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動包括教育事業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領導是一種凝心聚力、奮發向上、創新作為、止于至善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來，無論是在其尚未全面執政時期的前三十年，還是在其全面執政時期的后七十余年，都展現了它作為一個具有遠見卓識和理想抱負的政治組織，對于人類基礎教育發展變革的積極領導和領導智慧。由于領導是一種復合的“特質、能力、技能、行為、影響過程”，本文試圖從中共所發布的重大政策決議、舉行的重要會議，以及核心領導人做出的重要講話指示等方面來勾勒、探討中共對于基礎教育的百年領導，并揭示不同歷史時期的工作重點和特征，以期對今后的基礎教育發展有所助益。

開創定位期

1921—1949年

著力服務于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

在中共領導的百年歷程中，1921—1949年屬于開創定位期。在此期間，中共將基礎教育總體定格在服務與服從于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大局下開展工作，特別強調了義務教育普及、學費免除、教育與宗教分離、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女子在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要求，“實行義務教育，教育與宗教絕對分離，全國教育經費應嚴重保證”。1937年，面對抗日戰爭爆發危局，中共提出了一切服從時局需要的教育主張，“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講演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同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明確指示，“我黨應積極進行普及的新民主主義的國民教育，必須把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小學教育事業提到重要的地位上來，且國民教育不分階級，我們的小學教育應該包括廣大失學和半失學的兒童與青年”。為確保新民主主義教育的落地、落實、落細，毛澤東在1944年的《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演講中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1946年，中共在《和平建國綱領草案》中提出要進一步推動文化教育改革，“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普及城鄉小學教育，扶助民辦學校，改造中等教育，同時根據民主與科學精神，改革各級學校內容”。

這一時期，中共對基礎教育的領導表現出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從建黨之初就高度重視基礎教育，強調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的作用無可替代。中共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確信：接受基礎教育既是一種基本人權，也是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力量。二是重視從特定時局出發，瞄準民眾需求與時俱進地定位基礎教育，譬如應抗戰之需提出針對抗戰和服務抗戰的基礎教育辦學主張。正如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內容與性質》講演中所說：“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必須是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文化。”

探索建設期

1949—1977年

致力于新中國初建與基本滿足百姓教育需求

1949年，伴隨新中國的成立，中共首次以全面執政的形式和身份出現在世人面前，面對初建社會主義這一嶄新事業，抱負激情和責任壓力融匯一起，成為中共領導基礎教育的新現實。

1949年秋，中共邀請各方面代表組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性質和任務做出了明確規定。中共的任務由奪取政權向全面建設新中國轉變，而國家建設亟須依靠基礎教育來提升國民基本素質。《共同綱領》要求，“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同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黨的文化教育工作問題的指示》，堅持和強化了中共對教育事業的領導傳統。

這一時期，中共特別強調了基礎教育在防止文盲新增和有效減少文盲總量上的功能。1951年出臺的《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提出，“初等教育包括兒童的初等教育和青年、成人的初等教育。對兒童實施初等教育的學校為小學，應給兒童以全面的基礎教育。對自幼失學的青年和成人實施初等教育的學校為工農速成初等學校、業余初等學校和識字學校（冬學、識字班）”。1958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強調，全國解放九年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堅持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的教育方針，掃盲運動、教育事業和各種文化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后來，我國基礎教育雖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走過彎路，如以愿望代替現實、熱情代替理性，但總體上屬于探索建設中出現的波折，奮力前行仍是這一時期基礎教育發展變革的主旋律。這一階段，中共對基礎教育的領導呈現出兩個顯著特征。

一是緊扣新中國初建背景來發展基礎教育。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在全力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背景下，各類人才短缺成為當時的主要瓶頸。為滿足各行業對于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共努力推進學制、學校課程教學等多方面改革，以此提高國民的基本素養，為新中國建設培養各級各類人才。正如《共同綱領》規定的那樣，“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

二是創造條件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受教育需求。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人民群眾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群眾對教育也充滿了新的想象、熱情和期待。1949年的中國，大部分人尚無學可上。文盲人數占人口總數的80%以上，小學入學率僅有20%左右，初中入學率則更低。為滿足人們高漲的教育需求，中共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積極動用社會力量辦學、倡導辦學主體多元化，等等，“無學上”難題得到有效緩解。據統計顯示，1978年我國小學在校生人數達到14624萬人，凈入學率為94%，相比1949年20%的小學入學率，無疑進步巨大。

恢復發展期

1978—1999年

旨在適應并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為中共的工作重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成為教育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同年，鄧小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教育事業必須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鄧小平尤其強調要辦好基礎教育，“高等院校學生來源于中學，中學學生來源于小學，因此要重視中小學教育”。1985年印發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在教育結構上，基礎教育薄弱，學校數量不足、質量不高，合格的師資和必要的設備嚴重缺乏”。理念上的重視和現實中的需要使得基礎教育成為中共領導教育事業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心，正如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強調的，“基礎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質的奠基工程，必須大力加強”。為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人才的需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成為這一時期中共對基礎教育發展的一個根本要求。1994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將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確定為教育事業發展的“重中之重”，中共領導基礎教育的工作重心落在了義務教育的普及上。

