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年家貧，作過吹鼓手，也放過牛羊，他是自學成才，因而自然就養成了謙遜的品格，他向長者請教時也總是恭恭敬敬。直到50歲以后設學收徒，啟蒙后生，他仍然把寬恕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

孟子則不然，孟子出身士族，又逢亂世，性格更偏向憤世嫉俗。孟子在那個諸侯交相攻伐，仁義早被拋諸腦后，百姓流離失所的年代，便將個人與社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解民倒懸為己任，痛斥諸侯們的暴政現實。

荀子是一位以儒家學說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長，自成體系的地主階級思想家。由于荀子處在戰國末期的時代，諸子各派的思想學說均已出現，這使得他不僅能采納諸子思想，又可以進行批判和比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豐富。

首先，荀子認為“天”就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 。

其次，荀子認為世界是可知的。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荀子·解蔽》)，即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過人的形體機能而進行。在“知”與“行”的關系上，荀子以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 在“名”與“實”的關系上，荀子強調“實”是“名”的客觀基礎，提出了“制名以指實” （《荀子·正名》）的觀點。

再次，荀子提出了與孟子“性善”論截然相反的“性惡”論的觀點。他認為，人性是與生俱來的、質樸的一種自然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 （《荀子·性惡》），表現為“鎧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荀子·性惡》），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荀子·性惡》）。而人性的“善”則是后天人為（即“偽”）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荀子·性惡》）。荀子承認“善”，但“善”是后天環境和教化學習的結果，“善”必須通過“圣王之教”來教育、感化和養成。

縱觀中國古代思想史可以發現，無論先賢的思想，還是圣人的行為，我們曾經不缺乏多元思辨、深思慎取的思維和傳統。孔子強調謙謙君子的行為風范，孟子則主張憤世嫉俗的思想批判。孔孟主張人性本善，而荀子則主張人性本惡。儒家主張積極入世，兢兢業業濟民于倒懸；道家則主張消極避世，逍遙自在享受清凈和無為。墨子主張兼愛非攻，過和諧社會；韓非子則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先秦中國哲學的各個流派及其代表大師，一個個都充滿了善思審辨的機智和多元思考的智慧。但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而受到漢武帝劉徹推崇之后，中華民族從一個本來極富思辨、極會思考的民族漸漸地變成了屈從、忍受、從眾、恭維，而不善思辨，不敢質疑的思維懶惰的民族。于是乎，中國人經過了千年的皇權和集權的大一統禁錮，思維危機已經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

首先，思維模糊、混亂僵化，總是以“差不多”來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對精確和精準思維不屑一顧。

其次，偷換概念、轉移話題，總是以“詭辯術”來自我標榜和自我陶醉，對抽象邏輯思維和邏輯證明不屑一顧。

再次，輕視哲學、重視實用，總是以“強權思維”來壓迫“求真思維”，對真理求真和科學證偽的科學精神不屑一顧。

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大解放以來，我們似乎更加富有智慧，我們似乎更加重視實用。一方面是大學的哲學系招不到學生，另一方面是在金錢面前的盲目從眾。我們錯把肥大當作強大，錯把GDP當作國力，錯把學歷當能力。如今，我們的經濟規模世界第一，GDP世界第二，博士數量世界第一，但我們卻缺乏理論自信，缺乏道路自信，缺乏制度自信，缺乏文化自信。我們忘記了自己是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我們作為教育者忘記了教育的本質是教人向善，是塑造人的心魂，而誤以為博士越多教育就越強，文化程度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因而，我們放松了甚至拋棄了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設，全民只認孔方兄，為了孔方兄，高校成了文憑批發商，社會成了名利場和逐利場，中華民族的文化軟實力已經羸弱不堪，甚至難以為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