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為政以德”思想有著豐富的內涵，它以“好學善思”為源泉、以“政者正也”為基石、以“以民為本”為核心、以“選賢與能”為準則、以“和而不同”為尺度、以“勤政廉政”為根本構成了極其完整的理論體系，系統地闡述了為政者應有的道德修養和政治品質，一直被歷代為政者視之為執政生涯中應遵循的行為規范與道德準則。【關鍵詞】孔子 為政以德

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產生的背景

春秋末年是中國社會新舊秩序交替、由奴隸制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大動蕩、大變革時期，“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孔子身處于這樣一種“禮崩樂壞”的社會轉型期，他認為“天下無道”。

面對這種“天下無道”的困亂局面，孔子為實現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的社會理想而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政治主張，其中“為政以德”是其重要的主張之一，他認為只有以“德”來修煉“為政”者（包括天子、諸侯、大夫等），才能恢復先王時代的盛德大業和維系當今政權的長治久安。

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內涵

“為政以德”是對為政者政治品質和道德修養提出的要求，這是孔子政治倫理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德治思想的邏輯起點。“德”對于“為政”者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為政者應具備哪些“德”呢？孔子的“為政以德”思想包括：好學善思、政者正也、以民為本、選賢與能、和而不同、勤政廉政。

1.好學善思——為政之源

好學善思是為政的源泉。《論語·子張》中有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句既樸素又富含哲理的經典話語，幾千年來一直在影響著中國的讀書人與為政者，也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演繹著為政與為學的辯證關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為人、為政的最高思想境界。孔子主張以學求仁，以知達仁，以仁為政。他強調好學是達到“仁”的境界的重要條件。認為仁者并非天生而成，而是通過后天的學習，以“學”求“仁”，以“知”達“仁”。孔子認為學習是修身的起點，也是安身立命的根基，他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1]。孔子在《論語·學而》中還論述了好學對提升個人修養的重要性，“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為了讓弟子注重學習，孔子告誡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2]

孔子強調既要好學，又要善思，做到學思結合。讀書時既要堅持閱讀與思考的統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對現實中的疑惑進行深入的思考；又要堅持讀書與運用相結合，聯系實際，知行合一，通過理論的指導、利用積累的知識來洞察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在讀書的過程中增強運用能力，在運用的過程中提高讀書水平，這是為政者勝任領導工作的內在要求和必經之路。所以說，好學善思是為政的源泉。

2.政者正也——為政之基

“政者正也”是為政的基石。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3]孔子認為，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品行端正是每一位為政者必備的從政修養。為政者道德品行的優劣直接影響民德、民風。孔子富有哲理地指出了“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4]自古以來，民眾總是把為政者稱之“父母官”。一般來說，為政者重視道德，推崇禮義，尊重賢哲，使用能者，沒有貪利之心，這樣一種風氣就會影響老百姓也學禮儀，講道德，美風俗。反之，為政者不重視道德，不講禮義，壞人當道，偏好私利，賢哲隱世，這種風氣就會影響老百姓不學禮儀，不講道德，社會風氣就會日下，唯利是圖。

為政者思想行為的“正”是其從政的前提。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5]他認為行動的示范效果比政令更加管用，主張當政者要以身作則，正道而行，因為為政者的自身品行對民眾具有極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為政者的一言一行不只是個人行為，而是代表著一道風尚，一種榜樣，民眾不知不覺在模仿學習，所謂“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如果為政者每事出以公心，剛正無私，那么上行下效，民眾自然跟著走正道。如果為政者自身不正，胡作非為，營私舞弊，超然獨立于社會規范、法律之外，而下達命令或制定各種規則要求其他人遵守，其結果只會徒勞無益。所以，孔子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6]

孔子始終認為為政者個人的品行修養對于從政是極其重要的，為政者只有具有高尚的德行，并以身作則，嚴格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遵守各種社會規范，社會風氣自然就會隨之轉化而步上正軌。所以說，“政者正也”是為政的基石。

3.以民為本——為政之核

以民為本是為政的核心。自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7]孔子認為，備足糧食、充實軍備、取信于民，這樣就可以為政。如果迫不得已可以去掉軍備和糧食，但如果政府對老百姓失去了信任，國家就無法存在。所以，民為邦本，民為執政之核的思想在此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孔子以民為本的思想包括：愛民、富民、取信于民。

愛民。孔子認為為政者須有愛民思想，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8]他還主張為政者要尊重百姓而不能傲慢自大，“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9]此外，為政者還要“博施于民而能濟眾”。[10]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天下之民歸心”的總目標，從而使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能得到發揮。

富民。堯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堯的繼位者舜又將這一教誨傳給大禹。孔子以此強調富民是古代圣王世代相傳的政治理念，而“天祿永終”之說則是對為政者的嚴厲告誡，指出如不實行富民之策，百姓窮困，就會造成失位亡國的災難性后果。這一理念在孔子提出的治國綱領中得到了反映，它所特別重視的第一、二條就是“民、食”。而且孔子還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這一理念列為為政必須遵從的“五美”之首，這些都充分顯示了富民思想在孔子“為政”學說中的重要地位。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11]

