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油畫，說到“寫實”和“表現”，習慣性思維總是將二者放到對立的立場上。根源在于：“寫實”強調客觀的再現，而“表現”則傾向于主觀的表這“客”與“主”、“外”與“內”從表面看來就是對立的。但無論中西還是古今，完全客觀的“寫實性”藝術作品和完全主觀的“表現性”藝術作品都是不存在的。事實上“寫實”與“表現”并非完全相互對立。“寫實性”藝術作品中的客觀再現并非是對現實的機械反映，也并非像照相機一樣純客觀地復制現實，藝術家是依照美的創造原理，將自身所認知的“現實”元素運用物質媒介體現出來。在藝術創造的過程中自然離不開藝術家能動地認識、選擇、提煉、加工和改造，它體現著藝術家的目的和本質；反之，“表現性”藝術作品也離不開對客觀對象的觀照，“通過外在世界來展示內在世界這是藝術形態構成關系中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種”。[5]在油畫家郭北平的油畫人物寫生和創作中，對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內在精神的寫照都是“寫實性”的，但整個畫面又彌漫著中國傳統藝術的生動氣韻，其畫面的“寫意性”、用筆的“書法性”和審美的“趣味性”無不呈現出中國藝術氣質的“表現性”，這在他的《弘一大師》《兩個花劍手》《角落里的老人》《凍土地》等作品中均呈現出“表現性寫實”的油畫語言魅力。徐復觀指出，“在主體呈現時，是個人人格的完成，同時也是主體與萬有客體的融合。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最不同的基調之一，是在中國文化根源之地無主客的對立，無個性與群性的對立。”[6]這種心物一元、主客合一，在中國傳統藝術中還體現在“情”與“景”的關系上。“情無景不生，景無情不發”，“在一個藝術表現里情和景交流互滲，因而發掘出最深的情，一層比一層更深的情，同時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層比一層更晶瑩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為景，因而涌現了一個獨特的宇宙，嶄新的意象，為人類增加了豐富的想象，替世界開辟了新景……這是我所謂的‘意境’。”[7]在藝術的意境構成中，人與物、情與景之間交融互滲、互相促進，如此便可觀得，油畫肖像藝術中即便以肖似對象的“寫實”為準則，但也不可避免地被滲入主觀的“表現”，而主觀的“表現”是不可能完全脫離客觀“寫實”的，二者或達到完美統一，或側重程度有所不同，而非一者取消另一者。將“表現性”與“寫實性”辯證運用所形成的“表現性寫實”語言，是身處當代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油畫肖像藝術在長期摸索實踐后的必然選擇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