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啦！”年輕的小伙子在走道里扯著嗓子喊。

“上課啦！”大廳里一個小男孩扯著剛還在打打鬧鬧的玩伴往回跑。

面包、葡萄、糖果、卡通杯……和疼愛的眼神一并被家長們陸續收回。五分鐘后，喧嚷的大廳安靜下來，幾十個成年人排排坐，百無聊賴地低著頭，目光游蕩在手機屏幕上。

王艾習慣了這樣的周日早晨。兒子瑛瑛剛上小學一年級，已經在這家位于上海五角場地區的少兒培訓機構上了兩年課外培訓班。幼兒園大班時學數學，上小學后轉了語文，王艾覺得內容太簡單，最近正考慮著再換一家。她要保證兒子“至少二年級結束前不比同齡人落后”。

她打算到三年級后，如果能保持名列前茅，就繼續在國內上小學；如果落入中下游，就干脆直接出國讀書。兩條路殊途同歸——“無論如何，小學畢業后都是要出去的”。這意味著最快再過兩年，瑛瑛將成為中國“低齡留學(課程)”大軍的一員。

教育部數據顯示，2015年度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2.37萬人，與2014年度相比增長了13.9%。

美國之外，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等國的低齡留學市場也很火爆。UK Boarding Schools Admissions Service （英國私立寄宿學校申請中心，以下簡稱UKBS）項目拓展經理陳曦辰介紹，近年來中國大陸赴英低齡留學生數量穩步增長，2015年超過3000新生入學，在校總人數超過7000人。但是很多傳統頂尖寄宿學校（例如哈羅公學）每年在大陸只招個位數，競爭非常激烈。

王艾和丈夫從2014年開始考察，最終選定了澳大利亞。“中國的教育體制不適合他（瑛瑛）。”王艾很明確地說，“競爭又那么激烈，對孩子的壓力、自尊都是考驗。”

她自己也受夠了平時被三天兩頭請家長、周末都耗在帶孩子上補習班的日子。

“你沒得選擇”

如今，王艾普通的一天始于清晨五點半。起床梳洗做好早飯，六點半叫兒子起床，七點半出門送他去學校。回到家中處理大小事務，下午兩點又開車到兒子的小學——提前兩小時搶車位。這是一天中的休息時間，在車里補一會兒覺，刷刷手機，很快過去了。

待瑛瑛放學回家，盯著他吃晚飯、做作業，哄他睡下，王艾打開微信班級群，看到幾位家長關于今日作業訂正的討論。“煩也煩死了”，她心想。這還算好，上次學校老師讓做字母卡片，還要配圖。兒子倒是認認真真寫了字母，但裁紙、畫格子、上網找圖片、畫圖……都成了她的任務，熬了一整個通宵才做出來。

王艾懷念上班的日子，覺得比現在輕松。可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自打生瑛瑛，她就做了全職媽媽，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兒子身上。本以為兒子上了幼兒園就能輕松些，誰成想，“早教這個坑，踏進去就出不來了。”

瑛瑛從8個月開始上早教，培訓班、補課班、興趣愛好班……數不清多少個送完瑛瑛的上午，王艾是開車四處“考察”度過的，反正折騰六年至今，王艾對各種少兒教育培訓機構都能有理有據地點評一番，堪稱半個專家。

都說要“贏在起點”——可她覺得，當大家都在搶跑時，起點線只能越劃越前。

“哪有自己的生活？沒那個時間和精力呀。”她感嘆著。

這也是復仁平的心聲。復仁平和妻子都有工作，兒子凡凡在公辦小學讀二年級。“晚托班”幫了大忙，接孩子的時間從四點延遲到六點半。但每晚的復課是逃不過去的，各科檢查一遍起碼一個小時，若是沒有督促好就簽了字，老師第二天就會在家長群里點名：“第XX號家長注意……”。

凡凡每周六8:30起床，9:30 -11:30 上奧數課，13:45- 14:30是鋼琴課，15:30 – 18:00 補英語(精品課)。復仁平和妻子一起送，一個負責停車，一個負責帶進培訓機構。周日給凡凡報了他自己喜歡的體育類項目，算是鍛煉身體。“我雙休日比上班還累！”復仁平搖搖頭。