這一時期，中共領導基礎教育的特征，可以說全部濃縮在對義務教育竭盡所能的重視和推動上。中共將基礎教育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大計，這種認識隨著普及義務教育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的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而變得愈加堅定。1985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義務教育是依法律規定適齡兒童和青少年都必須接受，國家、社會、家庭都必須予以保證的國民教育，為現代生產發展和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須，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標志”。基礎教育落后的嚴峻現實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緊迫需要，使得中共將義務教育的普及視為關乎國家發展的根本大事。正如《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所指明的，“現在，我們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當作關系民族素質提高和國家興旺發達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來，動員全黨、全社會和全國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積極地、有步驟地予以實施”。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出臺，進一步凸顯了義務教育的強制性，義務教育在基礎教育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得到法律性確認。具體而言，中共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表達了普及義務教育的戰略謀劃與實施。

一是體制構建。《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權力的下放使得地方能夠因地制宜地辦學，增強了義務教育普及工程的靈活性，激發了地方辦學的積極性，實踐中逐步形成了“村辦小學、鄉辦初中、縣辦高中”的基礎教育發展體系，有力推動了義務教育的普及。對于這一體制，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予以完善，明確提出“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由地方政府在中央大政方針的指導下，實行統籌和管理”。這里所補充和突出的“中央大政方針”，準確體現了中共對基礎教育的領導，更利于明確基礎教育的辦學方向和定位，以及更好地規范基礎教育的改革發展。

二是經費保障。一方面是確保基本投入。《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并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這一基本要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得到法律性確認。另一方面是爭取更多投入。中共認識到，舉辦義務教育必須同時依靠社會力量。《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強調，要逐步建立以地方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制，并明確提出“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

三是師資發展。《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建立一支有足夠數量的、合格而穩定的師資隊伍，是實行義務教育、提高基礎教育水平的根本大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的相關表述變化為“建設一支具有良好政治業務素質、結構合理、相對穩定的教師隊伍”。在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其相關表述又變更為“造就一支符合時代要求、能發揮示范作用的骨干教師隊伍”。中共對師資要求的這種變化既體現出支撐義務教育普及的師資隊伍建設在中共領導下不斷取得進展，也彰顯出中共治理基礎教育的先進性、科學性，更反映出中共對基礎教育領導的認識不斷深化。

公平質量期

2000年至今

為世界教育發展貢獻中國經驗

新世紀以來，隨著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普及，中共開始重點關注基礎教育發展中的均衡、公平與質量問題。2001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要將基礎教育擺在優先發展位置。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做出了“義務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均衡發展是義務教育的戰略性任務”的兩個重要判斷，為新世紀基礎教育的發展變革指明了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教育發展成果要惠及全體人民”“要讓每個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機會”“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等。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施行《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要完善義務教育均衡優質發展的機制，加快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強調深化關鍵領域改革，推進義務教育學校免試就近入學全覆蓋，實施義務教育質量提升工程。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中闡釋了“進一步推進優質均衡”的發展理念。2020年中共中央在《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要“堅持教育公益性原則，深化教育改革，促進教育公平，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著力“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突出強調了未來基礎教育要朝更加均衡、公平和更有質量的方向發展。

這一時期，中共領導基礎教育的顯著特征，集中體現在以高瞻遠矚的視野，緊咬全球化發展大勢，全面推動基礎教育轉型性發展變革。早在2010年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就強調，“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中國未來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靠人才，基礎在教育”。這一時期中共對基礎教育的領導表現出兩個重要特點。

一是愈加重視以全球化視野來定向和推動基礎教育的轉型性變革。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我國基礎教育在順應世界發展大勢的進程中要奮發有為，要有更高遠的目標和追求，要有如陶行知先生所說的“敢探未發明的新理”和“敢入未開化的邊疆”的精神，要為國家參與全球化競爭與合作培養所需人才。基礎教育轉型性變革，從根本上意味著中小學教育再也不能滿足于將視野束縛在學校內部，滿眼只有課程目標、教學大綱和考試成績這些事情，而要確立起更加高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增強青少年積極參與全球化競爭與合作的意識和能力。我們要有意識地把學生從枯燥、有限的書本知識學習，引向思考人類未知領域、世界發展、國家制度、區域格局等大知識和真知識上來。

二是開啟了旨在激發創新的“學生學習中心”的基礎教育系統構建探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評價制度和機制，發展素質教育，更加注重學生愛國情懷、創新精神和健康人格培養”。“學生學習中心”的基礎教育系統構建既是現實的行動，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和追求。從現實看，我國的基礎教育仍是“以教師、教材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書本背誦、知識灌輸仍是教與學的主要方式。而“學生學習中心”的系統變革就是要打破這一僵局，將基礎教育真正轉移到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體制機制建設上來。為此，我國基礎教育也在管理體制、課程教學、教育評價等領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從微觀視角看，“學生學習中心”一方面強調注重學生的品質發展，關注學生核心素養的養成，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給予學生自由探索的空間，鼓勵學生體悟學習的樂趣，引導學生走上探索創造之路；另一方面強調教師要尊重、信任、理解學生，倡導教師向學生學習，鼓勵師生雙向互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互學共研同進”。

如今，全球化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培養具有全球化視野和素養的人才，彰顯其現代的使命和價值。綜觀起來，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看，中共領導基礎教育的百年征程，也是在為世界貢獻中國模式、中國智慧的過程。2010年，中共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高度的責任感提出，“努力辦好每一所學校，教好每一個學生，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這既是中共在新時代治理基礎教育的核心目標，也是中共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莊重承諾。中共在引領基礎教育發展變革的進程中，尤為重視以教育公平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每一個孩子都享受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尤為重視縮減區域、城鄉、校際差距，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遠地區、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的投入力度，重視通過教育幫扶實現精準脫貧，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中共在治理基礎教育過程中所形成的這些中國教育經驗和教育話語，成為當今推動全球化發展和合作的極其難得的財富。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教育領導與管理研究所所長）

來源：《中小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