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嬰兒比成人聰明得多，他們能在短短幾年無師自通地掌握語言等最復雜的交流工具。這是成人在有老師的情況下也望塵莫及的。成人在嬰幼兒期不能指導孩子，實在是孩子之幸。這樣他們就可以免于成人的污染，按照自己更聰明的方法來學習。因此，一個人教育的最關鍵時期是零到六歲，而不是大學。

近代西方的“童年革命”摧毀了成人優越論，把早期教育從“以成人為中心”轉化為“以孩子為中心”。中國幾乎完全錯過了“童年革命”，從來沒有通過改造童年來創造“新民”。

中國自古有“不打不成才”式的強制讀書，有死記硬背的正統教育。過去以“讀經”為基礎的“童子功”，發展到如今“小升初”的瘋狂競爭，乃至幼小的孩子居然被要求用英文來背誦奧巴馬的講演。

應該說，在當今西方社會中，也有諸多早期教育的瘋狂。但是，雙方在教育哲學上有著深刻的分歧。中國早期教育的主流，仍然堅持著“以成人為中心”的知識傳授的原則。西方則更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自發、自動型教育。這一分歧的根本，在于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童年革命”并沒有在中國發生。

在古代的斯巴達，所有新生兒都要被遺棄到野外，讓弱者死去，活下來的則作為未來有競爭力的公民被撿回來，并且很快就離開父母進入集體的訓練營地。這樣的教育，是不折不扣地把孩子從一出生起就當作成人來看待，讓他們服務于成人的目標。后來西方的精英教育，也經常是讓孩子反復誦讀拉丁文、希臘文的古代經典。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就曾說：兒童無可救藥地被感性所束縛。一個新生兒不過是一堆本能反應之集合，所能做的不過是吃和哭而已。成人的優越感，由此可窺一斑。

盧梭確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學說

“童年革命”乃是伴隨著19世紀歐美工業革命的一場文化和社會革命。這一革命的土壤，首先是母親地位的變化。在工業革命前夜，歐洲發達地區的城市工商階層日益富裕。其家庭主婦已經不必像傳統農業社會的婦女那樣從事繁重的生產和家務勞動。這不僅使她們能夠更專心地養育兒女，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時間從事社交，由此塑造了母親的嶄新文化認同：母親對嬰幼兒的成長發育有著最強大的塑造力。一個心智健康的兒童，不僅反映了其家庭的良好品性，也是對這一家庭前途的最好保障。早期教育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歐美中產階層中，精心養育孩子成為母親的天然使命，并被盧梭(1712-1778)等哲學家所大力鼓吹，成為深入人心的主流意識。

盧梭的《愛彌爾》，無疑是“童年革命”的開山之作。他稱這本書是為善于思考的母親寫的，并哀嘆“我們對兒童一點也不理解”，在教育兒童時只致力于研究成年人應該知道些什么，總是把小孩子當大人看，根本不考慮孩子的特點。這樣，他就把童年和成年明確地區分開來，并確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學說。

所謂“童年本位”，是通過給孩子最大限度的自由來調動其自身的潛力，把他們從課堂中解放出來，追尋著內心的渴求，大膽任意地探求世界。老師的使命不是傳播知識，而是幫助孩子們發現這種內心的渴求（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求知欲”）。所以盧梭說：“我們的第一位哲學老師就是自己的手腳和眼睛。”童年是人類生命中神圣的時期。在此期間，孩子通過觀察自然、運動肢體，獲得對世界第一手的實證經驗。這種實證的經驗，恰恰是孩子心智生長的動力。書本則是邪惡的二手知識之集合，孩子在12歲前要從自然中學習，不應該讀書。“凡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但到了人的手里，一切就都蛻化了。”可以說，現代西方“以孩子為中心”的基本教育觀念，盧梭都論述到了。

裴斯泰洛齊的“實物授課”