取信于民。孔子在提出的三項以民為本基本思想中最看重這一條。在他看來信并非只是為政者個人講誠信，更重要的是它規定了為政者與人民之間關系的主要政治原則。根據他的觀點，人民的信任是對為政者執政的認可，對于為政者來說也是其政權合法性、合理性的根本前提。信是判斷國家政治狀況的主要準則，也是政權能否維持的決定性因素。所以他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子張》篇第十章說：“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孔子不懂得為政者合法性權力的獲得源自于人民的授權，他單強調為政者以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質、政治上的誠信和惠民政策來取得百姓的信任和擁護。

4.選賢與能——為政之則

選賢與能是為政的準則。“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12]孔子認為，選用正直的人，以正壓邪，這樣百姓就能服從；如果選用邪曲之人，使他們居于正直之人之上，百姓就不會服從。他強調了為政者應該以公正之心去選拔人才。只有賢良之人得到重用，百姓才會滿意，政策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政權才能長盛久安。

“舉直錯諸枉，使枉者直。”即把直的放在彎的上面能把彎的扳直。這個比喻指好人提拔起來了，壞人自然就無機可乘，好的東西樹立起來了，壞的東西自然成不了氣候。如舜帝選擇了皋陶，那些不仁之人就沒有舞臺；湯王選拔了伊尹，那些不義之人就失去市場。所以，“為政以德”要求為政者必須舉賢任能。

孔子不僅主張“舉賢”，還主張“尊賢”，他說：“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13]在用人上，孔子主張“不以言舉人，不以言廢人。”[14]他認為，不能根據言辭來選拔人才，也不能因為一個人不好而完全廢棄他有價值的言論，選拔人才首要的是注重他的工作能力，要讓“能者上，庸者下”。而且在對待人才上他主張“無求備于一人。”[15]

孔子反對嫉賢忌能，壓制人才，認為這樣的當權者是“竊位者”。他說:“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 而不與立也。”[16]孔子主張任人唯賢，在他看來，如何用人和用什么人關系到能否得民心、正民行、純民風，而且舉賢才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所以說，選賢與能是為政的準則，孔子的這一思想對后世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

5.和而不同——為政之度

和而不同是為政的尺度。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認為，君子是和諧而非等同，小人是等同而非和諧。它所理解的區別是等級制度上的區別，他理想的社會狀態是等級制度不被破壞，大家都能在等級體系中安于自己的名分從而達到和諧相處；反對取消等級的混同。因而作為一位優秀的領導者須有“和而不同”的君子風度，銳氣藏于胸，和氣浮于臉，才氣現于事，義氣示于人。只有講團結而不相互勾結，講黨性而不搞派性，才能真正構建團隊的和諧。

和而不同是與人和睦相處而又不盲從茍同。為政者只有掌握了這種和而不同的尺度，才能在執政中處理好各種人際、君民、分配、外交等關系。在處理人際關系上，孔子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人際關系才能和諧。在處理君民關系上，孔子認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17]這樣，社會民心不會渙散，君民關系才能和諧。在處理分配關系上，孔子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18]這樣，政權才能穩固，國家不會傾覆。在處理外交關系上，孔子建議“近者悅，遠者來。”“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19]“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20]

只有把握住和而不同的尺度，為政者才能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才能完成行義達道的理想。所以說，和而不同是為政的尺度。

6.勤政廉政——為政之本

勤政廉政是為政的根本。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就是說處理政事要身處官位而不能厭倦，執行君主的政令要忠誠而不能打折扣。在孔子看來，為政者要有敬業之心，為政者所存諸心，要表里如一，所行之事， 要始終如一。為政者只有誠心愛民，盡職盡責，開拓進取，艱苦奮斗，克難攻堅，忠心為業，即勤政，才能有所作為。此外，孔子還強調為政者要做好百姓的榜樣，“先之，勞之”，這樣百姓就會在為政者的帶領下更加辛勤勞動。

孔子主張為政者既要勤政更要廉政，強調為政者要廉潔自律。因為為政者掌管一方權柄，眼前往往充滿了各種誘惑，如果稍加放縱，對自己管束不嚴，就會產生一些不良后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只根據利益來行事，會招來很多怨恨；而且還不只是怨恨，有可能違法亂紀，終至不可收拾。他主張為政者要重義輕利，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他還主張為政者要淡泊名利，施行仁義之道，“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子夏做莒父的長官，詢問治政之事。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21]為政者只有正確使用權力，自覺做到不濫用權，時刻做到自省、自警、自律，才能抵住各種誘惑，始終保持清正廉潔。所以說，勤政廉政是為政的根本。

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深遠影響

雖然孔子個人的從政經歷并不輝煌，但他始終胸懷安定天下的政治韜略，“為政以德”思想是他政治韜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政者的道德水準決定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道德水平。正是在為政者道德修養的影響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養成了尊老愛幼、勤勞勇敢、誠實善良、寬人律己等優良品格，從這一點上看，孔子 “為政以德”思想功不可沒。孔子主張為政者應有的政治品質有好學、為民、勤政、廉政等，自古以來對從政者政治品質的形成產生過巨大的作用。同時，歷代執政者捧孔子 “為政以德”思想為經典并依此而治國理政，從而增強了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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