比比別人，他又覺得自己還算輕松：“我們家還好，只有基本項。這不是興趣愛好，這是必要技能。”

“基本項”是家長們心照不宣的科目，指英語、奧數，加一門藝術類。

復仁平沒夸張。和凡凡一樣，王華軍的女兒伊伊也在公辦小學讀二年級。除了三個基本項之外，她還有跳舞班、書畫班、小記者班，從3歲開始陸續上，一年年科目只多不少，補課費每年都要近十萬元。如今周末之外，平日也有一兩個晚上四處奔走。加上作業、彈琴，睡覺時間總在十點之后。

跳舞是伊伊自己喜歡的。夏天小區搞納涼晚會，她上去跳舞，收獲一片掌聲，自個兒挺嘚瑟。“跳舞也蠻辛苦的。但是不學呢？什么都不會，你就只能站在下面看。”王華軍說。他上大學的時候，看著別人什么都會，自己什么都不會，心里慚愧又羨慕。如今女兒爭氣，他也得意。

奧數和英語比較痛苦，但必須得補。“不上？她如果跟不上怎么辦？表現差怎么辦？上課被老師訓斥怎么辦？”王華軍發出一連串反問。他舉例說，一年級第一節英語課，教師就帶著大家唱英文歌，有小朋友傻眼了，因為ABCD都沒認全。伊伊學過，所以毫無壓力。

“大家都在比啊。小孩子如果始終在后面，她的自信心來自于哪里？總得有點讓她驕傲的東西，什么都沒有，她就開始沮喪了。就惡性循環，就越來越差。”王華軍說。

競爭的焦慮感像鞭子，孩子和家長就就是陀螺，日復一日被抽打著，永遠停不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么教育會變成這個樣子。”復仁平說，他對凡凡的希望，是撐到最后，“（如果）其他人都倒在他前面，他就可以休息休息了。但從后面的人來說，誰也不希望孩子倒在前面。不這樣做就是淘汰的，不是說可以給你選擇。你沒得選擇。”

“打破頭，死去活來才能進”

王華軍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一早打定主意送伊伊出國：“教育不只是教育，它是生活圈。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國外空氣好，食品安全，東西便宜。”只是陪讀規劃還沒做好，又想著國內教育基礎扎實，他覺得在國內讀幾年小學也好。

為了讓伊伊上個好學校，他早下過一番功夫。當初，自家房子對口的幼兒園不錯，小學卻是“菜小”——上海一些教育培訓機構和家長對“菜場小學”的簡稱，指有大量外來孩子就讀的學校。王華軍不肯。他是律師，妻子在銀行工作，家境殷實。民辦小學學費一年幾萬至十幾萬，國際學校更貴些，但他們還負擔得起，便想送女兒去讀。

他的想法并非個例。上海統計年鑒顯示，在伊伊2014年入學時，相比起2000年，上海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一，民辦中小學數量卻增長了近一半，其中民辦小學數量翻了近五倍。市場背后是需求。

“好的民辦學校要打破頭，死去活來才能進。”王華軍說。2010年11月初，教育部網站發布指導意見，要求各地力爭經過三至五年的努力，使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不再成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5年后，他感覺公辦學校“擇校費”已有緩解，“擇校熱”的火卻燒到了民辦學校。

交得起學費遠遠不夠，還要考試：考邏輯、考英語、考表達。“零基礎”小朋友是沒有機會的。所以伊伊從3歲就開始學奧數、英語、特長和不怯場。臨近升學，王華軍和妻子上網四處查，有家里孩子在目標小學讀書的朋友，就去要一份考卷回來讓女兒做，揣摩思路。

報了4個學校，最終都沒錄取。王華軍后知后覺：“有些培訓機構也提供特定學校的專項培訓。不知道，考試的時候才知道。”棋差一招。幸好他在伊伊讀幼兒園的時候就做了后備方案：在一家好的公辦小學附近買了學區房。

