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師”黎錦熙

“國師”是一個古舊的稱謂，這里姑且用之。黎錦熙早年在長沙第一師范擔任歷史教員時，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毛澤東后來成為國家主席，不忘舊緣，仍尊黎錦熙為“我的老師”。因此，我們稱黎錦熙為“國師”。

黎錦熙，字邵西，湖南湘潭人，1890年2月出生，僅比毛澤東年長三歲多。他畢業于清末湖南優級師范學堂史地部，一生從事文史教育和國語統一事業，著述甚豐。1931年任北師大文學院院長，抗戰爆發后隨北師大遷來西安，后至陜南城固，執教于西安臨大、西北聯大、西大，曾任國文系主任。

黎錦熙與毛澤東交往密切，常通音信，并一直甘冒風險保存著毛澤東寫給他的信件。1939年，毛澤東得知他在城固，曾從延安寄贈新著《論持久戰》一書給他。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馬師儒（時任西大文學院院長，后任校長）時，曾囑托馬師儒：“返陜南后，請代我問候我的老師黎邵西先生。”

黎錦熙是無黨派人士，一貫堅持進步立場。1939年在西大時，國民黨區分部曾動員他入黨，他堅決拒絕，將申請表擲于廢紙簍中。為此區黨部向來校視察的教育部次長說他的壞話，要求解聘他，因他資格老而未敢輕動。他常對人說：“一般人都說什么反動學生，我看他們功課都很好，相反地黨團員則功課都不好。”一般人說的“反動學生”即地下共產黨員、進步學生，他所說的“黨團員”指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現存檔案有當時西大中共地下組織向省委的匯報材料，稱黎錦熙“對共無成見，不頑固”。黎錦熙為西北聯大撰寫的校歌歌詞保留至今，他還以歌詞為綱，寫了一部簡明的西大校史，最先把西大校史溯源至晚清。

解放前一年，黎錦熙返回北師大，仍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1949年6月北京解放不久，毛澤東就親臨北師大看望他，一見面就喊“黎老師”。此后，毛澤東曾多次接黎錦熙到中南海敘談，師生之間，情意綿長。

黎錦熙于1978年3月謝世，終年88歲。

二、“國史”侯外廬

“國史”一詞或指一國之史、一朝之史，或指古代的史官。現代不設史官之職，卻有研究歷史的專家。侯外廬作為史學泰斗、中國思想史方面的絕對權威，稱他為“國史”似不為過。

解放初期，侯外廬主持西大校政，大刀闊斧，高屋建瓴，政績突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無須贅言。這里單從“國史”的角度，略述他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貢獻。侯校長在史學領域耕耘半個多世紀，他對上下幾千年的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都有系統的研究，著作宏富，見解獨到，自成體系，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開拓者。論者以為，他的治史生涯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早期（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為發軔期。代表作有《中國古代社會與孔子》《中國古典社會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船山學案》等，這期間他接受周恩來的建議，撰寫了80萬言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二、中期（40年代后至60年代初）為發展成熟期。個人著作有《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中國古代社會史》《孫中山到毛澤東》《漢代社會史緒論》《社會發展史的一些問題》《中國哲學史略》《中國歷代大同理想》等，這期間他聯絡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老專家和一些青年學者，主持完成了一項“大工程”——260萬言的五卷本巨著《中國思想通史》，這標志著“侯外廬學派”的形成，表明他在史學研究領域登上了一個無人比肩的高峰。三、晚期（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為繼續開拓總結期。著作有《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等，特別是他和邱漢生、張豈之合著的130萬言的《宋明理學史》（上下卷），填補了解放以來我國史學研究中的一項空白。

一代“國史”侯外廬于1987年9月謝世，終年84歲。他的遺愿是寫一部100萬言的《中國思想通史補編》和一部更完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這個遺愿有待侯氏學派第二代、第三代去實現。

三、“國手”王耀東

體育界把國家隊選手稱為“國手”，足球國家隊成員又稱“國腳”。1921年5月，二十剛出頭的王耀東經過層層選拔進入國家籃球隊，作為主力隊員參加了第五屆遠東運動會，贏得了籃球比賽的金牌。他是名副其實的老“國手”。

王耀東畢業于北師大體育專修科，后執教于北平大學，抗戰之初來西安，歷經西安臨大、西北聯大、西大各個時期，直到2007年以107歲高齡辭世，在西大整整工作了70個年頭，為西大的體育教學傾注了畢生的精力。生前學校曾破例決定他為永不退休的終身教授。

