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期的英美文學界深受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西方世界里，人的信念缺失成為文學作品的重大主題，同時，由于對“迷茫的一代”作家的過度關注，導致了學界對這一時期女性創作的忽視。但這一時期女性文學依然有其共同而鮮明的主題，即反映女性豐富而曲折的生活經歷；創作技法上，女性作家更傾向于現實主義。筆者考察后，發現這一時期的英國女性作家，除了伍爾夫以外，其他女性作家在中國鮮有研究，比如Vera Brittain, Stevie Smith, Dorothy L. Sayers, Storm Jameson, Naomi Mitchison and Ethel Mannin。溫尼弗萊德·霍爾特比(Winifred Holtby, 1898年-1935年)和維娜·布里坦(Vera Brittain, 1893年—1970年)認為愛情和婚姻應該服從工作的需要，因為戰爭已教會她們這一代女性知道生活的憤怒。維娜·布里坦的《南萊丁》(South Riding, 1936)、《榮譽房產》(Honourable Estate, 1936)和《對待青春》(Treatment of Youth, 1940)等拓寬了關于女性平等權利的法律定義，使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勇敢、更自覺地深入到社會生活及思想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在美國，這一時期的女性寫作以兩種模式為主：一種是以蒂莉·奧爾森（Tillie Olsen）、艾格尼絲·史沫萊特（Agnes Smedley）等為代表的政治抗議小說；還有一種就是以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內拉·拉森（Nella Larson）為代表的黑人現代主義作家的作品。眼下對于這一時期的英美女性文學的研究也多限于對作家或作品的個別研究，如對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意識流技巧運用研究；賽珍珠和史沫萊特作品中中國印象研究；哈萊姆知識分子的文學與藝術創造研究等。雖然國內外學者分別對延安時期的女性文學和同時期英美的女性文學已從不同角度做了分析和研究，但將它們進行對比、比較研究的仍為數寥寥。因此，運用國際視野，研究延安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同時期英美女性文學的共振和差異，可以豐富延安時期女性文學的內涵和拓展其外延；同時，延安時期女性文學剛健、激昂的特征，打破了傳統女性文學的私人化與封閉性，無疑為這一時期的世界女性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