不過，盧梭只是個哲學家，并沒有把自己的理念落實到操作層面。真正開始在教育實踐中應用他的原則的，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他在瑞士的伊弗東 (Yverdon)創辦實驗學校，收納包括孤兒和農民子弟在內的各類學生。他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自然教育：培育孩子們內在的學習沖動。當時歐洲的教育方法和現在中國的主流方式并無太大區別，都是老師無休止地滿堂灌式授課外加學生背誦課文所組成，不好好讀書的學生甚至要面臨體罰的威脅。裴斯泰洛齊則徹底廢止了這些，代之以“實物授課”(Anschauung)。書本的重要性被降低了。算術課引進了石頭、蘋果等實物，用以發展孩子組合（加法和乘法）、分離（減法和除法）、對比（多和少）等概念。地理課以野外考察為主，孩子們要自己測量地形、收集礦石和植物，并在課堂上進行描述。大些的孩子（八到十歲）則用泥塑制作周圍鄉間的立體地模。當他發現孩子們普遍喜歡繪畫而討厭識字時，就和助手創造了綜合繪畫因素的特別識字法，即“實驗字母”，通過把字母分解成幾類基本線條，以圖像化的方式幫助孩子識別（實際上中國的象形文字運用這個方法要有許多天然優勢）。總之，裴斯泰洛齊反對從概念到概念，要求學生在理解術語以前必須知道這個術語所指涉的實際形態。

這種先實物、后詞語和概念的教學原則，符合兒童的認知能力，更符合盧梭所謂以孩子自己探求世界的欲望為核心、把自己的手腳和眼睛當成第一位老師的精神。用裴斯泰洛齊的話來說，孩子們在親身的經驗中要“首先形成自己的心智，然后再去豐富它”。裴斯泰洛齊的追隨者、德意志教育家福祿倍爾（Friedrich Froebel，1782—1852）將這些原則進一步發展，最終創立了幼兒園，改變了人類的教育體系。

福祿倍爾和幼兒園

在教育史上，幼兒園相對于大學來說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冷落。大學是在推進人類的知識邊疆方面有立竿見影的功能。幼兒園和文化巨人的創造頂峰則相去甚遠，人們很難追蹤其間的關系。然而，正如建筑師和木雕家Norman Brosterman在其研究福祿倍爾的著作中所指出的，現代建筑運動和現代藝術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格羅庇烏斯、柯布西耶、萊特、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布拉克等，大都是第一代在幼兒園里長大的孩子。福祿倍爾的教育，塑造了我們現代世界的空間和視覺。甚至連普羅斯特、斯特拉文斯基、弗洛伊德、愛因斯坦、普朗克、波爾、盧瑟福等的成長，都和福祿倍爾的幼兒園有關。

福祿倍爾出身于鄉村牧師家庭，自幼喪母，對母愛極度渴求。其父曾試圖以傳統的方法教他閱讀，但似乎沒有什么效果。到了青少年期，他發現了自己在幾何、制圖等方面的才能。這些才能全依賴的是圖像思維而不是語言。這樣的早期經歷，對他日后的教育哲學影響非常大。

1837年，福祿倍爾開始籌建自己的早期教育學校。兩年后在當地的森林中跋涉時，他突然想出了這所學校的名字：“幼兒園”（kindergarten），直譯是孩子們的花園。1840年，他正式建立了“全德意志幼兒園”，并從一開始就采取了上市公司的形態。他還向全德的婦女發出號召，讓女性承擔起在民族教育上的使命感，突破了婦女不出頭露面承擔公共角色的社會成見，募集了大量女教師。到1847年，全德有7所幼兒園，次年又冒出44個。到1851年，他開辦了第一所培養幼兒園教師的師范學院。

幼兒園是教育史上的一大創造。在此之前，7歲的孩子是不上學的，一上學就要學習讀書寫字。福祿倍爾則第一次把學齡前兒童組織成課堂。但他不是讓孩子們讀書寫字，而是強調他們自發、自由活動的重要性，把游戲作為幼兒教育的核心。為此，他發明了“福祿倍爾禮物”，即12種手工材料，作為幼兒園的核心“教材”。

