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雞娃”之風愈刮愈烈，當教育“內卷”如火如荼，被補課費壓得喘不過氣的父母面面相覷，被補習班占用了太多時間的學生有苦難言……教育改革迫在眉睫，“雙減”出現正當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為新時代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健康全面發展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這一政策覆蓋面廣，切中肯綮，在短短半年時間，使得校外培訓萬億市值灰飛煙滅，教育焦慮得到強力緩解。

“雙減”正當時，陜西在行動。在這半年時間里，陜西教育工作者從政治高度認識和對待，從體制機制入手深化改革，聚力探索“雙減”政策下如何聚焦課堂，切實減輕學生作業負擔，全面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本刊編輯部將分兩期，邀請教育專家、校長和一線教師圍繞“雙減”，探討破立之間的教育智慧；挖掘各地市“雙減”落地經驗；碰撞“雙減”下的教育思考，期望帶給讀者啟發。讓我們攜手同行，共建陜西教育良好生態。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以下簡稱“兩辦”）出臺“雙減”政策，明面上是為減輕學生作業負擔、家庭經濟負擔，實則是為適應國家未來發展的人才培養掃清障礙。人才培養需要科學的制度設計和基礎保障。

本期特邀三位校長，期望通過他們的對談，廓清讀者對此項改革的認識，共同探索“雙減”有效落地的實施路徑。

特邀專家

焦愛茹：西安市未央區教師進修學校副校長。中學教科研工作負責人、中學數學教研員，省市兩級教育質量綜合評價特聘專家，省級骨干教師培訓特聘專家。

孟瑀：西安市鳳景小學黨支部書記、校長，正高級教師。全國中小學生閱讀素養教育研究中心工作委員會委員，陜西省人民政府督學，陜西省省級優課評審專家，陜西省基礎教育委員會信息技術專業指導委員會委員，陜西省學科帶頭人。

楊輝：西安市未央區西航三校校長。全國中小學督導評估專家、中國教育學會小學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第十屆陜西省青聯委員、第七屆西安市青聯常委、陜西省校本研修專家庫成員、西安市督學、國家十三五規劃課題“個性化作業設計與研究”項目總負責人。

“雙減”是國之大計，國之大政

焦愛茹：上到國家領導人，下到平民百姓都意識到了人才問題的重要性、嚴峻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很多次。兩辦站在國家戰略高度提出“雙減”問題，我想請兩位校長談談此項政策出臺的初衷是什么，要解決什么問題，長遠的影響又是什么。

楊輝：“教育評價改革”“五項管理”“課后服務”“雙減”……近期教育政策密集出臺。就“減負”而言，上世紀50年代教育部就曾發過一個文件。今天咱們在座的都是學校的管理者，相當長一個時期里面，我們要圍繞“雙減”政策來思考，去落實。它牽扯三個方面的問題：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現在我們的教育要考慮：學生的體質怎么樣，學生的心理素質怎么樣，綜合素質怎么樣；學校應該怎樣作為，怎樣去擔當，等等。它是牽扯到國家未來人才戰略的命題。

孟瑀：兩辦聯合發文，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只有兩個，一個是計劃生育政策，第二個就是“雙減”政策，可見黨和政府對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重視程度之高。這是國之大計，國之大政。我經常問我們學校老師一句話：我們教育學生，肯定是先關注分數。為了這個分數，你讓他們機械地、重復地、大量地練習，但是如果這個孩子將來可能成為你的女婿或者是兒媳婦，你對他（她）的首要要求會不會是學習好？老師都搖頭呢。為啥？首先肯定會看他（她）有無責任心，尤其是當女婿的，情商要高，責任心要強，然后心理素質要好。學習好，是靠后排的。國際學生評價項目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中國學生遙遙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學生的水平。但是我們學生的弱項也很明顯，創新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很欠缺。未來社會，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機械重復的工作不靠人來做了，那么要人干什么？是創新。如果學生在校內不停地學習，學知識、記東西、答題，在校外又進入另一個地方，還是這樣重復著，腦子里塞得滿滿當當，根本的睡眠都保證不了，他何談有精力、有時間去思考、去動手、去創造？因此，“雙減”政策是從社會長遠的發展角度、從人才儲備的戰略高度去考慮的。

