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教育廳官員公開表態：浙江不歡迎衡水中學！此話一出，又掀起了一輪批判衡水中學的聲音。

衡水中學似乎是一個“異數”，位于三四線的地級市，“清北率”卻居全國高中前列，引來無數爭議。一些批判者把衡水中學描繪成一個“高考工廠”，極端應試教育的典范，比如該校把時間細化到3分鐘的軍事化管理，教學樓裝上防止學生跳樓的鐵窗，還有打了雞血一般宣誓的學生，等等不一而足。一副“人間地獄”的學校形象出現在社會大眾面前。

衡水中學肯定有不足，甚至問題不少，也必然存在應試教育的問題，我們有權力去批判，我們也相信很多批判者是為了推進中國教育的進步。但是，在這場批判的狂歡中，是不是先追問一句：衡水中學真是這樣的“慘無人道”嗎？

應試教育挨批的替罪羊？

舉一個流傳最廣的有關衡水中學的“罪證”：教學樓安上了鐵窗，以“防止學生跳樓”。但其實并不是衡水中學，而是衡水另外一所中學。雖然衡水中學多次公開辟謠，否認很多的指控與謠言，但沒有人聽，也沒有人信，很多輿論仍然熱衷于帶著既定的概念去找“罪證”，甚至把錯誤的事實扣在衡水中學的身上。為什么？

這樣一個位居三四線城市的中學，竟然每年給清華北大輸送100多名學生，不僅超過了省會最好的中學石家莊二中，也超過了北京上海所有超級中學，在全國遙遙領先，唯一的解釋很可能是——衡水中學采取了非常的應試手段，像煉獄一般的高考訓練才能創造這個成績。

社會輿論的猛烈批判，根本原因在于大家認定了衡水中學是應試教育的典型。如此說來，衡水中學只是社會各界對應試教育批判的替罪羊而已，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無關衡水中學本身了。

被誤導與被傷害的是誰？

總結梳理各種對衡水中學的描述、批判，基本上都想說衡水中學有四個方面問題：第一，應試很嚴重！第二，管理很嚴苛！第三，孩子們很辛苦！第四， 政策上的撞線違規，掐尖拔苗。

先說最簡單的：孩子們很辛苦，備戰高考堪稱“磨難”。但是哪一個對自己有高期望、高定位的孩子不辛苦？

美國著名記者愛德華·休姆斯在他的調查報告《美國最好的中學是怎么煉成的——惠妮中學成長記》中，第一章就描繪了這所中學一位高三女生的一天：喝4杯咖啡，睡4個小時，得4.0的GPA。惠妮中學，是舊金山華人趨之若鶩的一所公辦學校。僅僅就其辛苦程度，不僅衡水中學的孩子望塵莫及，恐怕全中國的孩子也沒有多少比得上。在美國，優秀的高中畢業生，下半夜睡覺是家常便飯，其辛苦程度絕不亞于我們大部分高中生。

再說管理的嚴苛。在英美最好的學校都是私立學校，其管理之嚴苛，恐怕全中國沒有一個學校可比擬。在英國最好的中學——伊頓公學里，在所有正式場合，獲得各種榮譽的學生，需要穿上專門給他們量身定做的專用榮譽服裝，以示與普通同學的區別。在學校里把人分為三六九等，這個管理手段如果放在國內會不會被家長投訴？更不要說在很多的私立學校，打板子，抽鞭子，禁足等等都是懲戒手段之一。體罰在中國已經禁絕，但美國至今仍然有19個州在法律層面賦予了學校體罰學生的權力。

望眼全世界，精英的成長無外乎兩點：一是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第二就是能更好地約束管理自己。也因此，伊頓公學培養了20多個首相，貴為英國第一中學學府。相信衡水中學在這方面的要求不一定比上述這些學校的要求多，但可能也有一些地方要求更高，但是我們為什么會這么激烈地批判衡水中學而不是伊頓公學？這與一個誤導有關。

最近幾十年，在引進西方教育理念，批判中國基礎教育的過程中，一些專家和輿論給中國的家長與社會公眾描繪了一個極其錯誤和荒誕的觀念與印象：在美國英國的學校教育中，孩子們無憂無慮地在強調個性與尊重的環境中成長，快樂幸福地走進了名校，最后還創造出巨大成就。這絕對是謊言！我們所熟知的多數名人，從比爾·蓋茨，到奧巴馬、扎克伯格，他們的中小學教育，基本都來自這類私立學校與優質公辦學校，他們的成就也都是超常付出的結果。但是我們家長已經被這種虛妄的言論誤導，很多家長一方面希望孩子有出息有成績，另一方面卻總覺得孩子太辛苦，希望孩子能輕松快樂地有成就，這種分裂的想法，進一步強化了我們對自己教育的不滿。這和做夢娶媳婦有什么區別？只是家長是受害者，被誤導者。

改變分數評價可杜絕應試教育？

如果說衡水中學如此惡劣，毀人不倦，我們的家長為什么還趨之若鶩，爭搶著把孩子送到衡水中學？我們到底應該批判衡水中學還是家長？先不說石家莊的家長毅然放棄省會優越的環境，把孩子送到衡水中學，遠比衡水發達的浙江，地方政府為什么還要引進衡水中學？

