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譯者 主體性 翻譯技術 翻譯教學

基金項目：本文為西安翻譯學院2018年教改項目《翻譯技術視角下翻譯能力的培養與評估研究成果》（項目編號：J18A01）。

引 言

信息時代的翻譯活動受到信息技術與計算機技術的深遠影響。近年來，云技術、眾包、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技術以不同的方式促進社會變革，翻譯技術融合式發展促成翻譯模式的演變。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為了適應翻譯活動在方法、實踐、需求層面的范式轉移，需要在翻譯能力的基礎上，依賴新的策略和技術保持競爭力，其主觀能動性的適應性變化使譯者主體性構成發生相應改變。在此背景下，本文結合國內外譯者主體性研究，分析翻譯技術環境下譯者主體性即主觀能動性的內涵、表現與限制因素，旨在充分發揮譯者主觀能動性，為翻譯教學提供借鑒。

譯者主體性的國內外研究

譯者的主體地位在中西翻譯研究中經歷了從邊緣化到確立再到認可的發展歷程。以原作中心論或文本中心論的傳統譯學忽略了譯者主體地位，以致使其邊緣化并不易得到彰顯。西方譯學出現的“文化轉向”拓展了翻譯研究的對象與定義，安德烈·勒菲弗爾和蘇姍·巴斯奈特提出文本操縱過程的研究，涉及譯者在文本、翻譯策略方面的選擇，文本進入譯入語文化的處理等（Susan Bassnett, André Lefevere）[1]，推動了譯者主體性研究。國內譯者主體性研究逐漸受到關注，研究涉及譯者主體性的構成和定義等，提出譯者主體性“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性”（查明建及田雨[2003]）[2]。

翻譯技術環境下譯者主體性構成因素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主體性發揮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其中譯者素養、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在翻譯過程中的策略選擇受到較多關注。從背景看來，信息時代的信息技術、自動化、數字化的發展趨勢使翻譯活動發生了巨大變革，翻譯記憶與術語管理、機器翻譯等技術得到廣泛應用，專業翻譯都借助計算機平臺在數字環境下完成。相比傳統翻譯流程，翻譯技術環境下該流程在各個環節變得更加復雜，譯者在翻譯流程中，需要雙語能力之外的因素才能更好地完成翻譯項目。西班牙巴塞羅那PACTE小組系統地研究了譯者翻譯能力并提出四個顯著特點：1.專業知識，并非雙語語言知識；2.程序性知識而非陳述性知識；3.由多個相互關聯的子能力構成；4.屬于程序性知識的策略能力十分重要（PACTE, 2005）[3]。作為譯者主體性的影響因素之內因的譯者因素，筆者認為出現了以下新的構成成分：

翻譯流程中譯者主體性的制約與發揮

在翻譯流程中，制約譯者主體性發揮的因素較多，本文將以翻譯流程為參照，結合翻譯技術環境，分析譯者主體性在翻譯流程各個階段的制約與發揮，涉及翻譯綱要、術語一致性、語言資產復用、培養語境觀等方面。

在項目準備階段，翻譯綱要（Translation Brief）是與客戶就譯文達成的一致性預期。翻譯綱要規定了需要什么風格的譯文，由翻譯活動的發起人根據翻譯目的確定；如果客戶對需要什么樣的譯文沒有明確概念甚至有偏差時，客戶需要和譯者商議而定；就此達成的一致有利于譯者在既定的譯文目的框架下，發揮主觀能動性（Nord 2001）[4]。譯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體現在如何進行具體翻譯工作，選取什么翻譯理論，使用什么具體翻譯技巧。

在譯前準備階段的術語提取以及術語管理中，譯者主體性也存在新的變化。有關術語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研究，仇蓓玲（2015）[5]提出術語翻譯的關注點應從以往的術語“客體”轉向譯者“主體”，突出術語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做出的決策均衡。術語翻譯作為翻譯過程的重要“節點”，是影響譯文質量的關鍵因素。在項目前期準備階段，譯者需要借助術語管理工具，在翻譯過程中按照術語識別與提示，保證一致性；對于術語表中未包含的術語，譯者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利用工具書或電子資源根據相關行業標準查找約定俗成的術語翻譯；如果涉及新術語翻譯，譯者需結合專業語境、翻譯標準，兼顧準確性、可讀性與透明性（姜望琪2005）[6]。

