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目前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約四千多萬，是精準扶貧工作的核心；“造血式”的教育扶貧是根本的扶貧方法，職業教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精準扶貧作用有目共睹。本文結合校內貧困生扶貧、區域農村經濟發展扶貧及校內外聯合扶貧提出改進對策建議，希望為研究職業教育對農村可持續精準扶貧的方式方法提供依據及借鑒。

【關鍵詞】高職教育 區域農村 精準扶貧

基金項目：陜西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項目編號：SGH17V024）；陜西省職教學會教育科研項目（項目編號：SZJY-1707）。

中圖分類號：G717.5 文獻標識碼：A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中提出教育扶貧才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準扶貧。其中，教育扶貧是指針對貧困地區人口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資助服務，以使貧困地區的人口掌握致富的知識和技能，通過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以促進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并最終使其擺脫貧困的一種扶貧方式[1, 2]。

楚瓊湘[3]等人認為地方職業高職院校應在精準扶貧方面履行其社會責任，積極進行產業扶貧，整合政府等用來支持扶貧的資金。胡木林[4]認為高職院校扶貧應該摒棄傳統扶貧方式，從優化專業結構、職業技術能力提升、構建創新科技平臺、優化“三產”服務意識、文化傳承等方面著手。宮秀琪[5]認為扶貧應該抓住脫貧致富的“牛鼻子”，充分發揮教育精準扶貧力量，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鏈條，重點關注貧困生思想現狀，先實現思想意識脫貧。

2006年至2017年陜西國防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在校生人數大幅增加，2006年全國高職院校在校生713萬人，2014年1006.6萬人，2017年增長至1377.5萬人，如圖1所示。高職院校在校生人數的增長，反映出我國的職業教育在財政及政策支持下已見成效。通過大力發展職業院校，提升職業院校教育教學質量，凸顯工匠精神，對學生實施“知識+技能+態度”的考核，融入鮮明的育人理念，聚焦創新人才培養，不斷提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從圖1和圖2中可看出職業院校在校生人數總量不斷增加，但在校農村貧困生人數也在不斷升高，并且呈現出較快的增長速率。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實質也是精準扶貧工作中的一項重要舉措，2017年全國職業院校在校貧困生數量約230.6萬人，使這一龐大的貧困生數量接受高等職業學歷教育，為其家庭從根本上脫貧帶來希望，同時也是對脫貧攻堅工作的一個巨大貢獻。

以陜西省為例，據統計2017年陜西省農村貧困人口約228萬人，占陜西省貧困人口總數的90%以上，由此可見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的主要任務在于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精準扶貧，教育先行，農村貧困家庭因經濟困難及受教育環境的影響，適齡學生很難繼續接受高等教育，導致一個家庭在貧困與教育之間形成惡性循環[3]。表1為陜西省高職院校貧困生數據統計，由表可知，陜西省目前高職學生在校農村貧困人數約10萬，按照教育一個孩子富裕一個家庭的扶貧思路，可帶動很多家庭脫貧，數量巨大的脫貧人口對未脫貧人口的影響力是不可估量的。高職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在“精準扶貧”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相較于中職教育和成人教育而言可體現其“高等性”，畢業生就業優勢明顯；較本科教育而言，充分體現了在“投入”和“產出”方面所具備的最優效能，扶貧效果明顯[6]。此外，職業院?？梢哉仙鐣Y源，對農業產業扶貧項目中農戶的觀念、所需技術提供培訓服務，充分發揮職業院校在扶貧工作中的優勢。

開辟面向農村貧困生的精準扶貧新思路

職業院校目前招生現狀顯示，農村學生所占比例較高，貧困生大多為農村貧困生，其中一大部分貧困生來自貧困家庭[7]。其受教育環境層次較低，社會認知度低，致貧原因復雜，導致部分貧困生家庭主動脫貧、自主脫貧積極性不高。高等職業院校對在校貧困生精準扶貧主要體現在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具體包括思想及心理、專業技能、社會實踐能力和精準就業脫貧等幾個方面。

首先，精準扶貧的前提是精準識別，全國上下高喊精準扶貧口號，營造濃厚扶貧氛圍，但高職院校或其他扶貧組織及個人，對精準扶貧認識模糊，只抓扶貧，不顧精準，浪費國家人力財力資源。高職院校對于貧困生及貧困等級的認定應嚴格遵守制度，規范資助審查、管理程序。通過新生入學填寫的家庭經濟困難調查表進行初步認定，資助中心及評議小組通過綜合考量審核確定名單及貧困等級并公示。學校定期組織對貧困生及貧困家庭進行走訪，掌握學生家庭致貧原因及家庭現狀，開展貧困學生思想教育座談會及心理健康講座，組織貧困學生參加社會公益服務，豐富學生社會實踐內容，構建健康人文關懷輻射閉環反饋系統，旨在使貧困學生先從精神上實現脫貧[5]。

