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

“既作業師，又作人師”

杜斌丞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民主革命時期深受西北人民愛戴。他“倡導文教，育人樹人；協助革命，堅持正義”，畢生為社會的進步和人民民主事業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毛澤東曾稱他是“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最忠實朋友”；周恩來稱他是“魯迅式的共產黨員”“革命的教育家”；習仲勛稱他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1888年5月10日，杜斌丞出生于陜西省米脂縣城隍廟灣一戶破落地主家庭。7歲入縣城高公祠私塾讀書。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學堂，受姨夫高又宜等前輩學者的指教，勤奮讀書，品學俱優。1913年夏，杜斌丞入北京國立高等師范學校史地部學習。在校結識了旅日回國的同盟會會員惠又光，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1917年夏，杜斌丞由北高師畢業，回榆林中學任教務主任兼史地教員，1918年升任校長。

杜斌丞曾對抗戰時遷陜的各大學負責人說：“大學必須培養通人且有專長的高級人才，大學教師不能專作業師，還要作人師，教育青年樹立完美的人格，效力于人民，效忠于祖國。”他這樣教誨別人，自己也是幾十年如一日地踐行著。在榆林中學的十年是杜斌丞進行教育活動的主要時期。他提出培養勤學愛國、協調發展的新式人才教育宗旨；改革舊教育，創辦新學堂；建立親同父兄、情同手足的師生關系。

“中學教育必須提高教學質量，使學生獲得國家公民應具備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礎知識，培養審美、尚武、勞動的能力和雄健的體魄，特別要培養學生的高尚品德和進取精神。”杜斌丞多次在榆林中學的歷屆開學典禮上宣布：榆林中學的教育宗旨是德智體三育并重。他還十分注重勞動教育，他曾嚴肅地說：“如果我們的老祖宗沒有這種本事（勞動），哪有后來人類的文明和社會的進步呢？”他組織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參加義務勞動，建設、綠化校園，以培養勞動習慣。

1917年，杜斌丞任職榆林中學后，分析了當時學校的情況，首先狠抓遴選教師這個關鍵。他不僅請來國學功底深厚的地方知名人士杜斗垣、李鼎銘，還請來金晴蘭、董竹籬、李可亭、夏家駒等先生講授自然科學各門課程，這些人后來都成了大學教授。官方規定公立中學教師月薪為60塊銀元，而他卻破格付酬，有的高達130塊銀元。在1922年和1923年兩次組織全校教師赴京、津參觀后，他倡導并組織成立了“陜北教育促進會”，開展教育教學研究。“五四”運動后，他推薦李鼎銘、曹穎生、白伯英離校擔任政治職務，同時又聘請進步人士魏野疇、李子洲等人來校任教，充分保證了學校的辦學方向和師資力量。

據說當時，晚飯后，杜斌丞、魏野疇等人常在操場與學生邊散步邊談話，人越聚越多，常形成以教師為核心的圈子，被學生們稱為榆林第九景——“天神夕踱”。杜斌丞關心學生的生活學習，對他們的政治前途也給予引導。學生劉志丹、張德生搞兵運，被反動派逮捕，他多方奔走，營救他們出獄。1932年夏，學生謝子長在甘肅靖遠舉行兵變時，他提供槍支彈藥。他曾對進步青年馬濟川等人說：“我總希望在《解放日報》及其他進步刊物上，能看到你們的幾篇文章，那我是十分高興的！”1924年丁班學生畢業時，杜斌丞在榆林城北舉行歡送儀式。山上萬里長城雄偉蜿蜒，腳下榆溪河水奔騰洶涌。杜斌丞鼓勵全體學生樹雄心、立壯志，繼前人革命未竟之業；破黑暗，求光明，使中國成為獨立、富強、繁榮、進步的泱泱大國。

李敷仁：

“我想為大眾做點兒事”

