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世紀生發的英國小說揭開了文學史新的篇章。文藝復興至17世紀是英國小說的發端期，也是韻文敘事文學向散文敘事學過渡期。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等都是早期英國小說生發的代表作，雖與19世紀小說蓬勃發展的繁榮期不可比擬，然而它是小說這種文體發展的必然階段，奠定了后期小說主流發展。

【關鍵詞】18世紀 英國 小說 生發

18世紀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鞏固成果的關鍵時期，工業革命發端的時代，以及英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的重要發展階段。相比之下16、17世紀文藝復興的燦爛光輝遮蔽了18世紀文學的風采，人們一度認為高潮過后的英國文學呈現了寂寥的冷漠，殊不知它揭開了文學史新的篇章。這一新趨勢從此改變了文學韻文的導向，掀開了散文體的文學主導話語。文學家族中小說比起詩歌、戲劇具有更普通、簡樸的性格特征，運用通俗語言向世人傳遞思想知識，是闡發信念、傳播知識有效的透明工具，易引發讀者對人、生活、本質存在的思考。“小說文體之所以在18世紀英國形成并興盛起來，與17—18世紀歐洲社會變化、思想的發展、文學的傳統以及英國經濟的強盛、個人主義和清教主義的盛行、中產階級讀者大眾的興起等都有密切的關系”。[1]當然現代意義小說誕生并非一蹴而就，前期文學史的積淀，資產階級思想的土壤，都促成了小說的生發。

一般認為文藝復興至17世紀是英國小說的發端期，是小說雛形期，也是韻文敘事文學向散文敘事學過渡時期。英雄史詩和傳奇敘事（韻文和散文）本身就蘊含講故事的元素，與小說文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只是這些敘事取材多于圣經、神話故事和民間傳統，直接取材于現實生活的較少。從英雄、騎士到普通人物還需過渡，濃厚的宗教色彩、道德說教等也是與后期小說的顯著差別。文藝復興時期“大學才子”派熱衷于采用風格典雅和雕琢華麗的散文體創作敘事性作品，對小說這種新的樣式進行了大膽的實踐與探索。約翰·黎里的《尤弗伊斯》（1579）、托馬斯·納什爾的《不幸的旅行者》（1594）等作品都體現了小說的藝術特征。它們在形式、結構和語言上同當時的詩歌和戲劇大相徑庭，已經成為一種新興的、頗有發展潛力的文學體裁。就此而言，這些才華橫溢、智慧超群的“大學才子”是英國小說名副其實的奠基人和開拓者。[2]他們無疑為現代意義的英國小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英國小說在18世紀誕生有著深刻的思想淵源。以理性著稱的啟蒙運動是繼文藝復興運動之后歐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有法國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英國的阿迪生、波普，德國的門德爾松、萊辛，意大利的維科，美國的潘恩、富蘭克林，俄國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他們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為基礎，以自然科學主義和唯物主義哲學為指導，以人文主義思想為根基，崇尚理性，提出“自由、平等、民主”等口號來鼓動民眾與他們一起向舊觀念挑戰。[2]71英國17世紀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強勁經濟發展作為其穩固動力，小說成為表達資本主義體制需要的工具，有效地傳達發展需求觀念，成為資本市場的新型商品，受到出版商和小說家追捧，擁有廣泛的讀者群。主流意識形態對于塑造民眾參加經濟建設有著重要的作用，小說恰恰滿足了這種需求。散文體的小說有著較為廣泛的閱讀群體，小說傳達的經濟發展的必要性比起其他文體更形象、更有效、更轟動，因而小說的生發無疑與資本主義時代發展相契合。