其次，對在校貧困生建立貧困資助大數據分析平臺，定期從學生學習成績、技能考核、參與技能競賽、社團及社會實踐活動等方面分析，形成貧困生短期自主脫貧報告并發送給學生和班主任參考。同時對貧困學生實施教師專業幫扶，旨在通過專業教師對學生從專業技能方面進行全面幫扶指導。以筆者為例，幫扶二年級貧困學生2名，通過摸排學生貧困成因、學生思想狀態、學習情況、預期就業目標和家庭環境等進行專屬專業幫扶計劃，通過努力使學生在各方面都有了明顯改善。此外建立貧困生入庫、出庫循環考核，考核數據成績低于標準退出貧困庫，激勵貧困生積極學習專業知識，摒棄懶惰依賴心理。

第三，貧困生就業是一個家庭的脫貧希望，就業即脫貧，但這部分學生由于社會關系等原因，在就業過程中處于劣勢，高職院校在精準扶貧貧困生就業方面應給予積極的就業指導并開設“綠色通道”[8]。鼓勵并幫助學生先就業，推薦優秀學生反哺家鄉，通過就業不斷提升自我獲取知識、崗位，樹立團隊合作意識，取長補短實現自我社會價值、家庭價值，最終帶領家庭脫貧。

第四，設立強有力的監督制度，積極鼓勵學生、教師對參與資助的組織及貧困學生進行實時監督，提出建議。對資助工作提出異議并且被采納的有獎勵，引導監督人員從各方面進行監督。若發現受資助學生生活奢靡、懶于專業、行為不良等及時處理，視情節給予舉報人獎勵并保護其隱私，形成良性的監督氛圍。引導積極正面監督，將受資助學生及參與資助的組織置于嚴格的監督環境中，正其身慎其行。

引領面向區域農村經濟發展的精準扶貧新風向

高職教育在精準扶貧中具有的獨特優勢，即運用方法、技能和經驗進行學習和培訓技能，較短時間提高勞動者的職業技能[4, 9]。針對當前我國脫貧攻堅任務，職業院校積極整合自身資源對區域農村實施精準扶貧；按照上級部署高職院校形成自身扶貧體系，師生共同參與技術扶貧，以陜西某高職院校為例，對結對幫扶的銅川市王益區實施計算機教師培訓、農村學校信息化建設、王益區文化品牌、農業品牌打造，力爭從教育、科技、人才、文化等方面進行脫貧幫扶。

職業院校對區域農村經濟發展主要展開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教師資源優勢，對貧困人口進行思想教育，提高其自主脫貧信心，幫助貧困人口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使其能夠從思想上認識自己、認可自己，愿意在幫扶下實現脫貧，而不是對幫扶心存依賴，懶于脫貧[10]。對農村扶貧工作的最終執行者村組干部進行政策、法制、行為規范培訓，避免其在執行過程中出現替換扶貧對象、隱瞞使用扶貧資金、扶貧項目執行虛假表面化等失范行為。

二是利用技術優勢，針對區域農村經濟發展需求，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夯實鄉村經濟基礎。調研市場需求，引領行業、企業發展新風向。開發推動“農村三產”，深度融合項目培育，激勵高校專業技能人才和農村農民等聯合申報扶貧產業項目；調動扶貧體系積極性，激活扶貧內在動力；針對需求對貧困人口進行有效的職業技能培訓、技術推廣服務，搭建精準扶貧技術支持及合作平臺，駐村人員提供咨詢服務等。同時一定要結合培訓對象文化水平、年齡結構等設置不同的培訓方式，如實地培訓、網絡培訓、技術宣傳、教材發放等。對部分貧困人口中文化水平較高的，可對其進行高層次培訓，使其成為農村留守農民中的技術指導員，并在經濟和政策上給其相應獎勵。對留守青壯年人群進行職業培訓，提升其生存能力及創新創業能力，引導其流入城市發展，提高收入水平提升自身價值。在培訓中不僅對貧困人口進行技術指導，還應定期組織對農村醫護人員、從教人員、基礎設施建設人員進行技術和政策培訓，減少因病、政策缺失、精神匱乏、維權意識淡薄等導致貧困[11]。全面提高貧困人口素質，培養一批擁有較強技術能力、經營能力、管理能力的現代化職業農民。

三是聯合地方政府，提升農產品質量，開發農產品品牌項目，統一規劃健全農產品標準體系，強化科技創新應用，以新技術為支撐，大力發展體驗型、循環型、智慧型新產業項目。農戶、企業等推動項目發展，高校技術人才攻克技術難點，打造地方產品、文化品牌，打破單一作戰、各自為政的生產方式，提高產業扶貧規規模效應，推動區域農村經濟發展。構建農業企業集團管理體制，將所有產業項目、創新技術、技能人才、制度規范制定、監督指導等歸于集團管理，積極選用農村優秀人才，真正踐行學校地方聯合推動、校企合作共贏、項目落地實施、農民富強。

四是建立長效共享扶貧工作機制，突破貧困鄉鎮、貧困地區，著眼于國家集體扶貧任務實施完成，開發貧困信息管理系統，大數據共享系統，技術服務共享平臺，集團項目聯合體系，實時監控，動態管理。

