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八月之光》的核心敘事圍繞著喬·克里斯莫斯的身份展開。本文通過分析小說中喬·克里斯莫斯的創傷“原初場景”和之后在創傷生活中的“強迫性重復”，揭示他的個人創傷與弗洛伊德早期創傷理論的同質性，同時指出美國南方的歷史文化語境造成了他的個人創傷，從而偏移了弗氏理論，體現出創傷的歷史復雜性。福克納的創傷視角揭示了喬的創傷性主體形成的根源和內化的過程，展示了當時南方白色霸權體系的運行方式，蘊含著作家的人文批判關懷。

【關鍵詞】 創傷 身份 原初場景 強迫性重復

基金項目：本文為西安外國語大學校級一般科學研究項目“言說‘不可言說’：美國現代主義小說的創傷敘事”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XWB11）。

引言

1932年出版的《八月之光》是福克納首次深入探究南方20世紀上半葉種族問題的一部力作，同時作品因其“廣闊的視野”成為最令人迷惑的小說之一 (Millgate，1987:31) 。小說中的主要社會邊緣人物喬·克里斯莫斯、海托華、波頓小姐都曾經遭受經年無法愈合的心靈創傷，其中圍繞喬身份的敘事成為小說敘述的中心。剛降臨人世就在圣誕夜（其名字的由來）被爺爺遺棄在孤兒院前。由于偶然發現女營養師的秘密而提前離開孤兒院被人收養。為了情人博比誤殺自己的養父后，開始長達十五年的逃亡生活。在游走于美國南方各州時，在和白人或黑人女子發生性關系時，喬總是無一例外地告知對方其黑人種族身份的秘密，最后在殺死了和自己同居數年的波頓小姐后，被白人種族極端主義分子槍殺并遭到閹割。總體而言，以往的研究較多關注喬的黑人種族身份主題，菲利浦·溫斯坦（Philip Weinstein）認為：在福克納的世界中，一個人是誰，是由他的血統決定的，但是更深一步研究，我們會發現：一個人是誰，是由他怎么被稱呼而決定的，別人對他的稱呼最終會內化為那個人（Weinstein, 1996:170）。丹尼爾·辛格（Daniel Singal）也認為：喬的一生不斷遭受來自白人社會心理層面的閹割，按喬的理解，黑人沒有資格擁有人的權利，所以他終生無法擺脫自身的黑人身份（Singal, 1999：175）。溫斯坦和辛格都認同喬種族身份的社會建構，但都傾向于將其復雜的建構方式簡單化。其次，種族問題是否構成喬“無我”人生唯一的困擾？本文認為作家沒有將視角局限于南方種族政治的單一角度，而是運用性、性別、種族等多元敘事元素，以創傷為維度，立體考察南方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本文將分析喬創傷的“原初場景”及其在創傷后生活中的“強迫性重復”，探究他的個人創傷與弗洛伊德早期創傷理論的同質性和異質性特征，揭示他的創傷性主體形成的根源和內化的過程。福克納的創傷視角超越了弗洛伊德以性為切入點的早期創傷病理研究，以前瞻性的眼光創造性地將創傷事件歷史化，展示了當時南方白色霸權體系的運行方式，蘊含著作家的人文批判關懷。

創傷原初場景

創傷原初場景的概念源于弗洛伊德早期以中產階級異性戀家庭為創傷模型的性學臨床研究，是男童無意間目睹了父母或成人間的性愛場面無法完全理解和同化而造成的心靈創傷。由于能力的缺失和過度的刺激，男童的心理防御系統遭到破壞，有性泛濫的過激反應(Freud，1905:130)。由于這一觀點在當時冒犯了中產階級的家庭倫理觀而備受爭議，但在當代“重新發現弗洛伊德”的口號下又重回學術界的視野。葛瑞·佛特（Greg Forter）在《弗洛伊德、福克納、克魯斯：創傷與文學形式的政治》中提道：“弗洛伊德的這一早期模型原初場景更有助于我們把握創傷化的系統性，這種模型更多受到源于人類性行為二元特征的一種辯證法的影響……特別強調那些極其重要的、具有潛在創傷化后果的事實。(福克納，1998：106)”在《八月之光》中，喬童年在孤兒院女營養師房間的遭遇是他性創傷的“原初場景”。一年中，喬總是到女營養師的房間偷食她的牙膏，可是這次他與營養師和她的情人實習醫生不期而遇，情急之下躲進了窗簾后被迫首次直面成人世界的性場面：實習醫生的話他“一個字也聽不懂”，他還聽到一些“不理解的聲音”，并對他們這時上床睡覺感到“莫名其妙”。（福克納，1998：108）喬的主觀感受契合了弗氏創傷理論中性的“不可知”本質。然而，出于對南方社會的深刻洞察，福克納虛構的喬的創傷原初場景超越了弗氏理論中性與創傷的因果鏈條，聚焦于南方的文化語境如何作用于喬主體意識的形成和異化，具有異質性特征。