李敷仁的一生，致力平民教育，改革中初等教育，并富有成效地改革了大學教育，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對當時教育所起的作用，對工農、工農子弟及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影響，使他在陜西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899年，李敷仁出生于陜西咸陽縣（今咸陽市）北杜鎮一戶貧苦人家。從1932年9月開始，李敷仁先后在鳳翔二中、漢中五師、西安女師、西安師范、固市中學、興國中學等學校擔任職務，一直到1945年。在西安師范，經何寓礎介紹，李敷仁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6年5月1日，國民黨特務將李敷仁綁架到咸陽準備秘密槍殺，所幸子彈未傷要害。1946年7月，李敷仁到了延安；8月，毛澤東會見了李敷仁；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任命李敷仁為延安大學校長。

中學畢業后的李敷仁在重慶見到教育家陶行知后，便在日記中寫道：“我想參加大眾生活，為大眾做點兒事。”后來，李敷仁真的下鄉，在村里辦起了農民協會和農民夜校，農民需要什么，他就傳授什么。同時，因為農村“重男輕女”，婦女得不到應有的教育，他便在村中一所廟內辦起了女子學校。另外，通過創辦《老百姓》報，以“宣傳抗戰、反對投降、反帝反封建、宣揚民主、反映勞苦人民的痛苦生活”為主旨，很快，《老百姓》報就成為抗戰時期深受群眾歡迎的報刊之一。

李敷仁對舊中國初等教育的情況感受尤深，他認為小學教育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抱著書本，而忘了人生”，不利于培養學生改造社會的能力。李敷仁根據小學教育教學特點，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在《民眾導報》上連載了通俗讀物——《小學生三字經》。通過有韻律、易懂易記的“三字經”形式，圍繞禮貌教育和早期勞動習慣的培養、主張幼兒教育以游戲為主、注意從言語入手培養小學生人格、重視對上課紀律的要求和學習方法的指導、從小注意科學用腦和睡眠衛生等，闡述了他對初等教育的真知灼見。

李敷仁在1932年到1945年的13年里，基本上是在做中等教育，曾被進步師生譽為“公民專家”。從他走過的這段歷程中，可概括出四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傳播真理，進行革命思想的啟蒙教育。李敷仁講課，總會搜集各種資料，研究分析后，將之融為一體，編成講義，絕不照本宣科。例如講社會論，他把日文版路易斯·亨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上田茂林的《普羅列塔利亞世界史》、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等書融會貫通，結合實際進行講授。校外許多師生也趕來聽課，大家稱他講課“深入淺出、生動感人”“有一股真理的力量、生活的氣息，能緊緊地把人抓住”。

第二，參加教盟，宣傳抗日救國思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陜西教育界的共產黨員楊明軒、何寓礎等進步人士，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李敷仁積極投身教盟活動，和張寒暉等進步教師一起組織了“生活教育社”，利用訓育主任這一合法身份宣傳革命，宣傳抗日救國思想。

第三，介紹進步書刊，指導學生從事革命實踐。李敷仁認為：進步書刊是青年走向革命的橋梁。他每到一所學校，都要幫助圖書館購進大量進步書刊，并指導學生閱讀。李敷仁還很重視社會實踐，經常指導學生搞社會調查，搜集整理民歌、民謠和民諺，了解民風民俗、民心民意，做老百姓的代言人，他的許多學生也慢慢成了《老百姓》的通訊員、宣傳員和推銷員。

第四，堅持民主正義，為革命輸送人才。李敷仁用敏銳的目光審視社會，審視國民黨黑暗統治下的教育。他巧妙地通過課堂或周一早晨師生集會等公開場合，在對學生進行校規教育的間隙，犀利地指出時局真相，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在他的影響下，不少學生積極投身愛國革命運動。

1946年秋，李敷仁被任命為延安大學校長。他生活簡樸，經常光著頭，穿一身黑色中山服，咂一桿旱煙袋蹲在土堆上，和一般的農村教師別無二致，毫無大學校長的架子。1947年冬，李敷仁赴石泉見吳玉章，對方對國際局勢和中國革命局勢的精辟見解使李敷仁對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有了更明確的認識，他推測中國革命不久就會“局勢頓形改變”。他向上級有關部門建議把原延大的各個干部訓練班改為有專業特點的系，經上級同意后，他在延大設立了政法、教育、財經和文學四個專業。加之在此之前創辦的新聞班，使延大干部培訓工作更加系統，更有針對性，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各方面的管理型、技術型人才。

