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融合與轉型是整個新聞傳媒領域和新聞傳播教育同時經歷的一場變革。在融媒體時代，新聞史教學卻往往陷入“傳道”與“授術”的矛盾和尷尬受冷的困境中。本文從新聞史教學“學理闡釋”與“技能提升”的平衡與融合入手，進而從教學理念、教學模式、精神培育三方面探討了新聞史教學在融媒體時代的進路和改革策略。

[關鍵詞]融媒體時代 新聞史教學 困境 進路

數字技術與網絡技術借著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強力催動，生成了新的媒體傳輸平臺，可以使不同媒體之間進行交融與互動，相互借用傳播方式和內容形成共同發展之勢。［1］融合與轉型是整個新聞傳媒領域和新聞傳播教育同時經歷的一場變革。面對新媒體、新技術帶來的顛覆性變化，無論是業界還是學界，都表現出強烈的焦慮感。尤其對新聞傳播高等教育而言，首要任務就是去回應瞬息萬變的媒介變遷所帶來的迫切期許。于是，探索新的實踐路徑成為大家普遍關注的熱點，而那些理論性較強的新聞學課程，尤其是傳統史論課程的存在和發展，在飽受質疑中漸漸處于尷尬受冷的境地之中。

新聞的求新特質似乎和滄桑厚重的歷史格格不入，課程較強的理論特性，就業現實與專業實踐性的要求等，都迫使各大高校的新聞史課程在培養計劃的不斷修訂中被邊緣化，課時不斷縮減，更多的學分比重傾向于技術實操類課程。新聞史教師普遍缺乏教學改革熱情，課程內容沉悶枯燥，學生將新聞史的學習等同于死記硬背地應付考試，課堂難以煥發活力。因此，在融媒體時代，新聞史課程需要為自己所處的種種困境尋找出路，需要在“傳道”與“授術”的矛盾中找到平衡，多措并舉以適應時代發展需求。

傳道：新聞史教學的核心訴求

在融媒體時代，傳統的新聞史教學面臨著媒介技術革新與媒介理念革新所帶來的雙重壓力，在改革陣痛的同時也陷入“傳道”與“授術”的矛盾之中。早在1872年，時任美國《紐約論壇報》編輯的懷特洛·里德首先提出將實踐新聞學與人文學科或文理學科加以融合，形成一套完備的學院體系課程。這一提議嘗試調和并解決知性教育與職業培訓之間的沖突。當時，在報館一方，大學所強調的自由博雅教育是否能適應實際新聞工作需求尚且存疑；而在學校一方，新聞被一些大學拒絕，認為它只是“技能”而非“學問”。“道”與“器”之爭貫穿了20世紀美國新聞教育的整個發展歷程。而強調“道”的新聞教育模式，在傳統新聞教育中仍舊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大學本身對于人文性、學術性的天然追求，使得新聞學者們想要維護學科合法性強調新聞教育的人文精神不僅僅是技能的培訓。

“新聞教育應該培養對歷史有反思，對現實有批判，對未來有期待和理想的人才，而不是媒介機器。”［2］從邏輯上講，“授術”優于“傳道”的新聞教育思維，不僅存在著將高等院校新聞學教育降格為新聞技能培訓的危險，更使得大學新聞教育可能會成為輸送媒體技術工人的管道。

中國新聞史和外國新聞史課程作為整個新聞傳播課程體系的基礎性課程，旨在使學生掌握中外新聞事業的基本規律，把握事業發展與技術變革、媒介制度、實務運作之間的互動關系，培養學生的批判精神和辯證多元的思維方式，以增強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對新聞實踐的深度思考能力，為他們其他課程的學習、研究打下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學習豐富全面的史實和史論，將有利于學生在對歷史上的人物、事件等進行了解的同時，形成正確向上的價值觀和職業觀，堅守專業理念，具有超利益的人道關懷，以此作為新聞傳播教育的操守和標桿。

