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個子瘦小，身板像個小男生，說一口四川方言，每天抽很多的煙。留在我記憶里最深的印象，便是他在暮色四合的黃昏，坐在門前的靠背椅上一口一口猛吸煙，煙霧繚繞在他的周圍，叼在嘴邊的香煙一明一暗，發出微光，裹在淡淡煙霧里的他，像個幽幽的影子。

從他到來的第一天，到在我們家去世，掐指算來，有十幾年的時光。

我不記得他是哪一天到來的。只記得家里忽然多了個陌生人，我便本能地排斥。因為他要占據的是我父親的位置。

父親雖不偉岸，但起碼也在一米七零以上；雖不壯實，但肌肉發達，輪廓清朗。父親是個農人，卻很癡迷讀書，渾身透出書卷氣。年輕時當過知青隊長，后來又出任大隊長。父親為人正直，為公家做事涇渭分明；家里的活兒，種地、捕魚，樣樣拿得起，干得好。我們家是村里最早推倒舊屋蓋起小洋樓的。

父親或許因長期勞碌，我讀高二時他被癌癥奪去了生命。

村鄰可憐我母親，子女在外讀書，家里一個人忙出忙進，他來了，好歹可搭把手。母親在田里干完活，回來能有口熱飯吃；母親去河里捕魚，船尾有個劃槳的人。再說，他四十多了，未婚，沒任何扯不清的子女或前妻問題，于當時的情況下，確實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了。

就算為母親著想，我們也應該接納他，甚至應該感激他。但不知為何，我總感覺他的身份有一種化解不了的尷尬，我只能含糊地喊他一聲“叔”。

聽說他之前都是打零工的，給人家造房子、打地基、搬磚頭。這種活極不穩定，又是在鄉間走街串巷，能管兩口飯吃就不錯了，哪還能付出多少薪水來呢？所以他來我們家，除了一個人，幾乎沒任何家當。

說是搭把手，他竟然真的只限于搭把手。下田的主力軍還是母親，田里的活他很多做不來；打好的魚也需母親拿去賣，他是文盲，不會算賬。家里的大小事，基本也由母親說了算，他很安于當副手，并不注重男子漢的尊嚴。不過一旦打地基的生意來了，他倒是一次機會也不會輕易放過，他能吃苦。

母親和他回過一次他的老家。母親說，是在很深很深的山里面。

看得出，他內心渴求與我們關系融洽，故非常愿意與我們交流，無奈他那一口川腔實在難懂，幾次溝通不暢，我們的交流便只好局限在淺層次上。

隨著時間流逝，因了他一貫的低調謙和，逐漸消解了我們對他的反感，認可了他在家里的位置，可我們與他之間并未真正建立起多么深厚的感情，畢竟我們大多時間在外地。但我每次打電話回家，幾乎總是他先接聽，他會木訥地問我，吃飯了嗎？小孩子怎么樣？在干什么？你們都還好吧？我答，吃過了。兒子很好，在玩。您和媽呢，也都好吧？他答，家里的事不用操心，都好的。停頓中，他似乎還想說什么，可一時又找不到話頭，便打過門道，等一下，我喊你媽來接電話……他去世后，我使勁回顧這些年來，我和他之間的對話，留在記憶里最鮮明的，也就是這些寒暄。

仔細想想，這些話看似千篇一律，卻也是帶著溫度的。他是真心喜歡小孩子的。過年回家，常常像變魔術似的變出一些煙花炮仗來，塞給小弟和我的孩子，還幫他們點火。煙花放完了，孩子們纏著他要，他就樂呵呵地又去買來，嘴邊掛著自然的微笑，眼角像開著兩朵菊花，露出一口缺齒的被煙熏黑的牙齒。

沒錯，他的煙癮很重，常常一根接著一根抽，臥室里總有一股濃重的煙味。年歲漸長，他的咳嗽變得越來越厲害了，母親勸他把煙戒掉，可他戒不了，仍然每天抽得很兇。我寄過幾次咳嗽藥給他，每次也只能緩解一陣子。

很平常的一天，母親忽然打電話給我，說他已經去了。母親一早出去摘棉花，出門前他還和平常一樣，母親中午回來的時候，卻發現他癱在床前的椅子上，已經去世有一會兒了。誰也不知道他去世時發生了什么？沒想到他走得這么快、這么干凈。

我回去參加了他的葬禮。在送他的遺體去火化的靈車上，我思緒萬千，這么多年，我只要回家，他就在眼前晃蕩著，我們竟沒有過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談話。他有著怎樣的內心世界，怎樣的喜怒哀樂？說來慚愧和痛心，我們沒有過一次試圖走進他的內心，他終究是我們家的陌生人。

想著這些，我臉頰上竟掛滿了淚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