岳劼恒：

學貫中西的現代教育家

岳劼恒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教育家。他以廣博的學識、嚴謹的學風和誨人不倦的精神，教育和熏陶了整整幾代人。尤其是在重建西北大學的過程中，他與學校同命運、共患難，度過了最艱苦的歲月。他從事大學教育整整24個春秋，一生辛勤耕耘，不懈探索，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和思想。

1902年11月29日，岳劼恒出生于陜西省西安市一個書香之家。父親岳少農曾擔任陜西高等師范學校校長。1918年，岳劼恒就學于西安市第三中學，連續8個學期均為全校第一名。1925年，岳劼恒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當時，陜西旅京學生組織了一個進步政治性團體——共進社，岳劼恒擔任了共進社的會計工作。1926年，共進社被奉派軍閥摧殘解散，岳劼恒也因此遭到緝捕。他深感政治黑暗，但他相信科學能夠救國，在家庭的影響下，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

1937年10月，岳劼恒到西北聯合大學（西北大學的前身）任教。解放初，岳劼恒與駐西北大學的軍事代表合作，決心把西北大學建設成為人民的大學。他認為西北大學“為西北高等教育之最高學府，所負責既重且大”。他指出：“人民政協綱領之文化教育政策，為本校今后一切設施之正確方向……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政策——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眾的方向，改造舊大學謬誤及不合理的設施，革除舊的弊病。”岳劼恒團結全校教職工，精簡機構，合并院系（當時有陜西省立三個專科學校并入西北大學）；調整課程（特別是廢除了舊《倫理學》等內容反動的課程），開設了《新民主主義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共同必修課；整編人員，組織政治學習，進行思想教育等。經過幾個月的改造接收工作，使西北大學走上了新的軌道。

新的西北大學在前進中遇到的主要困難是教授不足和教學儀器設備短缺等問題。岳劼恒則聘請著名教授和學者來西北大學任教或講學。對于教學儀器設備不足的問題，除了力爭教育部撥款、設法購置外，他還積極支持和主張辦工廠，自己生產和維修儀器設備。在他的支持下，由龍際云教授領導辦起了物理系小型機械廠，聘請了三四位工人，加工制作實驗儀器，使普通物理實驗每個實驗題目的儀器由1套增加到5套，滿足了教學需要。西北大學自力更生制作物理實驗儀器的事跡，1954年受到教育部的表彰。

岳劼恒認為綜合性大學既是一個教學機構，也應該是一個研究機構。為此，他號召西北大學的教師扭轉對科學研究工作的片面認識，強調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他與教務處的同志們一起，對全校如何展開科學研究做出了詳細的規劃，組織全校教師開展科學研究。他在繁忙的行政和社會事務工作中擠出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為國家培養研究生。在他的組織領導下，物理、化學系的有關教師以及研究生，在絡合物的光學研究方面進行新的探索，取得了有價值的成果，先后寫出8篇論文發表在《西北大學學報》等刊物上。

1959年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前夕，徐光憲教授發表文章總結我國化學、化工方面的研究工作時，對岳劼恒的研究工作給予高度評價。文章中寫道：“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科學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已經開辟了絡合物化學研究的新領域……在絡合物的光學研究方面共有20篇論文，大部分是用連續變化法來決定絡合物的組成，其中以西北大學岳劼恒等所做的工作比較成一系統。他們選擇了旋光度、光密度和折光度作為具有加合性的物理性質，研究了酒石酸和銅、鎳、鐵（III）、鈷（II）等金屬離子的絡合物。”

