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進辦公室，還沒坐定呢，班長火急火燎地跑進來了。“老師，項書豪和張俊打起來了。”

走進教室，半個班的人早讀都停下來了，扭頭看著他們——吃瓜群眾永遠是世界的主體。張俊臉上寫滿憤懣，喘著粗氣，眼神里冒著火，看起來傷得不輕。項書豪呢，一臉無所謂，看見我來了，把投向墻角的目光收回，低頭扭起了衣角。這架打得很沒勁，不過是口角的延伸。項書豪說張俊看起來又傻又笨，張俊有點胖，最忌諱別人說這個，氣不過，就打起來了。

我當然去安慰張俊，同時讓科代表帶領大家開始背誦，教室里恢復了秩序。沒有人再看項書豪一眼。

項書豪的早晨，通常是由打架或者罰站開始的。他不寫作業，喜歡遲到，別人早讀他無聊，就左右上下地挑釁。他成了所有任課老師的一塊心病，看到我就訴苦。上次英語老師說，他的試卷上居然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個位數。我也沒辦法，初三才接手的班主任，一棵小苗，已經長成了粗壯的歪脖子樹，我在樹底下團團轉，不知道從哪里下手。

根據多年的工作經驗，源頭應該在家庭。我找來原班主任留下的家校聯系名單，按上面的電話撥通了。接電話的是個蒼老的男聲，告訴我他是孩子的爺爺。爺爺顯然接過無數次老師的電話了，語氣很平淡，還帶著無可奈何的悲涼。“豪豪父母在廣東，把兩個兒子都丟給我。我哪里管得住啊！豪豪跟他爸一樣，不愛讀書……也怪我，豪豪爸上初中的時候，我去打工，把他放在家里……”放下電話，我苦笑著搖搖頭，隔著光陰的父子都是留守兒童，輪回著共同的悲歡。

在我們這樣的鄉鎮中學，留守兒童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年一過，一大批中年人肩扛手提，像一股巨大的洪流，告別家鄉的碼頭，流向臨近的發達省份。他們多數文化不高，只能做些賣力氣的活，像一只只螞蟻，爬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孩子是帶不過去的，城市接納了他們的勞動，卻沒有接納他們的希望。雖然也有一些民工子弟學校，但仍然是許多父母跨不過去的鴻溝。在城里，每個地方都要花錢，每一分錢都要花力氣。孩子小，在家里跟著老人不也長大嗎？大人省吃儉用，寄點錢回去就好了。寄錢回去，這

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事情。可是，孩子，就是孩子，不是小貓小狗，光養大就好了。只有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才成為孩子，不是嗎？

項書豪成了留守兒童中的戰斗機。他的父母在廣東開了一家雜貨店，連過年都沒有回來，他仿佛沒有父母，沒有人管教他，沒有人對他有期望，就像是一匹脫韁的野馬，沒有方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我又一次把他叫到辦公室來。他進門神態自如——辦公室的常客了。我給他拿了一塊餅干，這讓他有點吃驚，老師居然沒有厲聲地拍桌子。

我等他吃完了才開口。

你告訴我，你每天這個樣子，到底想干啥？

不知道。你覺得能考上高中嗎？不能。你想父母嗎？不想。那你畢業后到底干什么？他想了很久，低聲回答我：“應該是出去打工吧。”

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單獨談話。之后的日子里，全體師生進入了一種忙碌的備戰模式，考試，改卷，講解，訂正，周而復始。大家不再關注項書豪，我每天會看他一眼，不管如何，班主任必須保證每個學生都在教室里。

中考很快結束。新的學期開始了，我們仍舊忙碌，日子和從前沒有什么不同，只不過教室里換了一批新面孔。學校里，是一個又一個的輪回。

時間倏忽而過。有一天我在街上，聽到有人叫我，居然是項書豪。他比以前黑了瘦了，看來生活沒有放過他。手里牽著一個小男孩，眉眼很像。“老師，沒讀書，真沒啥用！”他還是低著頭，我甚至看到了幾根白發。“在外面呆了幾年，沒文化，沒技術，干的都是力氣活。準備回家做點小生意，至少能帶著孩子。我不想他也成為留守兒童，像我當初一樣。”他的目光堅定地看向了遠方。

揮手離開，我回頭看著兩代人漸行漸遠的身影。我想，新的生活在鋪展，舊日的輪回該告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