授術：融媒體時代新聞史教學的必然要求

在“求道”的另一端則是“授術”，即傳授新聞工作者專業技能。其實二者之間并不矛盾。按照學者朱清河的觀點，“新聞職業是一個亦道亦器，融道器為一體的復合性職業”。［3］“求道”固然是新聞學教育的靈魂和核心訴求，但缺少“授術”的追求，一切人文情懷和精神培育都將無處施展。

從現實處境來看，在中國目前的新聞教育中，實踐技能方面的培養一直都不盡如人意，這也導致中國新聞學教育在實踐中遭遇了一定的阻礙。久而久之，高等新聞教育脫離業界實踐與需要的特征也越發明顯。高校按照自己的固有模式培養學生，新聞媒體以自己的需求招聘員工，各行其是，互不相干。在具體的教學中，盡管新聞史等理論性較強的課程一再遭遇尷尬，但依然存在的新聞史課堂卻并未根據融媒體的發展特征作出相應調整，更未激發出課程本身的魅力及對學生實踐技能的指導作用。

教學理念的一成不變、教學內容的僵化死板、教學手段的陳舊落后等，導致新聞史課程在既想堅守“傳道”陣地，又想進行“授術”突破的雙重訴求中顯得底氣不足，有諸多不甘與遺憾。當然，由于高校教師準入制度所限，大部分新聞史教師都只是躲在書齋的研究型教師，沒有長期的媒體工作經驗，在教學中難免隔靴搔癢，難以滿足學生的真實需求。另外，在融媒體的時代浪潮中，新聞史教材更新速度相對滯后，大量的史實聚焦于傳統媒體，尤其是紙媒時代，這就使得新聞史教學難以跟上時代的步伐，更無法使學生從這門課程中收獲知識的獲得感和感受到課程的實用性。

從高等教育的目標來看，大學培養的是具有思辨能力、前瞻性、拓展能力的創新人才。作為大學教育的核心，課堂不僅僅是傳授基礎知識，更是傳授思維方式、培養研究能力的地方，因此課堂教學實踐的成功與否是教學環節成敗的關鍵所在。新聞史課程如何在“學理闡釋”與“技能提升”的困境中找到平衡點，如何更好地把“紙上談兵”與“實戰出擊”結合起來，使課程重新煥發生命力，是需要高校教師積極應對，找到合適方向以求突圍。

進路：多措并舉適應融媒時代需求

第一，配合融媒環境，不斷創新教學理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與行動》中指出，高等教育的使命與職責是創新性的教育方法、批判性的思維和創造力。因此，要求高等教育要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新視角和新模式，應根據高等教育與有關社區及社會各部門之間的新型伙伴關系重新審視和安排高等教育的內容、方法和授課方式。在實踐中，高等教育這些職責的實現需要教學理念上的創新。

基于這樣的認識，新聞史教學應探索以培養學生專業創新性思維模式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教學方式。研究型教學理念對新聞史來說，就是一種可能的路徑。這種理念的價值在于結合課程實際和特點，在“傳道”與“授術”的協同配合下，通過研究型訓練和研究型活動，培養學生獨立的思考精神、敏銳的問題意識和突出的問題解析能力。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可以把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傳播現象、新聞史人物等與理論解讀有機結合起來，營造出積極的研究氛圍，衍生出多層次的實踐活動。如筆者任教的榆林學院地處榆林，是大名鼎鼎的“報界宗師”張季鸞的故鄉。因此，在中國新聞史的教學中，教師會靈活安排內容，將“張季鸞與《大公報》”作為專題來講授，并通過觀看紀錄片、帶學生參觀張季鸞墓地和紀念館，并在清明節帶領學生參加祭奠活動等，從而激發學生認識和研究張季鸞的興趣。可以要求學生查閱資料完成關于張季鸞的相關論文，還可以在課堂上圍繞張季鸞的相關內容進行討論或辯論，在“觀點的公開市場”，學生各抒己見，創造性與想象力得到釋放，探究的過程也就具有了駁辯的氣度和“更靠近真理”的可能。

