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媒體爆料稱：研究人員對來自中國廣州的約4700名小學生和初中生進行調查后發現，有“12%的一年級孩子患有近視。在初中一年級，這個比例上升到了67%”，“如果不采取行動，學生的失明風險可能增加”。從小學到初中6年間，近視患病率升高近6倍，可謂觸“目”驚心！

高近視率影響國家安全

三年前我曾經陪同空軍招飛部門的戰友，去南方某高中調研學生視力問題。我們從教室的后門，一個個數學生耳朵上的眼鏡腿。結果發現，40人的班平均只有約8-10人不戴眼鏡，近視率達80%左右！

富有經驗的空軍戰友說，那幾個沒看到眼鏡腿的學生中，還有一部分可能戴的是隱形眼鏡。結合其他指標，這個近萬人的中學，每年連一個合格的飛行預備學員也很難招到。

我當時目瞪口呆：這就是支撐現代化強大空軍的后備人力的真實現狀嗎？后來的調查發現，這一結果具有普遍性。

北京大學在其發布的《國民健康視覺報告》中也稱，高近視率將危害中國國家安全。青少年視力普遍惡化，從長遠看將嚴重威脅社會經濟生產活動，“在可量化的社會經濟成本中，視力受損患者的勞動參與損失不容忽視”。

毫無疑問，高近視率問題已經影響到了國家安全！

美國擁有飛行駕照的民間人士有近百萬，中國擁有飛行駕照的不到美國的1%。這固然有雙方通航產業發展巨大差距的原因，但從視力健康的角度也是能夠折射出問題的。

中美科技差距人所共知，而中美青少年視力差距還沒有多少人關注。其實，中國中學生高近視率背后潛藏的問題不僅僅是后備飛行人員，而是中國青少年整體健康問題，這又連帶地影響著中國各行各業成年人的健康形象問題：順著這一思路，我們可以看到整體性國民“身”“心”兩方面同時弱化的隱憂。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人西裝革履的多了，但戴眼鏡的也大幅增加。在鋪天蓋地眼鏡片的閃光中，隨處可見當今時代“文”氣彌漫而“剛”氣消沉的跡象。美、俄等國的高級軍官、政府官員甚至學者，戴眼鏡者甚少；而這些國家的群體對抗性體育項目如籃球、足球、橄欖球都比較發達，這又與其國內青少年扎實高效的軍事教育密切相關。

聯想似乎有點遠，但“眼鏡”現象反映各國民眾身體素質和精神氣質，應是不爭的事實。從來大家都以健美的肌肉做強大的標志，有誰拿眼鏡當強悍的代言？我想起那句已讀成順口溜的警世通言——少年強則國強。在中國青少年近視率已高達80%的情況下，這個“強”字該怎么念呢？

眼鏡其實是眼睛的拐杖，本身就是眼睛殘疾的證明。但包括軍校在內的各類學校，幾乎都不把近視率列為體能測驗標準，反映出全社會對近視問題的普遍輕視。

現代戰爭，完全憑借體力野戰的情形已經不多，但體能仍然是基礎，特別是空軍，對視力的要求格外嚴格。晚清時期鴉片猖獗，林則徐痛心疾呼如果不禁止鴉片，中國將無可用之兵。今天，如果我們不重視近視問題，危害是同樣巨大的。

中國孩子為何如此“弱”

國內外公認造成孩子近視率大幅度急速提升的原因是“戶外活動少”。為什么戶外活動少？有研究機構將其歸因于電子產品的普及。肯定有這方面的原因，但美、日電子產品比中國使用得更早更普遍，為什么中國青少年的近視率是世界第一？顯然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過度用眼。一步步地深究下去，會走到中國中學生堆積如山的作業面前。

正是壓在學生們身上的這座作業大山，不僅絕對性地侵占了學生戶外活動時間，同時還剝奪了孩子們自由想象和創造的空間。我對北京中學的一個調查發現，中學生在五點左右放學離開學校之后，一直到零點，幾乎都在做作業，而第二天凌晨就要起床上學，幾乎不可能有充足的睡眠時間。

而本來天經地義用于休息的星期六、星期日，一些孩子又被五花八門的課外班俘虜。作業多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各個學校惡性競爭升學率以爭取各種“利益”。

一些中學為了給孩子們上緊發條，還設置各種重點班、普通班、實驗班等，唯恐學生們不在應試的道路上飛奔、狂奔，幾乎必須犧牲身體的代價和大部分生活情趣、個人理想的代價。在這種以學科考試分數爭奪少量教育資源的不正當引導下，不僅城里的孩子沒有了童年，連農村的孩子也很少有“走在鄉間小路上”的愜意。

青少年時期正是孩子生長發育和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在他們身上。以犧牲學生健康，損害學生重要生理器官做代價，換取學科高分數和高升學率想干什么呢？