國家政策倒逼學校管理改革

楊輝：很多家長對“雙減”政策的理解存在分歧。一部分家長高瞻遠矚，覺得國家政策是關心我們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其中不乏一些老師或其他教育工作者，還停留在原來的固定思維上，這也是我們要重點考慮的一個方面。

焦愛茹：學生去補課，老師也有做不完的題。站在國家人才培養的戰略高度看，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已經到了最緊迫的重要關頭。二位作為基層學校的校長，你們認為政府應該從哪些方面努力去落實政策？

楊輝：無外乎這么幾個方面，一是學校如何看待；二是家長如何看待；三是學生如何看待；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整個社會如何看待。關于“雙減”文件發了很多，作為學校來講，我們能感受到，從中共中央國務院，到教育部，到省教育廳，再到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都在積極落實“五項管理”，實施“三個課堂”，開展課后服務，真正把孩子從原來那種疲憊的、內卷式的、劇場效應模式的狀態，逐漸拉回到符合教育、符合教育生態的軌道上來。從政策上來講，基本做到了“三管”——管好學校的教育秩序、管好我們的教育評價、管好校外培訓機構。

孟瑀：9月份開學，政策要求學校嚴格實行“5+2”課后服務，就是給“雙減”配套的一個政策，真的是摸著石頭過河。因為學校以前的教科研活動、會議、政治學習等，都是安排在學生離校后進行。但“5+2”后，學校安排什么時間搞教研活動？什么時間進行全校的工作總結？什么時間進行教師培訓？什么時間召開班主任工作會議？這是對時間的安排變化，其實是倒逼學校進行管理改革。

焦愛茹：談到這，“雙減”政策落實層面在學校，在學校方案的制訂上、全員育人觀的建立上、學生個性特長發展上，那么在課后服務、作業統籌等方面，兩位有什么好的經驗？

孟瑀：我們在進行“5+2”課后服務的一個月里發現了這么幾個問題。第一，我們管理的人員需要拿著課表去查課，一個年級一張課表地去查，老師到底上的是什么課？是否將這個課落到了實處。第二，語文老師輔導語文是行家里手，但是上興趣課時就不太專業，但學校專業課教師少，語數老師都得參與。10月份，我們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全校用一張課表，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語數老師就上課業輔導，其他學科老師來上社團課，老師不足，我們就引進校外的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現在，我們學校有40個社團。音樂、體育、美術、科學、思維訓練等全面開花。從作業管理上，我們舉辦了教師作業設計大賽，制訂作業公示制度，每一周的學生作業老師們在一起商量，嚴格控制作業量，然后由教導處審核。只有這樣才能減量增質。

焦愛茹：剛才您說開了40個社團，學校空間的合理利用是一個難點，是按年級分段進行還是怎么樣？興趣班怎么開設？

孟瑀：現在全校學生都參加了“課后服務”。我們沒按年級劃分，1—6年級可以參加同一個社團，社團人數被限制在36個以內，編排時首先考慮校內社團，老師選用校內的老師，場地用的是教室，如合唱就在音樂教室，舞蹈就在舞蹈教室，活動時間為一小時。對于如跆拳道、棋類等校內無專業老師的社團，則引進有資質的校外非學科培訓機構，一二年級不留書面家庭作業。

