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身處的時代背景和人文環境是其繪畫風格形成的主導因素，由于社會思潮、民族、階級的審美理想的發展和制約，從而顯示出風格的一致性，同一畫家在不同時期的風格特征也是隨時代變化的，沃爾夫林認為“主要把風格設想為一種表現，是一個時代和一個民族性格的表現，而且也是個人氣質的表現”[2]，繪畫風格的確立即是如此。正是有了自然科學的透視學、解剖學等技術的迅猛發展與人文思潮滲透交叉的宏觀社會背景，才有了意大利文藝復興璀璨的時代和藝術先哲的光芒，造就了文藝復興三杰獨特迥異的藝術風格。達·芬奇的繪畫風格以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嚴謹的造型見長，是時代以科學探索和真知灼見為其奠定了豐厚基礎。在以人為本、愛與禁欲的思想洪流和基督教藝術的主流之下，鑄就了米開朗基羅悲壯雄渾、氣勢磅礴的藝術風格的誕生。開放的時代奠定了拉斐爾的深厚學養和藝術積淀，成就了他作品典雅優美、神形兼備的風格。三位畫家的特色互補，由探索實踐而日臻成熟，推出了膾炙人口的《蒙娜麗莎》《創世紀》和《西斯廷圣母》等曠世精品。同時，他們的風格都包含了那個偉大時代的人文精神和審美內涵，共性形成的合力造就了藝術巨匠的時代，創造了西方藝術發展史上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