第二，創新授課方法，引入混合教學模式。雖然在普遍的教學改革中，互動式教學是改革方向，但在實踐中卻往往淪為教師減輕負擔的實踐，單純以缺乏基礎知識的本科生作為課堂的主角，將使他們難以獲得真正的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因此，針對新聞史課程的特質，借助于時下流行的雨課堂、微助教等智慧平臺的混合教學模式，將是提升學生學習熱情以獲得較好課堂效果的有效途徑。

在傳統講授課堂中，由于學生對新聞史的興趣程度有差異，積淀的基礎歷史知識也不同，教師就無法全面掌握和了解學生對所講知識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智慧平臺為主導的混合教學模式卻大大彌補了這一不足。拿智慧教學工具雨課堂來說，學生通過微信可以和教師的授課PPT同步，并且在遇到不懂的部分時可以直接標記，然后將信息及時反饋給教師。教師也可以隨時通過問卷設計或選擇題的設置等向學生發送問題，后臺立刻生成學生回答的關鍵詞或選項比例，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就變得一目了然，而學生在課堂上的活躍程度和答題的正確率，教師也可以從報告中得到詳細的數據。數據化和智能化的手段符合大學生的社交習慣和求新心理，而課前預習、掃碼簽到、彈幕時間、紅包獎勵等新穎有趣的方式，更可以使學生從沉悶枯燥的歷史知識中感受到技術的魅力，從而更積極地參與課堂互動。

第三，注重人文特質，拓展學生精神格局。盡管新興媒體的崛起和發展改變了傳統的新聞生態和輿論環境，但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們對于可靠信息的需求并未改變、社會對新聞價值和媒體責任的要求不會消失。“主流媒體”的概念已經悄然改變，但主流的新聞價值觀必須堅守。就新聞學專業而言，我們培養的人才應該面向更為廣闊的職場。即職業院校所培養的人才可能是為某一行業專門輸送人才，但高校培養的人才應該更具靈活性和適應性。如果將那些動手的技術技能視為冰山上的內容，那么思考力、創新力、團隊合作能力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精神格局等就是冰山下的內容。

當然，這種素養與精神的培育單靠新聞史課程無法完成。但不可否認，新聞史課程的終極意義正是在此。因此，在新聞史教學中，如何加強學生人文素養，理解新聞精神的內涵和意義，需要教師進行更多的探索。比如，在教學內容設置上，教師可通過專題學習來強化學生對新聞職業的崇高使命感和責任感，從而產生職業的向往和歸屬。如“韜奮精神”的探討可使學生理解“永遠立于大眾立場”的為讀者服務的精神的強大感召力量；對中國“文人論政”傳統的探討，不僅可以打通整個中國近現代新聞史，更可以激發學生“文章報國”的情懷；對《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的系統了解，則可以使學生了解大報的歷史演進和其面對融媒時代的改革精神……

結 語

融媒體時代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一手要抓“跟進變化”，一手要抓“堅守主流”，兩者不可偏廢。在新聞學教學中，改變單一傳統的教學模式，探索有效的實踐教學方法固然重要，但專業技能卻不能構成新聞傳播類人才的核心競爭力，只有經過多年的學科理論浸潤，并經過多次實踐檢驗而成的專業創新性思維模式，才是新聞傳播類專業人才的立身之本。因此，在新聞史教學中積極探索“傳道”與“授術”的有機融合、均衡發展，才會使得教學成果產生廣泛的社會適應性。

參考文獻：

[1]蔡雯：《媒體融合與融合新聞》，人民出版社，2012。

[2]戴元光、趙為學：《危機與選擇——關于融合媒體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對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

[3]朱清河：《高校新聞教育的“道器”之辯》，《當代傳播》2011年第1期。

作者單位：榆林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