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班主任老師為了激勵孩子們的集體榮譽感，給孩子們提出了“周周都得衛生流動紅旗”的目標。還立下規矩，無論是誰，只要影響了奪旗——即使是無心之過，一律受罰。

學校舉行廣播操比賽，但班上有個同學有輕微的小兒麻痹后遺癥，于是為了“集體榮譽”，班主任說服這個孩子不上場，盡管孩子非常希望參加，但最后只得“服從大局”。

調研考試時，學校為了獲得更好的成績，將調考班中成績不好的學生調到非調考班上課，而從非調考班抽調成績好的學生到調考班參考。

有老師對學生說，如果早晨遲到了，就干脆在學校外再呆一節課，這樣就不會被值周老師登記遲到，班級便不會被扣分。為了集體榮譽，讓學生寧可曠課，而“不遲到”。

早晨，在學校大門口，忘記戴紅領巾的孩子，為了班級不被扣分，便向值周老師謊報其他班學生的名字。上述現象都指向一個理念——“集體榮譽高于一切”。

我們從小便受到集體主義教育。在我們心中，“集體榮譽高于一切”的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當然，作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對學生進行集體主義教育當然是應該的。即使是在強調個人的主體地位、主體意識和主體權利的今天，以分工和多元利益主體為前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也蘊含著對集體主義的呼喚。

但是，人類之所以需要“集體”，因為它是一種歸屬，一種力量，一種安全感。但這種“歸屬”“力量”和“安全感”都是因為有了一個個的“人”才有意義。也就是說，“集體”應該是個人尊嚴和個人利益的保障，它永遠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人”，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又一個具體的有血有肉有尊嚴的生命體。正如極端個人主義會給個人與社會帶來災難一樣，“極端集體主義”（這是我臨時杜撰的一個詞）同樣會給個人與社會帶來危害。披著“集體主義”的外衣，無視個人權益，侵犯個人利益，扼殺個性差異，以及在“集體的榮譽高于一切”的神圣口號之下，讓一些卑鄙的做法大行其道且堂而皇之——比如本文開頭所列的種種現象，這就是我所說的“極端集體主義”。

班主任激勵孩子們爭取流動紅旗沒錯，但要求“周周都得流動紅旗”，而且對影響奪旗的孩子進行不分青紅皂白的懲罰，在這里，“集體榮譽”成了孩子們戰戰兢兢甚至內心恐懼的根源。

即使是身有殘疾的孩子，他也擁有平等的尊嚴，以“為了班級”為由不許孩子參加集體活動，在這里，“集體榮譽”粗暴地剝奪了孩子的權利。

為了學校的“教學質量”，不惜用“調包”的方式糊弄上級，在這里，“集體榮譽”不但赤裸裸地侵犯了一些孩子的權利與尊嚴，而且赤裸裸地給孩子們進行著“假教育”甚至“反教育”。

為了班級不被扣分，學生寧可曠課，而“不遲到”，在這里，“集體榮譽”在教孩子弄虛作假的同時，又直接剝奪了孩子上課的權利。

忘記戴紅領巾，向值周老師謊報名字并嫁禍于別班，在這里，“集體榮譽”不但玷污著孩子純潔的心靈，而且損害著別班的榮譽。

對個性的壓抑，對權利的侵犯，對虛榮的追求，對心靈的毒化……都是“極端集體主義”的可恥行徑，而“集體榮譽高于一切”則是如此行徑的遮羞布。

很難說我們的老師是有意在進行著“反教育”，相反我相信老師們都是以真誠而神圣的情懷在教書育人。但是，也許我們沒有意識到，這種以“集體榮譽高于一切”為名的“假集體主義教育”，其效果恰恰有違我們良好的初衷。我想到了盧梭在其《愛彌兒》中對教育者的告誡：“不要在教天真無邪的孩子分辨善惡的時候，自己就充當了引誘的魔鬼。”

李希貴曾在《我讀李鎮西》一文中這樣寫道：“說實話，在我內心深處，一直有一把尺子，用來衡量一位老師包括一位校長的真假。學生在你心中的地位，決定著你是不是一位真正的教師和稱職的校長。如果我們不能把學生的大事小事、高興的事、心煩的事裝在心里，學生也不會把你裝在心里。同樣，一位校長在為了學校，還是為了每一位學生的取舍中始終裝著每一位學生的酸甜苦辣，把學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以為了學校為借口而傷害學生，做出一些違背學生天性的決策，也是對校長是不是稱職的考量。我們的許多同行朋友，經常有種特別強烈的感覺，就是在鎮西任職的學校里，似乎只有學生，沒有學校，學生生動活潑、自主張揚，而學校卻沒有“特色”，沒有“榮譽”，沒有顯赫的名聲，這正是鎮西的可貴可敬之處，一位校長的高尚情懷可見一斑。”

剔除“可貴可敬”“高尚”之類的溢美之詞，我坦然接受希貴對我如此評價。因為我的確“始終裝著每一位學生的酸甜苦辣，把學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以為了學校為借口而傷害學生，做出一些違背學生天性的決策”。

不只是在我的學校如此。有一年我去某省講學時，應某中學要求上一堂語文公開課。上課前走進教室我發現只有40名學生，我開始還以為他們當地的教學班就這么多學生。后來經了解才得知，因為怕“效果不好，影響學校榮譽”，便把20來個成績不好的學生“淘汰”了。我當即表示，必須把另外的學生全部叫齊，我說：“一個都不能少！否則，這課我不上了！”后來所有學生都坐在教室里了，我才開始上課。下來后，許多人都說我“很正直”，即使上公開課也不弄虛作假。我說：“不，這首先不是我是否弄虛作假的問題，而是我是否尊重這個班的每一個學生的問題。這樣的公開課，哪怕缺一個學生，對這個學生來說，他的權利都受到了侵犯，他的尊嚴都受到了傷害。”

我堅定不移地認為，決不能以“學校的榮譽”去侵犯孩子，這應該是每一位教育者始終堅守的信念。

因為，個人的尊嚴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