鄧小平提出三個面向已經三十多年了，中國教育界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也空前廣泛，我們從世界教育的先進經驗中吸取了多少？我看到北京大學附中率先進行了體制改革，改為學院制與大學接軌，注重素質教育和學生自我學習能力的培養。毫無疑問，這是值得肯定的改革。但在現行應試教育總體制不變的現實下，北大附中給別人的第一印象是“升學率直線下降”，也因此不被社會看好。

在現行只憑學科分數分配緊缺教育資源的情況下，只指責學校搞壞學生眼睛是不公平的。近乎畸形的惡性競爭和多年來僵化的應試體制，導致學校大量布置作業，家長督促完成作業，社會盈利機構蜂擁而上趁機以教輔、課外培訓賺錢。在近乎全社會的合力圍剿下，絕大多數健康的中國孩子在青春期就這樣被摧殘了。

多年來中國經濟學家一會關注實體經濟，一會關注虛擬經濟，但幾乎沒有一個人關注龐大的“黑色教育經濟”。中國的中小學生數以億計，每個人平均用于購買課外教輔和課外培訓的費用有多少？數千億有沒有？夠中國造多少艘航空母艦？最重要的是，這些錢本可以用在另外更有價值的用途。

在國家教育方針中，“德”和“體”是與“智”并列的，但在具體落實中，德育和體育，卻和“智”中的數理化語英等單科并列的。無論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都只認數理化語英成績，普遍輕視體育和其他成績。

如果大學考試按照德智體美各25%的比例計算成績，把近視率和升學率掛鉤；如果我們不人為地造成教育資源不平等，卻又以貌似公平競爭的方式鼓勵學生爭搶永遠有限的“名校”入門券，如果適當縮短學制，精簡學科，禁止課外補習等，中學還會有那么多作業嗎？還會有那么多的課外補習班嗎？

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造出了那么多高樓大廈，為什么我們不能多造一些優質的小學、中學和大學，讓我們的孩子們不必再為爭搶入學指標而拼命？這種為學科分數不顧一切的情形很像多年前中國經濟不考慮質量只看GDP數值一樣，忽略每個人天性稟賦差異只做文理分類的教育方式，相當程度上扼殺了孩子們的發展前途，自然也降低了優秀人才的產生概率，影響民族的整體素質。

每個孩子出生的環境不一樣，個性和潛質也千差萬別，好比豐富多彩的種子。但現在的學校教育是園丁思維，不管你是柳樹、松樹，不管你是玫瑰、菊花，一律按照莊稼種植、修剪。

學校也像一個大磚窯，不管你進來的是金礦銀礦石灰礦，統統燒成一爐又一爐的磚，推向社會和市場“出售”。這種教育方式事實上也解釋了為什么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錢學森之問”。

文明其精神 野蠻其體魄

比“智”更重要的是“志”。當年在湖南師大和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學貫中西，他認為教育的任務莫過于感化青年，“悠悠萬事，無此為大”。在自己所帶班級的墻壁上，他親筆書寫“強避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柱長天”，表達培養經國濟世人才的思想和情懷。提出“文明其精神 野蠻其體魄”，經常“到中流擊水”的毛澤東就在這個班。

正是楊昌濟的言傳身教，使毛澤東、蔡和森等學子在求學期間就成立志在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新民學會”。而楊昌濟所栽的“大木”真的撐起了中國和世界的天空。教育之功，經天緯地，頂天立地，感天動地！今日中國教育，還有此人此志否？！無志之才，定非大才。如此，即使有“智”，亦小智爾。顧身家生計或有余力，效國家之命安可及哉！

與輕“體”問題同時并存的輕“德”也曾經造成了巨大危害。大量學生出國，一些學校西化傾向嚴重等，近年來非常突出。中央通過加強學校政治思想教育和組織教材編寫委員會，通過恢復傳統優秀文化和英雄主義內容等，正在進行糾正。而在中學生高近視率反映出的關于中國青少年“體”的問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情況不能繼續下去了。

不要說眼鏡片的普及并不反映教育質量，即使有某種程度的正比性，也不值得自豪和堅持。當下的重“智”，其實只是簡單地重“知”。知識不等于文化，更不等于文弱。往深了說，注重知識不注重身體和信仰（德育）是重文輕武的歷史回光。

當年古希臘文明發達，哲學文學藝術星河璀璨，而旁邊的斯巴達尚武剽悍，最后，古希臘像燈泡一樣被斯巴達的石頭擊碎了。宋朝是另一個例子。舉國重文，詩詞歌舞書法繪畫，終其一朝，幾乎被文化落后而野蠻尚武的四鄰輪番蹂躪。時人陳亮在《中興論》中說“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今天的世界與那時的不同，僅僅在于時空和技術形態，而本質無二。無論朝鮮半島核危機，伊朗核危機，中東戰端，中亞對峙，俄美過招，哪里不是強者橫行的身影？

此時中國進入強起來的新時代，除了核心科技必須盡快掌握以外，中國國民的身體素質和精神素質，也要同步跟上。我們需要民族脊梁錢學森，我們需要一代戰神彭德懷。這都需要從健康、昂揚的青少年中產生。為此，我們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改革、完善我們的教育機制。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