復仁平考慮得更早，凡凡2009年出生，他2010年就又買了一套學區房。“當然也可以考民辦，找關系，但是所有的操作都有不確定性。”他說。在孩子的教育上，錢是他的倚仗，也是唯一的倚仗。

他隱晦地提起“規則的不公平”：“學費不貴，但是要進去代價太大。進去的孩子，確實有特別優秀的，可能有30%，剩下70%都是在運維方面。”

“條子生嘛，誰不知道。”王艾毫不避諱。瑛瑛進了很好的民辦雙語小學，同學的父母中有婦產科主任、985大學教授、電視臺的領導……她每天提前兩小時去搶車位，看到的豪車和特殊牌車也不少。

在王華軍看來，一樣拼錢，學區房比“遞條子”更劃算。王艾卻笑著說：“不是錢的問題。有錢沒關系也進不來的。不知道底細，誰敢收你的錢？”

復仁平只覺得，不公平的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孩子，就算有特殊照顧，也總是有缺陷的。這是他想送孩子高中出國讀書的原因之一：如果競爭無可避免，他希望孩子在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去拼。

這是價值觀的考量。王華軍也有思慮。伊伊班級里有家長委員會，逢教育局、領導檢查，都要配合教師寫報告：多少次活動，多少次交流，多少家長會……王華軍嗤之以鼻：“都知道是假的，都裝得像真的。這一套從我們小時候就有，現在社會上也有，撒謊習慣了。”

他不想讓女兒再繼續接受這一套。女兒上到第二年，他更后悔了，因為明顯感覺到學校課業量加大。“你拎拎，不輕吧？”他遞過自己的雙肩包，“我女兒的書包比我重！”他覺得這是拔苗助長，也心疼。

可這在民辦小學，尤其好學校，是難免的。王華軍伸出手指：“上海有四大名校（高中）——上海中學、華師大二附、復旦附中、交大附中，有幾個民辦初中要能（從初一就）進去，上這四大名校的幾率就高多了。這幾個民辦初中，小升初太難了。一級一級，沒有能讓你輕松的時候。”

他選擇不接受這套體系。但身在公辦小學，伊伊不可能特立獨行。“我可以不讓她參加考試，少寫作業，但后果呢？她在班里會立馬被邊緣化的。”王華軍不敢冒這個險。

思來想去，他決定盡快把女兒轉去國際學校。

體制外教育之路

“待會兒見到老師，你要主動打招呼噢。”12月13日下午，浦東一所國際學校的招生辦公室門口，王華軍叮囑伊伊。

走廊里，幾個十幾歲的男孩西裝革履結伴經過，正是中學部的學生。辦公室裝修得像白領寫字樓，王華軍拉著伊伊坐在沙發上等。剛還活潑潑碎碎念的伊伊，表情突然緊張起來，說話都換了氣流輕聲。

她即將面臨當天的第二場考試。早上在另外一所國際學校，她做了一個半小時的英文和數學卷子，送她進教室時，王華軍還偷偷拍了張照片留作紀念。女兒考試時，他順便看了看下課的學生。多數是黑頭發，他不太滿意。“不過很少有人說中文，都是英文，這點很好。”

王華軍兩個月前就盯上了各種國際學校的插班報名。早上那所學校他覺得希望不大，下午這所學費比較高，一年二十幾萬元，相應競爭沒那么激烈，他覺得還有可能。除了這兩家，12月15日還有一所學校要考。王華軍希望，下學期開始，女兒能順利進入其中一所就讀。

王艾也開始考慮給兒子轉學了，盡管瑛瑛讀的已經是別人打破頭都進不去的民辦雙語小學。開學三個月，王艾已經被“請”去學校好幾次，隔三差五接教師的電話，說他和垃圾桶玩兒，在課桌上亂畫，上課接教師的話……

王艾很無奈，瑛瑛在家向來“放養”，家里的墻隨他涂，好奇心也重，沒見過的都喜歡動一動。最麻煩的是，他確實不怕老師，被批評了只會一臉懵懂有板有眼地回復，就算不是故意作對，總也不像是個聽話的樣子。