形成面向區域農村經濟發展的精準扶貧新方法

職業教育在對接精準扶貧開發中，要創新方式方法，優化職業教育及培訓扶貧供給[12]。形成校外扶貧和校內助學相結合的一體化、全方位的扶貧工作機制，突出了職業院校教育扶貧和技術扶貧的特色和優勢[13]。

首先，創新扶貧思路，轉化扶貧主體。將高職院校參與為主體轉化為院校和在校貧困學生聯合參與的區域農村精準脫貧，對在校貧困學生進行集體教育、培訓，由教師指導學生完成所在村落及區域的宣傳工作，既鍛煉學生能力又便于村民接受，學生及其貧困家庭也能得到極大鼓勵，同時達到貧困學生及其貧困家庭和貧困村同時精神脫貧。

其次，立足區域特色，進行精準技術支持。目前對農民培訓創新性不強，村民不易接受，積極性不高；應整合社會技術資源形成共享技術服務平臺，同時設立駐村工作組（其中應包括教師和貧困學生），讓技術人員和學生同時參與解決貧困人口脫貧中所遇到的問題，指導貧困學生利用假期時間對所在村落乃至附近區域貧困家庭的因何致貧、貧困程度、需要哪些方面的幫扶進行整理，提供給駐村工作組或學校扶貧工作小組，真正做到精準技術扶貧。

再次，構建協同發展，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環體系。行業、企業發展需求是地方區域高職院校發展的受益者；學校，政府，農戶，企業應聯動創立開發合作項目，統籌社會資源，建立產品、文化品牌；同時每個環節引導貧困學生參與，學生兼職區域技術指導員、企業推廣員、信息反饋員，推薦精英貧困生畢業后加入合作項目，實現個人價值及社會價值。

最后，創建有效精準扶貧激勵機制。高職院校在校內和校外精準扶貧工作中，應設立對貧困學生有效的激勵機制。如學習成績、技能競賽、參與精準扶貧工作、社會實踐等均作為其獲得資助等級的參考條件，鼓勵在校貧困生積極提升自我綜合素質，對優秀學生給予一定報酬，并推薦其優先就業等。另外，對駐村工作組所反饋信息和完成的工作進行相應考核，并給予項目經費支持、年度考核傾斜和職稱評審優先等政策支持。

結 語

為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精準扶貧工作依然面臨嚴峻挑戰，高職院校在區域農村經濟發展中應根據發展不斷創新扶貧方法。從經濟及技術供給轉變為激發貧困人口內在動力，激活內在經濟循環及培養技術人員，提供技術咨詢服務；從以學校為扶貧主體轉變為區域農村在校貧困生、貧困家庭共同參與的扶貧，形成真正的校內扶貧和校外扶貧相結合的良性反饋系統；從以學校為主體開發扶貧項目轉變為在幫扶下自身發掘項目與學校及企業合作，變被動為主動；建立共享技術咨詢服務平臺，由區域貧困人口、在校貧困生、高職院校、地方政府及企業共同維護；在整個扶貧循環中，建立發展的激勵考核機制，能使貧困人口主動脫貧且提高自身生存技能，能使在校貧困生得到更好的鍛煉，高職院校、企業、政府都能從中獲得提升。

參考文獻：

[1]何丕潔：《對職業教育精準扶貧問題的思考》，《教育與職業》2015年第30期，第5頁。

[2]孟凡華、任志楠：《教育拔窮根職教先沖刺——職業教育精準扶貧的貴州實踐》，《職業技術教育》2016年第12期，第18頁。

[3]楚瓊湘、王剛：《農業高職院校在精準扶貧中的優勢及發展思考——以湖南生物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為例》，《湖南農業科學》2017年第2期，第114頁。

[4]胡木林：《高職院校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路徑研究》，《合肥學院學報》（綜合版）2017年第3期，第104頁。

[5]宮秀琪：《基于精準扶貧的高職院校貧困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路徑探究》，《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7年第12期，第143頁。

[6]李娜：《精準扶貧戰略下江西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SWOT分析》，《當代職業教育》2017年第5期，第20頁。

[7]俞力：《高職院校大學生“精準扶貧”實踐路徑探究》，《中國校外教育》2017年第33期，第154、156頁。

[8]褚惠萍：《高校貧困生就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教育與職業》2005年第32期，第10頁。

[9]黃小娥：《以專業優勢服務精準扶貧的意義與長遠機制——基于廣西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扶貧實例》，《產業與科技論壇》2017年第2期，第105頁。

[10]唐任伍：《習近平精準扶貧思想闡釋》，《人民論壇》2015 年第30期，第28頁。

[11]張詣、馬伯元、甄義：《基于精準扶貧的農村技能型人才培養模式探究》，《石家莊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第92頁。

[12]陳衛紅：《精準對接農村扶貧常態優化職業培訓扶貧供給》，《科學咨詢》（科技·管理）2016年第12期，第12頁。

[13]楊昌宇、武寒松、韓麗麗等：《河北省高職院校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機制》，《承德石油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5年第3期，第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