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程度而言，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發展史也是其民族意識不斷覺醒與超越的發展史。在改革開放前，受自然環境、社會制度的制約，各少數民族生活內容相似方式單一，在社會話語權中也處于失語狀態。在此情境下，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主體意識相對淡薄。在文學創作中表現為取材一般、立意普通，側重反映不同民族共屬的、而非本民族特有的歷史文化及價值觀念。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繁榮，在主流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擊浸染下，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化視野越來越開闊，其文化素養也得到不斷提升。在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他們對本民族所特有的、相對獨立的歷史文化內涵并與現實處境不斷進行反思。“于是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作家對自己的民族身份加以自我認同和確證,開始懷著充當民族文化闡釋人和代言人的熱望投入到文學創作”。②從《穆斯林葬禮》到《塵埃落定》再到《額爾古納河右岸》，我們可以看到民族意識的自覺與超越使少數民族文學與其他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聯系與交流不再停留在一個簡單的附庸或者淺層次的表達層面上。在創作中，少數民族文學不斷突破傳統的寫作方法與敘述方式，展現出鮮明的民族特點；在內容上，所表達的民族特質更加鮮明，文化內涵更加豐富，反思力度也更加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