“就是天真。”王艾總結。總被老師找，她也慌，認識一個心理學教授，特意帶兒子去看。得到的回復是：心智嫩，雖然已經7歲，心理年齡還在5歲左右。王艾明白，孩子不是故意惹事兒，也都不是大事兒，甚至不能叫“錯誤”，只是天性如此。

但她也知道，這所學校里未必有讓孩子發揮“天性”的空間。教師旁敲側擊好幾次，建議王艾帶瑛瑛去測有沒有多動癥。“說是建議，你敢不去嗎？為了證明他沒有，你也要去啊。”王艾沒辦法，帶瑛瑛去了上海新華醫院。測試結果顯示：沒有多動癥；不過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教師又說，注意力不集中，那要不要去治一下呢？于是，王艾又去考察了一個專做注意力訓練的培訓機構。

最終沒報。王艾想，年齡大了自然會好，非要花萬把塊錢去做這種訓練，讓7歲的小孩定在那兒，有什么意思呢？瑛瑛喜歡英語，自己拿Ipad跟著軟件學單詞的時候挺坐得住。還報了三門英語課，不讓上都不行。肯學習，也不是故意惹事兒，她不想把孩子當病人對待。

可瑛瑛要成了“問題學生”，沒有玩伴，她也煩惱：“能進這個學校的，都是花了大力氣來的，誰也不想出什么差錯。圈子也要從小培養，家長會跟小孩子說，你不要跟誰誰誰玩兒。家長自己也有小圈子。”

王艾覺得心累。瑛瑛的三門英語課中有一門家教，教師是意大利人。和她聊天中，王艾發現對方完全沒覺得瑛瑛有什么問題，也很認同發揚孩子的天性和創造力。這堅定了她讓兒子出國讀書的決心。

老公原本不同意，他出身農村，到上海讀大學，一路奮斗至今已很滿足，也想讓兒子過安穩無憂的日子。瑛瑛才7歲，他把以后的婚房都買好了，還希望未來的媳婦能是醫生或者老師這種穩定職業。王艾母親也不同意，擔心孩子小，王艾英文不好，陪讀不知怎么過。真的去了，家里的生意、夫妻的感情……一連串都是麻煩事。

只有王艾一個人堅定不移，說服所有家人，定要讓孩子出國。最初被請家長，她總拉著老公一塊兒去：“教育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兒。”去了三四次，灰頭土臉的，老公也不樂意了。“就不愿意來。也開始覺得孩子出國讀挺好。”王艾笑得狡黠。

她已經看好了一家民辦國際小學，正在準備報名。如果瑛瑛考不上，聽說上海楊浦區新江灣城那邊即將新開上海德國學校和上海法國學校，她打算到時候再去試試。

王艾看中的，正是基礎教育階段招收中國大陸學生的兩大類國際學校：民辦國際學校和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另有針對高中的公立國際班，但2013年教育部明確要進行規范進入政策性收縮。此外，還有一類國際學校只招收外籍學生。

《2015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顯示：國內這四類國際學校的數量總計597所，屬全球之最；其中上海88家，居全國之首。

“我不敢賭”

復仁平打算高中送凡凡出國。

他希望兒子能夠見多識廣，也認同國外的教育理念：“從小的培養并不是追求答案，是方式方法，它讓你去思考。”

他將教育比喻為土壤：“不光是為了成才，還有對社會的認知、社交圈的形成、個性的培養……（不同的）土壤上長出不同的東西。”若等到大學，思考模式和理念已經固化，復仁平覺得太晚。現在又太早。孩子還小，他和妻子都是全職，無法陪讀。

作為金融從業者，復仁平將家庭海外資產配比納入考量因素。兒子出國讀書的預算是1000萬元人民幣，一半留作凡凡從高中到大學的學費、生活費、社交費用等，另一半用于購置房產。

如今他和妻子年收入合計一百多萬元，凡凡離初中畢業還有8年，在他看來，這個目標不難達到，這筆投入也很值得。他形容理想中凡凡未來生活的場景：“天空是藍的，有陽光，臉上有善良的笑容。”