主體是西方哲學中解釋身份時無法回避的重要概念。根據詞源考證，主體是“主動、自主、主語，也表示臣服、屈從、臣民（張劍，2011:120）。”主體概念本身是一個悖論：一方面主體通過與他者的差異化來認識自我，體現的是主體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主體又是他者，受到諸多外在因素的限制。喬在創傷的原初場景中主體意識的形成和異化構成了這個悖論的兩面。在原初場景之前，喬處于主體意識形成前的“前俄狄浦斯階段”的“口欲期”，他癡迷女營養師的身體，看到她時“感到快活——她年輕，體態豐腴，肌膚勻滑，白里透紅”。并且她的身體“使他的嘴巴想起香噴噴、黏乎乎的東西，而且還是粉紅色的，有點神秘（福克納，1998:107）”。喬將女營養師視為象征意義上的母親，一年之中，他頻繁地出現在她的房間（其身體的隱喻）偷食她的牙膏，在母子共生的狀態中獲得愉悅之感。然而在原初場景中，由于男實習醫生（象征意義上的父親）的介入，母子共生的狀態被打破，女營養師的身體淪為男性隨意侵入的空間并承載性別暴力，成為喬眼中的他者。實習醫生“冷酷無情”的聲音像喬“迄今聽過的所有男人的聲音”（福克納，1998:108）而女營養師在面對男性的性別暴力時被動無助，只有低三下四地乞求。在此意義上，喬的創傷“原初場景”中涉及當時南方男性對女性的性別暴力和男/女、主動/被動等一系列權利差異，成為南方父權制社會的表征。正是在南方父權制語境中，在認識到男女的權利差異時，喬“巴不得離開，哪怕只有短暫的時間離開”女營養師的房間（福克納，1998：109），這是他與母親心理分離，放棄快樂原則，從而進入父親象征的現實世界和男性身份認同的能動性選擇。

創傷原初場景中，性具有確立喬白人主體性的敘事功能構成與弗洛伊德性創傷的另一異質性表征。長久以來，種族歸屬問題一直困擾著喬。不知何故孤兒院的看門人海恩斯四處散播喬是黑鬼的謠言。然而，當他就此事詢問孤兒院的黑人園丁時又被稱作小白雜種，從中喬意識到南方種族身份的黑白二元對立機制，隱約感到在語言層面上種族身份非白即黑的虛幻性，以及白人擁有的各種行為特權可消解語言建構種族的不可靠性和隨意性。“在南方19世紀以來，白人的定義不僅是白皮膚，還包括投票權，接近白人女性的身體和控制黑人等諸多權力”(Abdur-Rahman，2006:183)。換言之，與白人女性的性構成了白人主體性的一個能指，因此，小說中雖然性“不能同化”，但對喬并未產生弗洛伊德言及的“過度的刺激”；相反，喬吞咽牙膏的行為與女營養師和實習醫生性場面的共時空間形成耐人尋味的一一對應關系：牙膏儼然幻化成為白人女性的身體，“像看不見的清爽蟲子，挺澀嘴卻又甜甜地直往里鉆”（福克納，1998：108），這讓喬在象征層面上占有女營養師的身體，打消困擾自己良久的黑人身份疑云，獲得了白人主體性的儀式感。