英國第一部小說究竟始于何年何月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正如伊恩·P.瓦特所說：“如此重大的問題從來都不是易于處理的，更不必說加以回答了。”[3]然而毫無疑問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是文藝復興以來英國小說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是否可被看作是英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小說也是見仁見智。作為寓言體小說，除了濃厚的宗教寓意，吸引普通大眾的精髓在于它所具有的世俗意義。主人公基督面臨的是舊社會滅亡的預言，正適逢當時英國封建社會的消亡和向資本社會的轉型期，如何應對滅亡的危機和新生的沖擊，基督歷程給我們描繪了如何選擇的榜樣。更重要的是他還描述了一切皆為商品的“名利場”社會，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在“名利場”中一切都可以買賣，雖然作者在開篇中告訴讀者：“從這個世界到未來世界：以夢境形式加以表現，”似乎這是一個夢幻世界：當我在荒野中行走時，我來到了某個地方，那兒有間房屋。于是我便在那兒躺下來，很快睡著了。當我沉睡時，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自己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人站在一個地方，背對著他的小屋，手里拿著一本書，背上馱著一個沉重的包袱……[4]夢幻世界到底是真實的，還是預見的未來世界。如果是真實的，它不啻再現了英國的實在社會，如果是未來的描寫，它更為我們提供了生活思考空間，如果“我”是基督，在“名利場”社會該如何行事。基督歷程是凡人都會經歷的歷程，而他選擇的道路為我們點亮了一盞明燈，使行走在黑夜迷途中的凡人有了力量和信念。

18世紀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已經進入關鍵時刻，海外殖民地的開拓與建立為英國本土繁榮發展帶來了無限契機，殖民行動需要更多國民參與，這種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在丹尼·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中得到生動、真實、有效的表現。這部小說與時代需求相吻合，表達了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勤奮勞動，追求財富，全力以赴地實現人生理想和目標。魯濱遜不僅是絕對行動者，而且知道路途艱辛，更加了解自己不達目標絕不罷休的強烈意識。他說“在人類的感情里，經常存在著一種隱秘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一旦被某種看得見的目標所吸引，就會以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推動著我們的靈魂向目標撲過去，如果達不到目標，就會叫我們痛苦得受不了。”[5]這種看得見目標最顯在表現形式為金錢，這種驅動力就是魯濱遜寧可孤獨生活在海外小島，冒著被野人吃掉的危險，也不愿舒適安守在家鄉的原始驅動力。這一驅動力最終塑造了英帝國急需的海外殖民者形象。魯濱遜的數次探險經歷無不打著追求金錢的赤裸裸動機，沒有浪漫的生活情趣，有的只是貪婪的財富欲望。當別人到達島上時，他首先想到的是確定他對該島的絕對擁有權，迫使上島者簽訂契約，接受他的統治。這種顯在的殖民動機正是英帝國得以持續發展的動力。當他成功實現自己殖民目標時，無比興奮，沉浸在全島都是他個人財產的喜悅中，更因為他具有一種毫無疑問的領土權。百姓都完全服從他，他是他們全權統治者和立法者。

實現殖民的核心動作就是遷移，遷移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行為，它需要的不僅是金錢驅動力，還有自我身份變動的強烈欲望。無論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還是《魯濱遜漂流記》，甚至是《天路歷程》，讀者看到了主人公不斷流遍的身份，穩定的社會角色被旅行打破，而主人公對塑造自己的身份充滿激情，這充分體現為他們不斷的旅行。魯濱遜與格列佛一樣，是個不滿穩定生活的旅行者，一次失敗冒險旅行根本無法阻止他們漂移的精神需求，只有實踐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他們才實現了自我塑造。孤島上魯濱遜有著多重身份。他既是悔罪者，又是來自歐洲的疆土開拓者和實用技術發明人；他被置于隱修反思的環境中，但仍是貨真價實的現代資產階級市民。[6]格列佛的旅游以超現實的豐富多彩實現了主人公、敘述者、隱含作者和真實作者的漂移夢想。在“小人國”中格列佛實現了自我是萬物主宰的夢想。在這個國度，作為最強大的人類，他沾沾自喜，最具象征意義的場景是他以最少的傷害輕松結束了兩個小人國之間的戰爭，這個故事讓我們聯想到了歐洲強國以人種優越論的姿態插手干預與他族國家事務，然而代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善意原則在血淋淋殖民史面前感到羞愧。于是乎作為報復，斯威夫特讓格列佛經歷了“大人國”中的屈辱。為了巴結討好大人國國王，格列佛夸耀火藥槍炮威力無比，能使人尸橫遍野、血流漂杵，表示愿把制造軍火的方法獻給國王。國王驚恐于“那樣一個卑微無能的小蟲”竟又如此殘忍的做法。讀者深感作者對英國社會敗壞失序、亟待整飭進行了深刻思索。以格列佛為代表的歐洲殖民者從強者身份轉為受迫害的弱者形象不僅滿足了讀者浪漫的幻想情懷，更是刺激了國內民眾對海外世界的向往。斯威夫特批判的國內現實恰恰刺激民眾到海外開辟一番事業的雄心。