我們更應該質問和反思的核心是，應試教育為什么會大行其道？

很多人說，就是高考這把選拔的尺子的問題，因為高校就是看分數錄取人的。新高考改革方案已經對此作出重大改革，希望增加更多的尺子，但這能改變應試教育的傾向嗎？恐怕最后難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浙江高考改革的3+3方案，后面的3是讓學生有更多自主權，盡最大可能展示自己。但實際上，考生用盡田忌賽馬的策略，算計的是如何拿到最好的分數，讓原來的設計走了樣。應試文化如此積弊深重，說到底，其實是滲透在我們骨子里的一種結果導向的功利文化在教育上的一種體現而已。你拿什么尺子招學生，我就按需培訓什么，所以當自主招生成為高校的另外一把尺子后，針對各個高校要求的培訓馬上就再次火爆起來，頗有小升初的坑班的感覺。

也因為此，華人聚集的波士頓、舊金山和多倫多，遍布培訓班，仍然在搞應試，在追求學區房，這似乎不會因為國別有任何區別。

近年，伴隨小留學生的快速增長，美國的“高考”與錄取制度也備受中國應試文化的挑戰。大量的中介機構與培訓機構，也到處推銷針對不同學校量身定做的包裝計劃。舊金山一個華人公司，則根據大數據推算出一個考生上好大學可能性，并根據難度收取不同費用，做定制化包裝，動輒費用高達數十萬美金。

中國式的應試，其實不會因為是美國的大學錄取就不應試，只要你能帶來我想要的，我就一定去功利地追求，區別只是追求的東西不同而已，和考試制度、錄取制度以及國別都沒有關系。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對于應試教育，絕不是教育部門一家就能解決的，更不是打倒衡水中學就能解決的，也不是改變高考錄取中衡量人的尺子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們應該批判誰？

衡水中學逆襲的意義

衡水中學的逆襲，從打破社會階層固化角度來說，有著積極的意義，綜合評價本質上也并不是一個更強調公平的錄取制度，按分數錄取也不是一無是處。

在中國，教育問題除了應試，還有公平的問題。有跨地域的公平問題，也有階層之間的公平問題。很多地方曾經出現過類似的明星學校，如黃岡中學。但是伴隨城鄉差距變大，以及社會階層的固化，能進清華北大一類好大學的學生快速向省會城市為代表的發達地區的中學聚集，黃岡等大量基層名校消亡，這也就是所謂社會階層固化的問題在教育上的表現，就是農村孩子上好大學越來越少。

但恰恰是在這個迅速固化的過程中，并不占優勢的衡水中學實現了逆襲，僅從上北大清華的考生人數上來看，不僅大幅超越了省會石家莊，也超越了北京上海，難道沒有一點積極意義嗎？如果我們大量三線，四線甚至五線城市的中學出現一批這樣的學校，還需要國家從清華北大每年招生計劃中強制性拿出2%定向招收農村學生嗎？

我們暫且就認為衡水中學是利用了大學錄取制度中惟分數評價的機會，強化訓練，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說明了這種分數評價積極的一面，給了我們很多窮孩子靠努力拼出一方天地的機會。

我們現在推崇的美國多元評價錄取制度，基本形成完善于上世紀60年代。100年前的美國大學，也如今天的中國，基本以分數為核心標準錄取學生。后來為遏制猶太人占據常青藤大學的趨勢，逐漸改變了以分數為核心的錄取制度，其核心實際上是以一個“未來可能更成功的人”的尺子去衡量考生，而非公平。這種制度下，你的家庭背景，成長環境，經濟條件，都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績之外的諸多能力，是需要這些支撐才能具備的。中國現在到了可以大規模采用這種綜合評價的錄取制度的階段嗎？如果沒有，如果認知到這種尺子的隱性不足，我們是否需要給分數，給衡水中學這類學校一條生路，也就是給更底層的學生與家長一條雖然艱苦但卻可行的生路？

2016年高考成績公布的第二天，全國100余所211高校齊聚衡水中學，爭相向衡水中學學生推介，希望孩子們報考他們的學校。難道這些著名高校都想要只有分數的怪物？顯然不是。前兩天一個謠言帖說清華大學把衡水中學列入劣質中學，清華大學旋即公開辟謠。北大招辦老師也在衡水中學說明會上說，衡水中學畢業生在北大表現很好。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以分數衡量人即使存在缺陷，但也并不是輿論詬病的一無是處吧。

衡水中學絕不只是應試這么簡單

據說衡水中學現在成了全國中學“朝圣”的地方，每年赴衡水中學取經的中學校長、地方領導數以千計，很多地方與學校都在學習衡水中學。衡水中學的“秘訣”如果簡單到就是高考工廠，怎么就沒有培養出第二個衡水中學，還需要請衡水中學過去？

衡水中學的爭議，其實還有更深入的話題可以探討。中國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復雜與豐富性，我們既有幾乎趕上發達國家水平的北京上海，我們也有溫飽還沒有徹底解決的落后農村，必然需要教育的多樣性去滿足、去適應，而不僅僅脫離文化與社會發展階段想當然地批判。

（作者系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