耄耋之年的王耀東曾擔任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他是中華民族近百年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也是中國近百年體育發展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1999年9月，西大為這位中國體壇世紀老人舉行了百歲華誕暨執教80周年慶賀大會，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等親臨西大向王老祝賀，同時還宣布設立“王耀東獎學基金”，舉行了《王耀東傳》首發式。

2002年10月，西大百年校慶大會隆重舉行，102歲的王耀東登臺講話，思維清晰，聲音洪亮。他以自身的健康長壽有力地證明了“生命在于運動”這句至理名言。

四、“國嘴”齊越

國家大事，重大新聞，通過他的嘴、他的聲音傳播出去，故曰“國嘴”，齊越當之無愧。

齊越，原名齊斌濡，河北高陽人。1942年來到城固，就讀于西大外文系，學習俄文專業。他政治上追求進步，在校地下入黨，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學習刻苦勤奮，專業成績優異，在課外活動中充分表現出朗誦和講演的才能。

1946年4月，西大發生震驚全國的學潮，齊越被誣為“暴徒”受到反動當局搜捕，在他的河北同鄉、數學系魏庚人老師掩護下成功脫逃，進入華北解放區，不久調到陜北新華廣播電臺，擔任播音員，這正是他的專長。他是新華臺唯一的男播音員。當解放戰爭進入決戰時刻，人民軍隊摧枯拉朽，勢如破竹，我黨我軍的許多重要文告和新聞，都是通過齊越之口廣播出去，傳遍全中國、全世界的。當時新華臺的女播音員錢家楣后來回憶說：“那時齊越一接到前線捷報，就高高舉起，在院子里邊跑邊喊，把機務員都逗笑了，指著他：瞧，齊越！他當即就充滿激情地把捷報播出去了。”

齊越播音生涯中最可圈可點的經歷，就是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擔任開國大典的播音員。從此，他長期堅守中央廣播電臺主播崗位，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嘴”，播音界同行則稱他為“老頭子”。他的一系列經典播音，人們記憶猶新。1975年齊越調任北京廣播學院教授，是我國第一位播音學教授。1980年齊越再次出現在萬眾矚目的場合，為公審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宣讀證詞，似乎只有他最能發出義正詞嚴的聲音。“北廣”現稱中國傳媒大學，一直奉齊越為宗師，塑立雕像，頂禮膜拜。為弘揚齊越精神，還設立了齊越朗誦藝術節，已辦了十多屆。

1993年11月，齊越病故，享年71歲，新華社發了專電，給予高度評價。

五、“國使”申健

“國使”者，國家派出的使節也。申健早在中印建交之初就擔任首任駐印度臨時代辦，隨后又擔任首任駐古巴大使，1980年又出任駐印度特命全權大使，是一位資深的“國使”。

申健，原名申振民，化名陳松嚴，1937年至1939年在西大法商學院學習，1938年在校入黨。他在西大雖只有短短三年，卻經歷了西大三變其名（臨大、聯大、西大）的全過程，這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出發點。申健入黨后，曾要求去延安，組織上決定他留校從事地下工作。在此期間，他與熊向暉、陳忠經一起打入胡宗南部“臥底”，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憑著大智大勇，出色完成任務，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多次嘉獎，被周恩來副主席譽為我黨隱蔽戰線“后三杰”（前三杰為李克農、錢壯飛、胡底）。1946年胡宗南派他們三人去美國深造，經請示上級黨組織同意，將計就計，去了美國。后因國內有人被捕暴露了他們，遂斷了經濟來源。他們通過蘇聯駐美使館資助，于1949年7月回國。回國后，三人均肩負重任。申健除多年擔任駐外使節，還做過中聯部副部長，一度主持中聯部工作，是新中國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剛從美國回來時，組織上指示他們改名，申振民原改為申建，取獻身新中國建設事業之意，劉少奇主席在一張任命書上給“建”字加了個單人旁，從此就使用“申健”這個名字。

他作為“國使”，頭一個使命是出使印度，過了30年，他的最后一個外交使命，還是出使印度。人所共知，中印關系十分敏感，也十分棘手，一是達賴問題，二是邊界問題，都是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難題。申健堅持原則，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敢于斗爭，善于斗爭，表現出精湛的斗爭藝術，可謂不辱使命。

“文革”中，忠良遭害，奸佞橫行，工作局面異常艱難，申健受命主持中聯部工作，經受了巨大的壓力，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使中聯部的工作正常運轉，成為當時唯一對外繼續活動的部門。后任中聯部長耿飚曾特意書寫“難能可貴”四個大字贈給申健。

1987年，申建被推選為西大北京校友會會長。

1992年3月，申健去世，享年77歲。

來源：《西北大學報》第603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