從表面上看，喬的自我建構符合笛卡爾所言的“我思主體”，表達了主觀能動性的意愿，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然而，在父親象征的語言文化的現實世界中，純粹的自我總是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制約。福柯認為不存在自我能夠決定和控制的主體，主體由話語和權利關系塑造（Barker，2003：450）。南方根深蒂固的白人種族優越論的現實很快讓喬的“我思主體”成為虛幻，造成他的種族和性別創傷。喬成為社會語境支配和控制的他者。牙膏“拒絕往下鉆,……很快在體內翻騰，竭力想退出來”(福克納，1998：109）隱喻了白人女性的身體根本就不接受他。營養師在話語層面上稱喬是小黑雜種，是南方白色霸權對黑人模式化行為形塑的結果，以“黑人流散的生活常態和異常旺盛的性欲等”為表征（Duvall，2006-2007:109-111）。在奴隸制早已廢除的20世紀初期，由于“行為性”種族特征更易于非白人群體的內化，成為白人維系其白色霸權的隱形手段，也是喬終生無法擺脫的種族創傷夢魘。除此之外，施與性別創傷也成為對敢于挑戰白色霸權之人的懲戒手段。南方始于戰后重建時期的吉姆·克勞文化從種族越界和種族通婚等社會禁忌的角度強化了白人的種族優越論：種族通婚實施的雙重標準與容忍或接受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通婚或性行為相比，白人女性和非白人男性間類似行為被視為社會禁忌（Andrews，1995:8-10），折射的是當時南方白人男性的性別焦慮，通過私刑的儀式性，非白人男性的身體受到訓誡和懲罰，白人男性的性別焦慮得到集體性的釋放和補償。與私刑相比，白人女性對種族越界的非白人的懲處手段更多體現在精神層面。佛特指出：雖然黑人男性具有非凡性能力等生物性別特征，但受到社會性別的閹割造成‘去男性化’的性別創傷。”在原初場景中，當女營養師得知黑鬼喬覬覦她的女性身體時，作為白人特權階層，她成功翻轉了傳統的男女性別角色，與之前“粉紅色”的傳統女性性別特征形成鮮明的比對，此時，喬看到的是“一張不再粉紅白嫩的面龐，面龐周圍拂著散亂的頭發。（福克納，1998：109）”相比之下，喬表現出遭受白人女性種族和性別暴力閹割時的創傷病理癥狀：正在嘔吐……沒有抵抗……歪歪倒倒，垂著下巴。

出于對20世紀初南方歷史的敏銳觀察，福克納虛構了喬的創傷“原初場景”，并將“不可知”的創傷體驗文本化：鑒于創傷事件對創傷主體具有“不可知”性，作家通過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還原了喬個人創傷的源頭和內容。其中性創傷與弗洛伊德始于臨床神經學的早期創傷理論研究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時福克納又修正了弗洛伊德以性和創傷為因果鏈條的創傷理論：正是意識到創傷的具體內容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而成為真空存在這一事實，作家以細致入微的筆觸描繪了南方白色霸權作為一個歷史創傷的形式，其實質是白人運用種族和性別暴力顛覆了喬自我賦能的主體建構后，將一個黑人和女性自我植于他的主體意識中形成的創傷性主體，是一種他者化的身份建構策略。創傷對喬產生的毀滅性的影響以“強迫性重復”的敘事模式在“后創傷”生活中逐漸展現。

創傷“強迫性重復”

在《超越快樂原則》中，弗洛伊德提出創傷具有“強迫性重復”的特征，這得到了后來包括凱西·克魯斯在內的眾多創傷學者的認同。由于創傷事件一開始“發生得太快，過于突然”，創傷之人“未能充分了解，不為意識所查知”，但是創傷記憶會停留在他的無意識層面，在經歷一段“隱匿期”之后不斷重復（Freud，1920:15-16）。創傷強迫性重復包含一個看似悖論的表述：只有在重復中創傷事件才有被創傷主體“同化”的可能，蘊含著治愈創傷的希望，但也可能等同于再創傷的過程，喬的“后創傷”生活就體現了這一悖論。