在文本翻譯過程中，翻譯記憶（TM）系統是翻譯技術中最常用的技術，使語言資產復用成為可能。翻譯記憶系統是一個以句段為單位，記錄以前翻譯內容的數據庫。在計算機輔助翻譯技術環境下，翻譯記憶系統能夠依據匹配算法，自動從數據庫中提取相應譯文，輔助人工翻譯（Bloodgood 2014）[7]。匹配識別分為上下文匹配（Context Match）、完全匹配（Exact Match）或模糊匹配（Fuzzy Match），對于模糊匹配的句段，譯者需要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對比不匹配內容，在語言或格式上進行修改。如果加載了機器翻譯，需要對機器翻譯譯文進行譯后編輯（Post Editing）。譯者主體性的發揮還體現在如何規避翻譯技術的一些弊端，如CAT軟件的斷句規則有時會削弱原文本的語境，譯者更需要培養語境觀，利用諸如所見即所得（WYSIWYG）功能實時預覽譯文，參考上下文語境。

在本地化過程中，譯者主體性在文化語境中具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本地化行業標準協會提出在實踐中需側重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語言問題；內容和文化問題；技術問題（LISA 2003）。譯者的主體作用絕不僅僅體現在語言層面的翻譯，同時要考慮到目標用戶文化、地理因素、貨幣和度量衡、語言禁忌、風俗習慣因素等。譯者主體性的發揮還體現在交流溝通與團隊合作方面。積極有效的溝通能夠幫助譯者保持競爭力，與項目經理、客戶、審校之間的有效溝通，能夠保證翻譯任務按照計劃有序進行。

對翻譯教學的啟示

信息時代背景和翻譯技術環境下，基于對翻譯活動外部因素的了解和翻譯主體相關研究，筆者認為在翻譯能力培養與翻譯教學過程中，應在語言能力、翻譯能力和翻譯策略培養的基礎之上，注重譯者因素的新變化與翻譯過程研究，結合并借助新的翻譯技術，實現翻譯教學的突破與創新。

首先，翻譯技術教學需要進一步加強。加強課程與行業認證的結合，例如可借助SDL Trados 提供的翻譯技術認證，充分利用官方培訓材料、說明和樣本文件，將認證內容植入課程。重視培養技術課程中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模擬文件類型、排版、格式標記等方面的常見問題及對策。融會貫通各種與翻譯相關的軟件，培養學生信息挖掘與處理的能力和翻譯技術運用能力。其次，引入真實翻譯實踐項目或模擬翻譯項目。項目內容選擇一方面需要兼顧技術的適用程度，選擇時需要把握匹配率并使之高低結合，既鍛煉學生的技術能力，又使翻譯能力得到體現。另一方面，要兼顧可持續性，使用周期長且內容經常有更新的文本，以便充分發揮翻譯技術優勢，積累語言資產。再次，教師需要組建團隊，充分發揮各自在軟件、語料庫、項目管理流程和排版等方面的優勢。最后，教學目標與內容設定要滿足差異化教學，要考慮到學習者的層次和偏好，在翻譯技術課程基礎上，根據需要開設術語翻譯與管理、項目管理、本地化、翻譯質量保障等課程，真正將翻譯流程與翻譯能力培養結合起來。

結 語

翻譯教學應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學習者在譯者主體性方面的新變化為切入點，開展基于真實項目或模擬項目的翻譯實踐教學，培養團隊意識，結合翻譯活動外部因素對于譯者主體性的影響，構建創新型翻譯課程教學模式。在翻譯教學過程中既重視雙語能力培養，又注重文化、文本、學科、研究和轉化能力，也不忽視翻譯職業道德與翻譯服務意識培養。結合譯者主體性研究，進一步融合翻譯技術與翻譯教學，助力跨文化和跨語言的思維能力培養，為語言服務行業培養專業的綜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1]Susan Bassnett,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omwell Press, （1998）, p.123.

[2]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中國翻譯》 2003年第24卷第1期，第22頁。

[3]PACTE Group,“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Meta,L,2,（2005）,P.610.

[4]Christiane Nord,“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30.

[5]仇蓓玲：《論術語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模式——翻譯“博弈論”的啟示》，《外語教學》2015年第5期，第110-112頁。

[6]姜望琪：《論術語翻譯的標準》，《上海翻譯》（翻譯學詞典與翻譯理論專輯）2005年，第84頁。

[7]Michael Bloodgood,“Proceedings of the 14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2014）,p.202-210.

作者單位：西安翻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