焦愛茹：還有一個問題，學生都是背著書包的，我的東西都在教室放著，當其作為專用教室時，我的東西怎么辦？

楊輝：一般需要自己帶走，現在教室交叉使用是常態。

焦愛茹：很多高中即將實施走班制，小學的這個課后服務樣態，很有借鑒意義。

楊輝：我們學校在落實“雙減”、推進課后服務的政策宣講上，要求達到三個共識。首先學校和老師要達成落實課后服務課程開設的共識。課程主體要靠老師去實施，老師對政策的把握及其參與程度，決定了課后服務的質量。這種共識達成了，課程開設就有了一個非常好的師資基礎。其次是師生達成共識，學校豐富多彩的課后服務課程要讓孩子知道，在基于他們的興趣愛好和自愿選擇的基礎上，引導孩子積極選擇自己鐘愛的項目。最后是家校共識。推進課后服務，家長也要“熱”起來。這三個共識是我們做好課后服務的三個基礎。

孟瑀：解決思想問題，關鍵是要保證課后服務質量，家長看到孩子在學校參加完課后服務，是真的形成了某種特長，發展了某種興趣愛好，作業也能在學校高質量完成，回家后有充分的時間休息，家校就和諧了。

“減”與“加”的能量守恒定律

楊輝：評價課后服務做得好不好，我們衡量的第一個標準就是看孩子喜不喜歡。

焦愛茹：自主選課，就是我有多少課，我列到這兒，你對哪個感興趣，你來選。還有報課制，就是學生感興趣的這里面沒有，那就要學生按興趣先報課，學校進行歸類，然后組織教師來挖掘形成這樣的課。

孟瑀：我們是智慧選課，通過“釘釘”平臺選課，我的校隊就是第一波被搶的，想報的人很多。第一波沒搶上，第二波報的就是其他專業老師帶的，第三波是引進的。

楊輝：在這個方面呢，文件要求是很明確的。像孟校長的學校課程40多種，我們現在的資源課程達到72種，分六大板塊：體質健康類、文學素養類、藝術特長類、綜合實踐類、勞動技能類等，每個板塊都有二級板塊。比如體質健康這塊，校園的角角落落都有各種運動的主題，真正讓孩子參與其中，我經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走到孩子面前，摸一下他的后腦勺，如果出汗了，熱氣騰騰的，那孩子的運動量肯定就沒有問題了。

在選課的板塊上，其實也體現了學校的管理智慧。校級社團申報選擇是雙向的，合理編班。除此之外，我們也引進了社會第三方。每周周三是學校的無作業日，我們把這一塊兒全部交給有資質的社會第三方機構。這一天學校以年級為單位創設一些活動，一年級書法練習，二年級國學素養，三年級科技創新，四年級體育鍛煉等，把主題給大家，這樣就確保我們的孩子從一至六年級“五育并舉”。這種安排反響越來越好。而且這天的時間可以把老師集中起來開展培訓、會議、教研之類的活動。

焦愛茹：這里有一個問題：有些老師跟我說，中學不比小學，科目多，每周要開很多會，一科幾分鐘就是幾十分鐘，而現在就這一點兒時間，每天的科目還不一樣。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楊輝：中學的壓力相對小學來說大一些，想要解決就要綜合施策，首先要改變理念。從來沒有以文件的形式對我們的作業作如此細致的規定，包括作業的完成時間、布置形式等，這足以說明政策考慮之細，就怕我們執行起來籠統模糊。

作業少了，大家會擔心教育教學質量滑坡，那我們就要把這些問題考慮進去，作為教育研討的一個重點。就是說教師要改變自己原有的備課方式、教學方式，調整分配課堂教學時間；孩子的作業習慣和方式也得進行調整。我們搞了一個三級公示，一級是班級公示，固定一個作業公示欄，公示科目、內容和完成時間。在科目里面，我們要求分層作業。二級是組內公示，作業完成了，分享出來，教研主任來把控。我們一二年級沒有書面作業，3—6年級作業總量完成時長不能超過一個小時，其中由教研主任進行整體調控，今天這科多一點，那明天另一科就可以加大一些。第三個公示是校級平臺公示。我們學校的主管領導要及時掌握每一個年級、每一個班級作業的完成時間和質量，不能出現兩極分化。“減負”不能以降低質量為代價。按照能量守恒定律，減了負卻要保質量，肯定有地方需要加能，加什么？那一定是在老師的備、教、研方面加能量，從學生的身上挖掘潛力：良好的作業習慣、知識的快速高效鞏固等。