青年時期喬經受著童年創傷記憶重復的困擾。一天，他和幾個男孩子意欲與一個黑女孩發生性關系以完成成人儀式。與同伴們的躍躍欲試、滿懷期待不同，黑女孩刺痛了喬內心的創傷記憶。當喬走進廢棄的鋸木棚時，他感到慌張，這“使他想起過去吞牙膏的情形（福克納，1998：140）”。牙膏的意象和鋸木棚的封閉空間呼應著童年創傷的“原初場景”。然而，強調黑女孩氣味對喬造成的壓迫感和喬對抗壓迫的暴力策略又不是“原初場景”的重復。在南方黑白二元對立的文化語境中，黑女人的身體是性別和種族他者符號的載體，是白人男性建立“自我”的關照性力量（Widmaier，2000：3）。但是喬的自我卻被他者包圍是自我控制他者能力的消解。不僅如此，通過水井這個拉康式鏡像，自我和他者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自我成為他者。當喬俯身看黑女孩時，他仿佛看到“一口黑沉沉的水井，水井有兩點光亮， 像兩顆灰暗的星辰的折光（福克納，1998：140）。”在黑女人這個性別和種族他者身上，喬看到的是自己的映像，是記憶深處不愿觸及的種族和性別創傷自我，所以“他用腳踢她了，他踢得很重，踢得她驚恐地嗚嗚咽咽”（福克納，1998：140）。喬對黑女孩的反感厭惡和身體暴力表達了對自我種族和性別創傷自我的排斥和逐步內化的結果，為喬在排斥和內化的巨大張力下的主體分裂做了敘事預設。

喬17歲時愛上的小餐館女招待博比具有明顯的男性氣質，但喬刻意強調其女性氣質也和童年的性別創傷有關。喬承認第一次聽到博比的名字時，覺著“像是男人的名字”（福克納，1998：160），而且從她的容貌和身材可以看出沒有任何年輕苗條的韻味，但喬更愿意相信博比頂多不過十七歲，個子那么小，纖細得像個孩子。喬自欺欺人的想象源于童年性別創傷記憶給他的心理帶來的不確定感，所以他迫切需要力證自己的男性身份。當喬第二次去找博比時，他自詡像匹“小公馬”一樣，跳蹦在“一群母馬的牧場上”(福克納，1998：159)。與黑女孩完成儀式的被迫和厭惡心態完全不同，這一次喬充滿期待并做好準備。然而，由于生理原因博比拒絕了他，他感到憤怒，覺得受到傷害，喬精心編織的美好愛情在白人女性面前如此不堪一擊而轟然倒塌。他逃到一個像洞穴般密不透風的樹林里，在月光下看到一排殘缺的甕，從中正滲出顏色暗淡、氣味惡臭的汁液。他扶住一棵樹，看著那一排月光下的甕嘔吐不止。林子和洞穴的封閉空間呼應了創傷“原初場景”中女營養師窗簾后封閉的空間意象，同樣隱喻了（白人）女性身體。但與喬脫離女性身體確定男性主體性有所不同，這次在遭到博比的拒絕后，喬冥冥之中又回到女性身體，從反面說明了喬期望平復性別主體創傷努力的失敗。喬在洞穴中看到的甕是福克納筆下常見的意象之一，源于英國詩人濟慈的《希臘古甕頌》。“裂了口”或是“破了縫”的甕“正在滲出汁液，顏色暗淡，氣味惡臭”直指女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喬的嘔吐還具有將女性性別創傷自我從體內清除出去的深層次含義。