由于岳劼恒和學校各位領導的共同努力，全校上下團結一致，西北大學舊貌換新顏，大踏步進入全國13所綜合性大學行列中。

于右任：

愛國名士 教育大家

周恩來總理曾高度贊揚于右任“為人公正，有民族氣節”。于右任不僅是我國近現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斗士、創始民國的元老、著名詩人和書法大師，而且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對我國近代教育，特別是三秦教育的發展有著很大貢獻。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陜西省三原縣東關河道巷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幼時家境貧寒，兩歲喪母，父親入川經商，他由二伯母撫養長大。于右任先后到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和關中書院、陜西中學堂求學，1901年考中舉人。于右任目睹現實，寫了大量憂國憂民、抨擊時政的詩作，公開主張“太平寺巷何由見？革命才能不自囚”。辛亥革命爆發后，于右任被任命為交通部次長。1949年，國共和談破裂后，于右任被國民黨劫持了到臺灣。于右任后半生雖長期擔任國民黨政府的高級職務，但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蔣介石政府里，他很不得志，所以轉而專心研究文化教育事業和學術問題。

于右任把教育視為“復興民族之基”。在實踐中他逐漸認識到，中國要救亡圖存，就得辦教育。雖然教育的周期較長，但它是指向未來的、是富民強國的長遠之計。于右任一生辦了不少學校，如復旦大學、中國公學和上海大學，更是為家鄉的教育事業不遺余力。

1926年9月，馮玉祥五原誓師，率部入陜，擊敗軍閥劉鎮華，西安解圍。11月，于右任出任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于右任重視教育，在總司令部設教育部，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為使教育和當時的斗爭形勢結合起來，促進陜西工農運動蓬勃發展，1927年春，于右任配合中共陜甘區委，在改組西北大學的基礎上，成立了西安中山學院，聘請共產黨人劉含初、李子洲為正副院長，他們共同制定了教學計劃和制度，明確規定學院宗旨為“養成指導農民運動、辦理黨務及軍隊中政治工作的人才。”給學員開設社會發展史、中國政治現狀等課程，并聘請蘇聯顧問烏斯曼諾夫、賽福林到學院作報告，學院的革命氣氛十分活躍，在不長的時間里，為革命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

接著，又籌辦了中山軍事學院，聘請共產黨人史可軒任校長，李林任副校長兼教務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學校有5位蘇聯教官，學生500多人，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除軍事理論和軍事訓練外，還設有社會科學概論、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土地問題、農民運動、軍隊的政治工作等課程。培養了一批軍政人才，成績卓著，被譽為“北方黃埔”。

“就是窮得賣字，也要支持辦學校。”于右任常說。在他主持陜西靖國軍極其艱苦的歲月中，辦起了家鄉第一所新式小學，以達到民有、民治、民享為宗旨，題校名為“民治小學校”，意圖通過教育使青年學生成長為建設新中國的有用人才。后來他又籌集款項，請來上海建筑公司的工人，于1936年建成了三原縣第一座新型教學大樓，并增設初中班，購買了教學儀器。題校名為“民治中學”。為增加全縣的教育經費，他支持辦起了東段教育林場，并把自已創辦的斗口農場的收入定期撥給學校使用。后又辦起了渭北中學、渭北師范、三原中學等學校。為讓學生開闊眼界，了解中國，了解世界，他在京滬等地購置大批圖書，打算運回三原，建立“渭北圖書館”，但后來因各種原因未建成。1932年，他還在南京政府中竭力爭取并親自勘察校址，在陜西省武功縣楊陵鎮辦起了全國著名的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西北農業大學前身），并被公推為該校校長。

江隆基：

忠于真理的人民教育家

江隆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忠于黨，忠于人民，為黨的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05年10月24日，江隆基出生于陜西省西鄉縣豐東鄉白楊溝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7歲入江氏宗祠讀私塾；15歲考入西安二中。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兩年后加入中國共產黨。

西安事變后，江隆基任西安第二中學（陜師大附中前身）校長，為實施抗日救亡教育，進行了尖銳復雜的斗爭。那時國民黨陜西省教育廳廳長剛由頑固派周學昌換為李壽亭，但從一開始，江隆基就是在國民黨頑固派的一片片咒罵聲中著手工作的。他宣布了五條治校方針：有一分錢，做一分事，即使沒有錢也得想方設法做事；財政方面，絕對公開；排斥派別的成見，采取人才主義；學校行政采取民主精神；對學生的訓導以感化為主，以懲罰為輔。這一方針，在當時蔣管區的中等教育界絕無僅有，引起了頑固派的進一步忌恨。