孟瑀：我覺得可以把作業的統籌管理權力下放到年級，由備課組長把作業統籌好后上傳平臺，這樣就能給教研活動留些時間，既做到了公示，教導處也能進行審核。實際運行中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學得慢的孩子拖沓，老寫不完怎么辦？特別快的孩子，他早早寫完了又該干啥？把這個權力全下放到年級組去，年級組一起想辦法。學有余力的孩子可以自由支配剩余時間，看課外書、畫畫，甚至到操場去進行體育活動；個別孩子寫不完，就需要老師進行一對一輔導，若下課了還沒寫完，那么老師可以通過編排座位，把這幾個孩子相對集中起來，不管哪科老師來上輔導課，可以重點關注他們使其不掉隊。

楊輝：當然，在此過程中，家長也要更新自身對作業的理解，作業并不是原來那種簡單地、機械地完成書面作業，還有閱讀作業、實踐作業、綜合作業等。

考試不等于評價，減負要提質

焦愛茹：現在不讓周考月考了，很多老師會擔心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那么如何解決老師的疑慮呢？

楊輝：想要破解這個問題，就要科學理解考試這個詞。很多老師覺得沒有了考試，相當于沒有一個抓手去衡量自己的教學成績，家長心里也沒有底兒了。這些都是狹義地、通過分數單方面評定學生的考試。現在，政策要求減少考試次數，低年級取消考試，在評價的時候，我們不再以單一的分數裹挾教育。現在的“考試”還包括資源評價、綜合評價、增值評價等。

孟瑀：有研究表明，老師上課所關注的和學生以后的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老師上課如果只關注課本內容，學生便只會學到這一堂課的知識；老師如果關注的是方法導學，學生就掌握了方法、技能；老師如果關注的是綜合素養的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就能得到發展，創新意識就會增強。從這個角度再看，就是楊校長提到的考試和評價是不能畫等號的，我們不能將考試代替為對一個人的全面評價。

焦愛茹：教學有兩次傳遞，第一次是由教師傳遞到學生，第二次是學生由外部接收傳遞到內部消化吸收，減負要提質，關鍵在于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特別要關注信息的第二次傳遞。

孟瑀：這就說到了如何合理安排課堂的45分鐘。我們學校給老師介紹了一些如佐藤學等學者的著作，還有北師大的一個思維訓練課，用于提升師生的學習力，訓練學生的判斷性思維、創造性思維等，各教研組開展了如思維導圖使用比賽等序列活動，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學生推到課堂的舞臺中央。

楊輝：高質量課堂教學最終要落實到孩子們的感受、對知識的掌握、綜合素養的提升等。我們學校以課標研讀為抓手，抓重難點的結構分析，抓全學段全學科的教學分析，不再局限于某一個年級，而是基于大學科大單元，成系統的一種教研分析。我們要求一年級的老師要把六年的教材研讀一遍，六年級的學生也要知曉初中年級相應的學科標準。這樣，效率從一開始就產生了。第二個就是發揮團隊力量，集體備課，進而自主備課，組內互相聽評課已成常態。第三個是要反映在學生自主、合作、探究學習方式的完成。“滿堂灌”一定要轉變為學生自主學習。考試評審無非三個方面，學習的過程、學習的結果、結果的運用，我們就是要基于這三方面的考量來評價課堂。

學生減負，老師也要減負

焦愛茹：未央區教育局提供給我一項數據，通過這幾個月的努力，課后服務學校完成率是100%，教師參與率達到95%以上。面對如此高的教師參與率，學校如何做到讓老師也減負？