喬和喬安娜的交往混雜著強迫性重復和治愈創傷的希望。喬安娜年齡超過四十歲，因為父輩來自北方并與黑人保持親密的關系而遭到白人的排斥獨自住在杰斐遜鎮的邊緣。當兩人在喬安娜的住所第一次相遇時，給喬印象深刻的是喬安娜具有女人和男人的雙重性：一個是他首次見到的女人……另一個則具有男人般的體膚，從遺傳和環境中形成的男性思索習慣。當兩人同居之后，喬的這種感覺愈加強烈，喬安娜既沒有女性的憂郁徘徊，也沒有女性委身于人的忸怩羞態，仿佛他在同一個男人肉搏抗爭，“這倒像我是女人，她是男人” (福克納，1998：210-211）。喬對喬安娜性別錯位的印象是他女性化的性別主體創傷“強迫性重復”的心理投射，是喬試圖通過性消除疑慮達到治愈性別創傷的目的。由于喬安娜急于滿足個人私欲而讓喬如愿以償，因而喬性別創傷的暫時治愈以他種族創傷的最終內化為代價：“至少我終于讓她明白了她是個女人……現在她憎恨我，但至少我教她明白了那一點。”（福克納，1998：212）喬對喬安娜憎恨自己的主觀推斷耐人尋味，是喬內化吉姆·克勞文化中“憎恨黑人癥”（Negrophobia）和自身黑人種族身份的結果，也解釋了喬逼迫喬安娜和自己發生關系時，對她“毫不抵抗，甚至仿佛在幫他的忙”感到疑惑的原因。在美國重建時期，黑人對白人女性身體等諸多白人特權的覬覦和對白人種族純正造成的威脅構成白人憎恨黑人的主流中心意識。從女營養師到博比，此意識在不斷的重復中逐步加強，并最終在與喬安娜的交往中轉化為喬自我的一部分。從創傷原初場景中喬被女營養師稱作黑鬼到喬看見喬安娜為他準備食物時“這些是給黑鬼準備的，為黑鬼”（福克納，1998：213）的內心獨白頗具深意，表明了創傷主體內化創傷的過程構成“強迫性重復”表象下創傷的隱性運行機制。

當面對喬安娜家長式的作風和意欲對他實施的拯救行為時，喬又表現出撕扯其在排斥和內化性別、種族創傷之間的主體分裂。西方傳統的性別關系奉行的是男性拯救者、女性被拯救者的性別角色模式，但喬安娜試圖出資送喬去上黑人律師學校的安排則顛覆了這一傳統。就像黑人學校在經濟上不得不依靠白人的經濟援助得以生存一樣，如果喬接受了喬安娜的安排就等于向她的父權制意志屈服，心甘情愿地接受被拯救的命運安排，徹底內化性別和種族創傷，不屬于自我消解的行為，所以他極度排斥和厭惡并決定孤注一擲殺了她，最終喬也淪為南方私刑的犧牲品。福克納的這一敘事安排獨具匠心，暗示了在南方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喬的種族和性別主體身份創傷在“強迫性重復”中陷入死局：喬逐步內化了白人／黑人、男性／女性等種族和性別身份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喪失了作為人應有的主體意識和對抗壓迫性的能力，沉淪于抑郁癥之中無力逃避。

結語

《八月之光》從性創傷敘述出發，進而表現南方20世紀30年代的種族和性別權利圖景，是福克納對這段特殊歷史的記憶和見證。通過創傷視角，福克納聚焦于承載暴力歷史創傷的個體，隱晦地揭示了當時美國南方白人話語霸權的運作方式，即權利優勢人物對弱勢群體施以創傷并強制書寫的事實，展示了這一話語支配下創傷性主體形成和內化的過程。不僅如此，由于喬內化了南方男／女、白人／黑人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使他喪失了質疑和反抗的能力，在某種程度維系了白色霸權。但正如福克納所言：“喬慘死的一幕永遠進入圍觀者的‘記憶’，他們不會忘記這個‘場景’(福克納，1998：417)來警醒世人，表明了他一貫的人文關懷。

參考文獻：

[1]Abdur-Rahman, Aliyyah. I:“White Disavowal, Black Enfranchisement, and the Homoerotic in William Faulkner’s Light in August”，The Faulkner Journal (22.1, 2006):P176-92.

[2]Andrews, Karen Marie: Crossing the Color Line: Race, Gender, and Miscegenation in Faulkner.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1995.

[3]Barker, Chris: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4]Forter, Greg:Gender, Race, and Mourning in American 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Freud, Sigmund：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elected by Trans. James Strachey: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II.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05)：P135-230.

[6]Millgate Michael：New Essays on Light in Aug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7]Singal, Daniel J：William Faulkner: the Making of a Modernist（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

[8]Weinstein, Philip M：What else but Love? Ordeal of Race in Faulkner and Morri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9]Widmaier, Beth：“Black Female Abs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hite Womanhood in Faulkner’s Light in August”，The Faulkner Journal (16，3): P23-40.

[10]葛瑞·佛特、弗洛伊德、福克納、克魯斯著，陸道夫譯：《創傷與文學形式的政治》（敘事中文版），第一輯。

[11]威廉·福克納著，藍仁哲譯：《八月之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