當時二中的老師，如教務主任周彬如、訓育主任艾稚青、田靜忱，教員梅君、田克恭、余達夫、李一青等，都深受學生歡迎。他任人唯賢，不但表現在教員的延聘上，也表現在職員的選拔上。西安高中學生屈懷勇家庭經濟困難，有失學之虞。江隆基本不認識他，經西安師范學校教員何寓礎同志介紹，江隆基便把屈懷勇留在二中任教員，同時支持他半工半讀。當時，西安二中、西安師范和西安高中成為西安抗日救亡活動最活躍的三所學校，這和學校有較多進步的教職員是分不開的。他們師生結合，教學相長，以民族興亡為己任，既抓文化課的學習，又注重時事教育，于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救亡運動，便在這些學校蓬勃開展起來了。

為適應抗戰需要，江隆基在學校課程方面也進行了大膽改革。每周有一個下午是“國際形勢”課，由他自己向學生講授，廢除原有課本那一套反動內容，由教員另選與抗戰有關的材料印發、講授。他經常從延安出版的報刊上選一些文章作為補充教材。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每天升降國旗的時候，他不讓學生唱規定要唱的國名黨黨歌，而改唱《義勇軍進行曲》，即新中國成立后的國歌。

為擴大學生眼界，豐富其知識，激發其愛國熱情，他邀請了不少抗日將領、大學教授及其他知名人士到學校演講。同時，為使學生接觸社會實際，從現代工業生產中接受教育，江隆基還率領畢業班學生參觀大華紗廠和成豐面粉公司等。

這樣致力于抗戰教育的學校，當然為國民黨頑固派所不容。江隆基在西安二中的時間不長，但由于他和進步教職員的努力，加以革命學生的配合，二中很快就成為廣大青少年一心向往的學校。

楊明軒：

陜西青年的偉大導師

楊明軒是陜西現代歷史上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活動家，西北教育界和愛國民主運動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為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奮斗了一生。毛澤東同志贊譽他是“西北地區共產主義新思潮啟蒙運動中最先進、最英勇的戰士和旗手”，是“陜西青年的偉大導師”。

1891年6月13日，楊明軒出生于陜西省戶縣黃堆村一個農民家庭。1909年至1912年，先后考入陜西政法學堂、秦省第一中學、三秦公學。在此期間，他經常閱讀具有民主思想的《民報》《夏聲》等刊物，逐漸接受了孫中山倡導的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主張。

1919年7月，楊明軒從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回陜，從事教育。他將北京文化界提倡科學與民主的進步思想帶回陜西，但卻遭到當局的打擊報復，被免去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職務。1924年7月，楊明軒受李子洲邀請，任綏德師范學校教務主任。

楊明軒經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洗禮，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月，楊明軒在西安任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國民黨西北臨時政治委員會委員和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教育廳廳長。在主持陜西教育的這段時間里，為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他對陜西的教育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如實行教育革命化、收回教育權、整頓中小學教育、辦好私立學校、提倡群眾捐資興學、推行平民教育等。這些措施是楊明軒多年教育實踐經驗的總結，涉及教育的各個方面。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全面實施，但卻對歷史和現實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此時楊明軒利用擔任國民黨陜西省執行委員的合法身份，通電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國民黨反動當局于7月罷免了他的職務，開除了他的國民黨黨籍，并下令通緝他。1928年初，楊明軒在戶縣家中養病時被捕。在獄中他堅守黨的紀律和秘密，堅持斗爭。因無實據，他經人保釋出獄。

1936年秋，楊明軒擔任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交際部長和農民運動訓練班主任。西安事變后，為組成教育界的統一戰線，反對奴化教育，楊明軒主持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并任主席，對發動群眾、宣傳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初，楊明軒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1946年，民盟西北總支部在西安正式成立，楊明軒擔任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部長，先后在陜西、甘肅、寧夏等地發展了不少盟員，并建立了一些基層組織。

全國解放后，楊明軒先后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文教委員會主任委員，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重要職務。在主持西北文教工作近5年的時間里，楊明軒殫精竭慮，把中央的方針政策同西北實際結合起來，在廣泛聽取意見和充分發揮豐富的教育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對一系列重要的指導性問題，提出了觀點和意見，及時有力地指導了工作。

