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屆“教師節”的親歷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年方二十一歲，正在一所中學任教，迎來了首個“教師節”。

為教師特設節日，無疑是想喚起全民尊師重教的意識。國家對教師的重視，隱含其后的，是社會對教師的不重視。當某一個事項必須以官方頒布新政的方式予以強調時，說明此事在現實中已面臨著危機。雖已撥亂反正，但賤師輕教的余毒一息尚存，教師的頭顱依舊還像貓頭鷹一樣地蹴縮著。教師被譏之為教書匠，和鐵匠、木匠和泥瓦匠等視為同一等級，僅為手藝人而已。在很多人的眼里心里，教師就是哄娃的“娃娃頭”，又窮又酸，無權無勢，還笨狗扎個狼狗勢地故作清高。姑娘擇偶，盛行“一工二干三教員”。也就是說，教師的身價，遠低于工人，僅比農民略高。及至于連街道里的女售貨員，遇到教師也躲避，不愿下嫁其為妻；政府機構一個吆雞關后門的打雜者，或者隨便一個工廠下苦力的包裝工和搬運工，似乎都有資格在教師面前，擺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勢。

持久的灰頭灰臉，使不少教師從外形到內心皆呈蜷曲之狀，甚至個別人還顯現出某種精神的卑賤：見到一個小吏就驚慌失措，攀附上一個政府職員就沾沾自喜，傳統“士族”應有的格調與范式喪失殆盡。在以道統為治國方略的古代華夏，教師的地位何等之高啊！高得直抵天庭，幾乎與日月星辰同輝，作為草芥般的凡人，只可跪拜，豈敢冒犯？冒犯，那是大逆不道，極易為自己埋下禍殃的伏筆。那時候，教師是道統的載體。體現在“天地君親師”這份封神榜單里，教師端坐君王之后，父母之前，赫然位列第四。

然而世事跌宕，一場突襲的腥風血雨，使處于漩渦中心的教師，瞬間從云端跌落塵泥，如同遭受風吹雨打的芭蕉葉，憔悴而萎靡。即使后來得以撥亂反正，教師頭上戴的那頂“臭老九”的帽子已被摘除，但精神的佝僂癥卻像絕癥一樣難以療愈。骨頭碎了，脊梁彎了，舌頭短了，氣節失了，尊嚴沒了，教師的精神氣度和道德水準，足以和販夫走卒混淆，并非如預期中的那樣“木秀于林”。

在他賤與自賤中，一個專屬于自己的節日從天而降，這對教師們而言，仿佛憑空摸到一張獎票似的，暫且不論獎票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但至少，能亡羊補牢地給教師們的心理，以些許的慰藉和鼓舞。“教師節”的確立，表明的是一個國家尊師重教的態度，映現的是一個族群立志于摒棄野蠻靠攏文明的堅定信念，它在旁敲側擊地警告世人：教師是用來敬的，不是用來辱的；一個國家強盛之廈的屹立，要靠教師壘磚；一個民族文明之花的盛開，要靠園丁撫育。教師盡管算不上知識的創造者，卻也是知識的搬運工，知識的小商販。如果沒有眾多搬運工和小商販的辛勤付出，再豐盈的知識，也只能鎖在倉儲里，化為密室里僵死的古董，決然無法以和藹的表情，進入凡夫俗子的視界，植入學子的大腦。

“教師節”有著給籃球充氣、給病貓注射激素的作用。晦氣沒有了，代之的是喜氣；沮喪消散了，替之的是亢奮。從某種程度上說，“教師節”更像是一頂高帽子，一層脂粉霜，對于改善教師們面容的色度和精神的氣候，有著顯著的功效。至少，社會上那些以對己有用還是無用來為交際圈畫線的淺薄之人和勢利之徒，望向老師的目光，不再那么滿含不屑。

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考量著一個社會的文明尺度；對弱者的態度，考量著一個社會的良心指數。

記憶里，在過第一個“教師節”時，平日里無比刻板的同事們，個個都像被灌醉似的，臉上彌漫著醉態，眼睛笑得擠成了兩條窄縫。學校召集老師聚餐，不少女老師預先聞知此訊，一定要去街上的理發館梳理頭發，并換上新裝，從而像新娘一樣款款步入教師的食堂，從而使這場聚餐，像婚禮慶典那般喜慶，洋溢著你好我好的歡愉，飛揚著相互揶揄的笑聲。說是聚餐，僅為六菜一湯，無酒水，亦無飲料，只是盤子的菜肴里，比之以往多了幾個肉丸而已。按當下的標準，這樣的飯菜頗為寒磣，但在那個蘿卜絲土豆絲大唱主角的年份，卻甚為豐盛，因此教師們也就吃得狼吞虎咽而又意猶未盡——在好幾年的時間里，為改善生活，我和一個關系要好的同事約定每周結伴外出一回，以豁出去的架勢下館子，自己犒勞自己。在街邊的餃子店，每人購買半斤肉餡餃子并“殲滅”之，就算飽享了口福。餃子一塊二一斤，半斤六毛錢。輪流掏錢，這周我掏，下周他掏。

教師們聚餐完畢，走出食堂，還有禮品可領，誰又能不歡天喜地呢？禮品為一條毛巾被和一把雨傘，毛巾被屬于時興的商品，每條十一元；而傘也較為昂貴，每把兩元五角。

一晃數十年遙遙遠去，時間像個填埋場，把諸多的記憶葬埋。很多曾經耳鬢廝磨的同事，由于中斷來往，都丟失在記憶的塵埃里，絞盡腦汁竟想不起他們的名姓，但過第一個“教師節”的情景，卻依然像儲存在大腦深處的電影膠片，時不時地跳躍而出，播放出一段段或殘缺或完整的畫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