與我們今天的穿越相比，他們的旅行更加務實，都是改變身份的夢想之旅。生命似乎是為了旅行，旅行才能彰顯生命的精彩。旅行這一行為給任何人帶來改變機會，這種誘惑成為他們不斷漂移的動力。英國資本社會的發展亟待民眾具有遷移意識，從而更進一步促進帝國發展。個人的遷移意識不僅完成了自我身份塑造，又通過文學意識形態影響受眾，笛福筆下的魯濱遜·克魯索是這個時代漂移精神的典型代表。同時漂移的精神也成為西方文學的一個母題。其實這種精神自荷馬史詩開始就已經滲透在歐洲文學的骨髓中，英國民族史詩貝奧武夫也是在旅行中完成了自己英雄偉業。自19世紀以來這種漂移的文學母題繼續游蕩在歐洲文學歷史長河之中，離散文學作者更是以身作則，將這種漂移的精神神話為存在的充分必要條件，這種意識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文學主體。

在殖民過程中，英帝國白人種族優越論的思想是一種不需教授便可意會的思想，也是迄今為止內化了的集體意識。于是殖民行動有著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魯濱遜漂流記》中，黑人被視為殖民對象在魯濱遜眼中從來不是個問題，他從未質疑過這個問題，似乎這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個應該考慮的問題。他想當然地從事販賣黑人利潤豐厚的事業，視佐立和星期五為自己私人財產，更加令人震驚的是讀者對魯濱遜行為的理解，為他行為歡呼。白人與黑人世界似乎達成了共識，這不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正是由于這個沒有解釋的問題造成了長達數百年的奴隸貿易，也成就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然而今天，當奴隸貿易已經從人類歷史舞臺中消失后，后殖民時代的問題依舊將我們拉回那個血淋淋販賣人的時代。白人優越的意識形態沒有消除，小說也以它特有的文學形式記錄著人類歷史，不同程度上白人優越意識被歷史化，甚至有永恒化的危險，總之，它記載并預示著人類憤怒、壓迫歷史。

18世紀生發的英國小說文體無論從故事內容到語言形式都比其他高雅文學形式更加接近大眾生活，有著更廣泛的讀者群，小說中人物因個體而異，而又因類而同，個體私史成為人人可模仿的構造，小說文學商品市場與帝國發展同步，小說對個體私史關注無疑是繼文藝復興已降人文主義進一步關懷。總體來說18世紀小說文體還處于雛形期，與19世紀小說蓬勃大發展的繁榮期不可比擬，然而它是小說這種文體發展的必然階段，奠定了后期小說主流發展，尤其是在小說發展到20世紀關鍵時刻，人們突然將眼光回溯到小說開端的18世紀，希冀小說生發出新的突破，或許出現文學史上新篇章。這或許是研究的意義吧。

參考文獻：

[1]賴騫寧.18世紀英國小說的敘事藝術[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2]侯維瑞,李維屏著.英國小說史[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3]伊恩·P.瓦特著.小說的興起[M].北京：三聯書店,1992.

[4]約翰·班揚著.天路歷程約[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5]丹尼·笛福著.魯濱遜漂流記[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6]黃梅著.推敲“自我”:小說在18世紀的英國[M].北京：三聯書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