孟瑀：從“雙減”政策出臺，包括“五項管理”等，我們就開始學習，讓老師站在為國育人、為黨育才的高度認識這個事情，因此我們的課后服務方案出來后，大家都是積極地、主動地去承擔。我覺得作為管理者，要把溫暖、關心傳遞給老師，在給學生減負的同時，也要考慮到給老師減負。比如彈性下班，老師完成當天的教育教學任務后，是可以提早離校的。這樣他有時間能處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全身心投入到課后服務時間里，保證課后服務質量。還有老師的待遇問題，我們現在收取的費用是每生一個月140元，90%用于老師課時費的支出，遵循的原則是一線老師拿最多。后勤人員其實也很忙，但是他們只能拿到一線老師的70%。從這些細節照顧老師，盡最大能力給老師減負，讓老師在課后服務實施后，有一定的時間照顧孩子、照顧家庭，我覺得這是一個支撐點。還有一點，我們堅持黨團員帶頭。這些對老師的關心關愛，適當引領等綜合因素，讓老師感受到雖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內心是溫暖的。

楊輝：只給老師講情懷是走不遠的，一定要給老師提供切實幫助。這學期，我們引進了數字博物館的課程，聘請專家輔導和培訓對此有意向的老師。通過教學技能培訓，老師可能因此愛上此項學科，假以時日，其在學科教學方面也會有所成長，有所成就。剛才孟校長講到老師的課時費，其比例我們要系統調整。這背后考驗的是學校的科學管理水平，鍛煉的是大家共識共贏的管理思維。

焦愛茹：給老師減負不是單靠一所學校就能解決的，還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家長的認識亟需引導、改變

焦愛茹：學校做了這么多，家長能和我們達成共識嗎？家長焦慮的是五天學校管了，周末孩子沒人管了。

楊輝：我認為“雙減”落地后，家庭教育有了四個“增”：增加了親子關系的親密度；增加了親子閱讀的飽和度；增加了日常生活的體驗度；增加了學生素質能力的感受度。這四個方面有效減少了家長經濟負擔、思想負擔，緩解了家長的教育焦慮。

焦愛茹：您說的是樂觀的一面。上海某中學初一年級有家長要求取消月考，學校真的取消后，導致另一批家長激烈反對，兩派對立尖銳。

楊輝：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個辯證的世界。中學的學業壓力、升學壓力都會大一些，面對中考，中學的校長、老師和家長更在意孩子的成績。但是基于目前的情況，也要理性看待。在新時代教育評價政策的引導下，國家就基礎教育設立了實驗區，高考改革、中考改革正在摸索。但明顯的是，中考加強了體育成績比重，強調學生的綜合素質，注重學生的綜合實踐、綜合體驗，作為命題標準。現在的問題是這些變化宣傳不到位，家長不了解。

孟瑀：大部分家長對中高考的觀念還停留在以前。

楊輝：我們要考慮家長的感受，更要傾聽孩子的聲音，看看孩子們如何評價考試，怎樣評價補課，怎樣看待“雙減”政策。這可能會讓家長轉變更快。

孟瑀：隨著生育政策的放開，家長對孩子學業的過度關注也會發生變化。咱們不也說“頭胎當熊貓養，二胎當豬養”？“雙減”就是為養育三胎清障，是人口政策的配套組合。有數據表明，現在高中1/3的學生存在抑郁風險，這個數字很可怕。

楊輝：如果我們出一道選擇題，你希望孩子具備怎樣的品質和素質：分數、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等，我相信負責任的家長都會選擇身心健康。

焦愛茹：“雙減”政策施行以來，學生的睡眠質量得以保障，興趣特長得到發展，家長的經濟負擔切實減輕，避免了我國教育被資本過度干預，全民對教育的焦慮均有所緩解。研究教學、提高課堂效率各校達成共識，學生學習力的培養成為關注焦點，學校主陣地地位得到鞏固，全面發展的教育觀正在逐步形成，教育高質量發展越來越成為可能，教育生態也越來越好。感謝大家的智慧碰撞。

（呂志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