在“福祿倍爾禮物”中，占最重要地位的就是積木，其功能是讓孩子們利用幾何立方體來構造自己的世界。這一教育手段不僅和福祿倍爾早年對幾何、實體的癡迷有關，更來源于他在大學中的學術經驗。他本來是可以成為礦物學教授的。在晶體學的研究中，他深信世界就是由那些微小的幾何形粒子的不同組合而構成的，就像我們知道萬物是由原子構成的一樣。讓孩子如此開始自己的認知過程，不僅是自然的，也是科學的。“福祿倍爾禮物”鼓勵孩子用周圍的環境作為自然的教育工具，就像科學家們在沒有X光技術發現原子之前用自然的晶體作為科學研究的工具一樣，向孩子顯示人和自然的關系，也幫助孩子建立與那些和他們一起玩的成人之間的紐帶。不僅把裴斯泰洛齊實體教育法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還把其中的實物抽象化為代表幾何元素的積木。這樣成長起來的孩子，后來不管是在建筑、繪畫、物理學，還是精神分析學中，恰恰是特別喜歡把世界還原成基本元素的一代。“福祿倍爾的禮物”由此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教育玩具系列之一。

1852年，福祿倍爾去世。但幼兒園的影響漸漸遍及全球，成為主流的學前教育機構。

蒙臺梭利徹底顛覆了成人優越論

福祿倍爾逝世幾十年后，意大利女教育家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一下子主宰了兒童教育。如果說福祿倍爾是早期教育的教父的話，蒙臺梭利就是教母。也許是因為女性對兒童獨特的洞見，在“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上，蒙臺梭利比盧梭、福祿倍爾恐怕走得更遠。她是徹底顛覆“成人優越論”的人。

蒙臺梭利指出，一個孩子在生命頭三年的學習成就，要成人奮斗60年才能達到。孩子學習最有效率的時期，也恰恰是他們還不能和成人進行有效地語言交流、成人無法對之施加直接影響的時期。一言以蔽之，嬰兒比成人聰明得多，他們能在短短幾年無師自通地掌握語言等最復雜的交流工具。這是成人在有老師的情況下也望塵莫及的。成人在嬰幼兒期不能指導孩子，實在是孩子之幸。這樣他們就可以免于成人的污染，按照自己更聰明的方法來學習。因此，一個人教育的最關鍵時期是零到六歲，而不是大學。創造了一個人的，是零到一歲的孩子，而不是其父母。因此，父母不要試圖當自己孩子的老師，而要當他們的伙伴，滿足他們的需要、為他們提供自然生長的環境。

應該說，蒙臺梭利為后來的“早期教育決定論”播下了種子。而現代心理學的奠基人弗洛伊德動輒以童年經驗來解釋成人的種種心理問題，也間接地強化了人們對早期教育的信念。

“以孩子為中心”成為西方早教的主流

在大致差不多的時間（也就是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以哲學家杜威等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也進一步轉化了美國的教育。杜威強調，傳統的死記硬背方法壓抑了學生的智力發育。他要求學校從書本中心轉化到創造中心，充分利用傳統鄉村生活的教育功能。學生要通過各種手工、對當地政治的參與以及實地考察來豐富自己的經驗和知識。“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自此以后漸漸確立為主流。這也是戰后西方的早期教育的哲學基礎。如果我們相信弗洛伊德關于童年經驗對成人有決定性影響之說，那么現代人之所以是現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們作為整體，其童年經歷和前近代的兒童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

遺憾的是，中國自晚清以來有過多次學習西方的浪潮，如今經濟也正在迅速現代化。但是，雖然有梁啟超的《新民說》，有魯迅的《我們怎樣做父親》，以及“改造國民性”的高遠理想，西方的“童年革命”卻從來沒有在中國發生。最讓人感慨的是，當我們讀盧梭、裴斯泰洛齊、福祿倍爾、蒙臺梭利這些早期的兒童教育家對舊歐洲教育的抨擊時，每每感到他們所抨擊的現象仿佛就在我們的身邊，仿佛中國當今的教育還像18世紀的歐洲！看看現在市面上的圖書就知道，一半以上是教材和教輔材料。不僅是學校，整個社會都以教材為中心，在孩子的心靈中強制灌輸成人的理念。用蒙臺梭利的話來說，這樣的教育所忽視的就是人和人的成長。自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中國幾乎完全錯過了“童年革命”，從來沒有通過改造童年來創造“新民”。一個沒有“孩子們的自由共和國”（福祿倍爾語）的社會，還算是一個現代社會嗎？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自問的。（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