“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產最要害的利益關切，是這一階層構成和身份認同的基礎，同時也是他們焦慮的來源。”作者張之琪在澎湃新聞發表的文章中寫道，這階層有特有的壯志雄心與不安全感，孩子是他們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動的希望，就像人類學家項飚口中的“蜂鳥”，“在社會階梯上繼續攀升的機會渺茫，又急于鞏固與下一階層的邊界，導致他們始終掙扎在一個‘懸浮’狀態中，或許只有振動或者奮斗本身能讓他們感到安全和滿足。”（見張之琪：《小別離》引出中產教育焦慮：掙扎在“懸浮”狀態的中產，澎湃新聞，2016年9月）

“危機感”，是復仁平對自己狀態的描述，也是籌劃下一代未來時的情緒底色：“一個是空氣、水、環境帶來的；第二個是經濟方面的；還有對國家規則的危機感，政策變化非常大，包括房產、教育資源、學區房……以后會不會變，會變成怎么樣，不是你能預測的。”

如果可能，他希望孩子出國讀書，而后移民。這與王華軍和王艾的計劃如出一轍。

但眼下，復仁平焦慮的還是“小升初”。兒子正在讀小學二年級，妻子已經開始考慮民辦小升初的升學率是多少，公辦小學的升學率是多少，當中的百分比差額能夠如何彌補。復仁平說，凡凡過幾年估計會更辛苦。

他說：“孩子你當然希望他快樂，但是你敢給他快樂的童年嗎？不敢啊。給我一個別人的孩子我能這么培養，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賭。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還有1%（的人）要么沉淪，要么爆發，但你不敢賭這1%。”

王華軍也說：“就是把孩子培養成正常人。”他給伊伊18歲前的教育投入預算是至少三百萬元。

“正常人的標準是什么？”

“像我們一樣，讀了大學，有一份工作，有一份體面的收入，有自己的價值觀，做人比較靠譜、比較善良，這些基礎的要求，就行了。”

“工作和體面的收入，至少保持和你一樣的水平嗎？那也不算基礎了。”

“讓她不要變成一個例外吧，在我們正常的城市中產階級，或者說白領這樣。但是不能說變成……也不能說民工就不是正常人，但是另外一個階層了。”

“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

“教育是普通人的晉級道路。不上好大學就有前途嗎？這個比例太小了。比爾蓋茨退學了，扎克伯格退學了，那你跟人家比什么呢？跟萬里挑一的人去比，是把自己跟天才放在一個水平上了。我們還是好好當普通人吧。”

“一樣辛苦”

體制內的路，復仁平還在堅持。

他想為兒子留一條后路。國際學校的教育體系完全不同，即便日后能參加國內高考(精品課)，也沒有任何勝算，所以踏進去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回頭路可走。復仁平希望等凡凡大一點，給他自己選擇的機會。

在專業人士眼中，這不是個好選擇，兩手準備面臨行不通。

UKBS項目拓展經理陳曦辰表示，相比起公立或雙語學校的學生，國際學校學生比較容易接受和理解國外文化，在語言方面的優勢也更明顯，因而在面試中具有更強的整體競爭力。

這就是低齡留學的邏輯：體制內外的教育路線始終是兩個方向，兩條腿走路的后果，多半不及一條道走到黑。

可下了決心，進了國際學校，路就好走了嗎？

王華軍很清醒：“國際學校也不輕松的。可能語數要求低一點，但你還是要去努力啊，參加各種活動啊。課外班就不上了嗎？還得上啊。”

有教育培訓業人士分析說，低齡留學首先要過語言關，去英美讀高中英語成績要能達到各學校的要求；成績單也有要求，“A”越多越好；此外，興趣愛好、實踐經歷等也往往被作為錄取參考。

王艾還要考慮陪讀的問題。考慮到自己英語不好，她將留學地點選在了澳大利亞墨爾本，因為那邊華人多。2015年，她和丈夫在澳洲做了一筆投資，2016年初又剛買了一套房子。買房投資移民，為了瑛瑛的教育，她算是拼到底了。

值不值得這個問題，她已經不再去想：“花了那么多精力和錢，教育這不能去比，永遠都不成正比的。已經做過了，就沒什么好想的了。”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王艾，瑛瑛，復仁平，凡凡，王華軍，伊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