置、師資配備及職稱晉升、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傾斜力度，以提升民眾對職業類高校選擇的滿意度和認可度，讓職業教育推動我國教育高質量發展。

當前，我國正處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偉大歷史征程中，歷史的接力棒已傳遞到青年學生的手里。“雙減”政策，不僅是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更是關乎我國全局發展、決勝國際競爭的重要發展機遇，學校、家長及社會都應把“雙減”作為重要的社會責任和擔當，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認真研讀教育改革政策，及時更新教育觀念，尊重孩子成長規律，持續有力地推進“雙減”政策落地，并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作者單位：陜西省西安市曲江第二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