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上世紀7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都對國家的改革開放有著真切的記憶。我的家鄉位于關中西部千河南岸一個叫“柿溝”的小山村。記憶深處，村子猶如一張泛黃的老照片：低矮黑暗的土木房屋，冬暖夏涼的老窯里的連鍋炕；村子中央的石碾子，蒙著眼睛轉圈的小毛驢；晨曦當中水井上扁擔與鐵桶碰撞的叮當聲。在這些殘存的記憶碎片當中，那些關于母校的一些記憶，就像母親臉上的皺紋一樣，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1976年，我上了小學一年級，記得當時的小學剛從柿溝五七學校分離出來，設在了公路北邊一個遠離人家的荒草灘上（現鄉政府舞臺所在地）。其實名義上說是學校，實際上就是只有三個民辦教師、兩座三間土木結構教室的教學點。坑洼不平的教室里，放著四排木板，木板兩頭都用磚壘的四方墩子支著，每個木板上趴七個學生，每個學生每天上下學頭上戴著軍綠色的三大扇帽子，身上背著母親縫制的花書包，手里提溜著父親做的小凳子。教室建在荒郊野外，既沒有院墻，也沒有通電，窗戶上更別說裝玻璃了。每到冬季西北風下來的時候，我們在教室里瑟瑟發抖，臉皴得像樹皮，手背腫得似面包，下課后唯一的娛樂方式就是一伙孩子擠在墻角玩榨油的游戲。在這里上了兩年以后，我們就搬到了兩村合辦的王家溝小學。新學校校舍新，也有了圍墻，學校里老師挺多，而且還有電燈可以照亮。合校那天，同學們都很開心，我們的木板也都要抬過去。由于我是男生，所以我一個人抬一邊，兩個女生抬一邊。誰料想抬到半道，兩個女生松了手，沉重的木板砸到我的腳面上，多虧老師給我止了血做了處理，并把我送回了家，到現在每次看到大拇指，就會想起那段令人難忘的歲月。

1983年我從小學升到了柿溝中學，中學離我家很近，只有幾分鐘的路程。學校是由以前的“留坊寺”改造的，學校有兩扇大而厚重的朱紅木門，青灰色的磚瓦門樓，依然保留有寺廟的影子。校園里分上下兩個院子，大門右側用石頭砌了一面墻，墻已經朝前傾斜，還裂開了幾道一指寬的縫隙，用幾根粗壯的木頭頂著。上邊院子是教學區，有三排磚木結構的教室。下邊院子是生活區，院子中間是教師宿舍，里邊背對背住著十幾位老師。左邊院墻跟是一個水井房，井深有十幾米，全校師生用水都是一桶一桶從井里邊絞上來的。右后邊是教師餐廳，離家遠的學生周末來校時從家里提上一籃子饃，等老師吃完飯以后舀上些面湯，再泡上些冷饃湊合著吃。

1986年，16歲的我初中畢業，離開了我的母校，告別了每晚必看《霍元甲》、走路哼唱《血染的風采》的快樂時光，有生以來第一次到距家十幾里遠的千陽中學上了高中。那時的千陽中學，古柏參天，綠植掩映，高大參天的槐樹枝丫茂盛，東邊一座氣派的四層教學樓，給人一種古樸厚重的感覺，中院還有一座古樸寬敞的大禮堂。學校里老師的授課風格妙趣橫生，到現在千中老師講課時夸張的動作、幽默的語言依然歷歷在目。

1997年9月，我從一棵小幼苗變成了一位辛勤的園丁，又一次回到了已經遷到公路邊的母校——柿溝中學。初回母校，感覺既親切又熟悉。新校園寬敞干凈，瓷磚貼面的教學樓高聳挺拔，筆直的水泥道直通后院，道旁垂柳依依，書聲瑯瑯。紅磚壘砌的院墻上，“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幾個字特別顯眼，后院是師生灶和鍋爐房，粗壯的煙囪直通天際。后來隨著教育資源的整合，撤點并校政策的實施，昔日的母校也不復存在了。

幾十年的教學生涯，讓我見證了千陽教育事業由弱變強的艱難歷程。隨著國家和政府對教育事業重視，各校都鋪上了紅綠相間的塑膠操場，各種體育器械一應俱全；教室內高端大氣的電子白板、適合學生身心發育的升降桌椅時尚整齊；校園活動豐富多彩，經典誦讀公開課，名師引領大篷車，兩免一補惠學子，親子活動樂開花。我要時刻銘記兒時母校那段苦難經歷，感恩黨和政府的施政惠民，讓萬千學子不再挨凍跑路，不再苦難求學。哎，要是時光能倒流，那該多好呀。

母校雖然已經不復存在了，但在我的記憶里卻始終存在著。它承載著我們這輩人太多的夢想和希望，也記錄著我們這代人的奮斗歷程，關于母校的記憶也會一直激勵我在教育這條路上越走越遠。

作者單位：寶雞市千陽縣元明寺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