就在楊明軒73歲高齡的時候，還參加了《光明日報》的“為了減輕學生的負擔，在漢字整理方面應該做些什么”的討論，呼吁簡化漢字，整理漢字，以減輕學生的負擔。

吳宓：

愛國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

吳宓是我國著名的學者和詩人。青年時期在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時就與陳寅恪、湯用彤被稱為“哈佛三杰”。他立志成為具有“淵博之學問、深邃之思想、卓越之識見、奇特之志節”的學者。留學回國后，他一直在高等院校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先后擔任教授、系主任和清華大學研究院主任等職務，把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

1894年8月20日，吳宓出生于陜西省涇陽縣嵯峨山下的安吳堡村一個書香人家。1906年到1910年，吳宓在陜西省三原縣宏道高等學堂讀書。1911年到1916年在北京清華學校深造，畢業后留校任職一年。1917年被清華學校安排公費留學美國。1931年9月，吳宓回國，1937年抗戰開始后，先后任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校教授。1950年至1964年先后在重慶教育學院、西南師范學院任教授。從1965年起不再上課，僅參加中文系的政治學習。

吳宓認為：“教育之功，成德達材之事，不綦難哉，不綦難哉！無精神無系統，不足以語于是；毀瓦畫墁，不能為良工。為山止簣，不能稱完事，教育之成績，必表里精粗無不到，身心使用無不明。綜明核實，貫徹始終，乃有一日之長可言，得寸乃思進尺，持盈以當保素，鑒往追來，求樹風聲，而淑世俗，其亦艱巨之極者已!”進而強調教育家要“以物與民胞為職志”，要與“國勢民情、世界大勢”相聯系。而教育總的使命則是：“振作民氣，導其愛國心，作育其進取精神。”

1925年，吳宓受聘籌辦清華國學研究院，并被委以國學研究院主任職務。他主持擬定了《研究院章程》，力圖通過這一學術機構來培養國學專門人才。他積極物色延聘國內著名學者、教授來校執教，所聘教師先后到校的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等四位大師，使國學研究院成為當時國內第一流的院系，與美國哈佛大學的語言文學系相抗衡。其師資陣容不僅冠絕當時，而且為后來數10年所未有。

1926年3月起，吳宓又專任清華大學部外國語文系教授之職，親自制定了該系的培養目標、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在他任職期間，系內師資精良，學風嚴正，曾為我國培養了眾多中西匯通的“博雅之士”，以及深諳外語、外文和外事活動的人才。

吳宓一生從教，對教學工作極其認真負責，每堂課提前15分鐘到教室。有一天，他因感冒發燒要耽誤一兩節課，還特意寫了一張請假條讓學生“將此紙片交付熊明安先生，作為吳宓正式向教務處請病假缺課兩小時，以重教學紀律”，為師生樹立了榜樣。

吳宓對學生的教育更是嘔心瀝血。他備課計劃周密，指導詳盡細致，講課從來都不滿堂灌，也不照本宣科，而常常是漫談性質的；啟發學生自己閱讀，自己思考，自己歸納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再給學生認真輔導答疑。學生每提出一個問題，他都能循循善誘，耐心解答。其誠懇的態度甚至到了生怕學生不給他提問題的地步，學生稱他為“活字典”。他為我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劇作家和詩人，其中許多人已經成為國內外有名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如呂叔湘、錢鍾書、季羨林、許國璋、王佐良、李賦寧、王力、曹禺、杜運燮、袁可嘉、楊周翰、賀麟、李健吾、向達、浦江清等老前輩。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吳宓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1978年1月他在涇陽縣與世長辭。同年12月，廣州召開外國文學研究規劃會議。會議期間，馮至、朱光潛等30多位專家、學者聯名上書中央統戰部，要求為吳宓徹底平反。1979年7月，西南師范學院（即西南師范大學）為吳宓平反昭雪，徹底恢復了其名譽。

吳杰 劉昕 據《陜西歷代教育家評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