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研究從認知角度對比考察漢日場所慣用語。首先,分析了漢日場所慣用語的認知基礎;其次,考察了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關系;最后,指出基于“共識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認知激活是漢日對應關系的動因。

【關鍵詞】場所慣用語 認知 漢日對比

本文為教育部科研基金項目(“基于語料庫實證分析的漢日空間表達方式對比研究”: 12YJA740083)的階段成果。初稿曾于2014年3月在北京大學“中日語言文化研討會”上宣讀。

前 言

慣用語是一種短小定型、意義有所引申的日常習語。漢語和日語都有各自的慣用語體系,漢日慣用語均以大量的、豐富而準確的、生動而凝練的內容和形式反映著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日常語言表達的重要組成部分。漢語的慣用語,既有以三音節為主的相對固定的格式,又有比較靈活的結構;日語的慣用語定義和漢語基本一致,“慣用語指由復數詞匯構成的結構相對固定且具有特殊語義的短語”(益岡,田窪,1992:178),這就奠定了漢日慣用語對比研究的基礎。

本研究將日語和漢語中表示場所、空間、方位的詞語所關涉的慣用語定義為“場所慣用語”,如「何処吹く風」和“當耳旁風”、「上には上があり,下には下がある」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通過漢日對譯語料庫考察發現,有時漢日雙方均用場所慣用語對應,有時卻用其他習語形式對應,還有時不用習語對應。

關于漢日慣用語的對比研究,先行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對漢日有關身體的慣用語進行了語義對比考察,二是對漢日有關動物的慣用語進行了對比研究,三是對漢日慣用語的對應關系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但未涉及本研究關注的場所慣用語的認知研究問題;關于認知語言學中概念轉喻(Metonymy)、概念隱喻(Metaphor)及其連續體的問題,先行研究進行了深入的討論(Lakoff and Johnson,1980; Langacker,1993等)。本研究將在充分借鑒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討漢日場所慣用語的轉喻和隱喻的路徑模式,嘗試分析和論證場所慣用語處于轉喻、隱喻連續體中。

本文將運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從以下三方面對比研究漢日場所慣用語。首先分析論證漢語和日語場所慣用語的認知語義基礎;其次考察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關系;最后探討漢日對應關系的動因。

場所慣用語的認知基礎和語義機能

概念轉喻是一個認知過程,是在一個認知域矩陣中的概念突顯或映現,即一個概念實體(媒介:vehicle)為另一個概念實體(目標:target)提供心理通道,也是一個認知“參照點”現象(Langacker,1993等)。籾山、深田(2003:87)在借鑒Langacker(1993)的基礎上指出,“參照點能力是一種作為轉喻基礎的認知能力,指在把握或指示某一對象時,由于直接把握其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將容易把握或已經充分了解的事物作為參照點(reference point)來活用,以達到對目標對象的理解”(筆者譯)。

概念隱喻是指從一個認知域(源域source domain)向另一個認知域(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系統性映射;隱喻讓我們用更具體的、有高度組織結構的事物來理解相對抽象的或相對無內部結構的事物;隱喻不是語言層面的問題,是思維方式和認知手段(Lakoff & Johnson1980等)。如果說轉喻的認知基礎是“鄰近性”,那么隱喻的認知基礎則是“相似性”?;u山、深田(2003:87)指出,“我們具有‘比較’兩個對象的能力。所謂‘比較’指從某種角度通過對兩個(或復數)對象進行觀察、分析,發現二者的異同點。這種最基本的認知能力就是基于兩個事物或概念相似性的隱喻的基礎”(筆者譯)。

關于轉喻和隱喻的關系問題,先行研究進行了充分探討,結論可概括如下:①轉喻和隱喻二者之間構成連續體關系。②轉喻提供了隱喻成立的基礎;轉喻和隱喻有可能同時存在于一個語義擴張中。③轉喻到隱喻存在漸變類別。

為了便于討論場所慣用語的轉喻和隱喻問題,本研究首先歸納總結了出現在日語場所慣用語中的表示場所、空間和方位的詞匯:「中、左右、上下、隅、隣、幅、何処、嶺、前後、東西、橫、縦、正面、斜め、余所、向こう、內外、外方、外面、此処、間、底、埒、裏、國、異域、奧、奧所、辺り、傍ら、側、高み、郷、対岸…」。本研究通過對上述場所詞匯等在慣用語中語義拓展的分析,初步概括了場所慣用語的轉喻、隱喻路徑,圖示如下。

具體的/物理性的存在 抽象的存在/狀態

圖1 場所慣用語的轉喻、隱喻路徑

如圖1所示,場所慣用語既包含轉喻也包含隱喻。首先,場所慣用語的轉喻發生在一個認知域矩陣中具有鄰近關系的兩個具體的、物理性的存在之間。其次,隱喻發生在具有某種相似性的源域到目的域之間,場所慣用語中的隱喻是從物理性存在向抽象性存在的語義擴張,即隱喻抽象的地位、身份、立場、狀態等。

表2 漢語場所慣用語的轉喻和隱喻

通過表1、表2的分析和實證可以得到如下結論:日語和漢語的場所慣用語都既包含轉喻,也包含隱喻,其場所詞、空間詞、方位詞轉喻其他場所、空間、方位或鄰近(包含)的人或事物,場所慣用語的隱喻意義主要表示抽象的地位、身份、立場、境遇、方式、態度等。日漢場所慣用語同時包含轉喻義和隱喻義說明其處于轉喻、隱喻連續體中。

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關系

為了研究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關系,本文首先根據《詳解日語慣用語詞典》整理出了日語場所慣用語及其漢譯,并歸納出如下四種對應關系。

第一種,漢語用場所慣用語對應日語場所慣用語。例如,右といえば左/你說東他說西;西も東もわからない/人生地不熟;裏かく/鉆空子;尻目に懸ける/把人不放在眼里。

第二種,漢語用成語對應日語場所慣用語。例如,中を取る/不偏不倚;右も左も分からない/一竅不通;上を行く/棋高一著;嵩にかかる/飛揚跋扈。

第三種,漢語用俗語、諺語等習語對應日語場所慣用語。例如,上には上がある/強中更有強中手;幅を利かせる/吃得開;隅に置けない/有兩下子;余所の花はよく見える/家花不如野花香。

第四種,漢語用解釋、說明文字對應日語場所慣用語。例如,裏を取る/對證核實;後棒を擔ぐ/盲目追隨;橫を向く/不理睬,漠視;向こうを張る/進行對抗。

如果利用『中日辭書』從漢語場所慣用語及其日譯的角度進行考察,也會發現大量的日語不用場所慣用語等習語對應的現象。例如,顧前不顧后/目先のことだけを考えて軽率に行動し,後のことを考えない;摸到一些門路/少し要領が分かる;雞蛋里挑骨頭/あら捜しをする;鉆牛角尖/つまらない問題に頭を悩ます。

綜上所述,通過對日漢場所慣用語對譯的考察,發現了日漢對應的兩種傾向。這反映了漢日的共性和個性。首先,雙方用場所慣用語相互對應,反映了漢日的共性;其次,用解釋、說明對應場所慣用語的現象,是漢日的個性;最后,用習語中的成語、俗語、諺語等對應場所慣用語的現象,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共性在于雙方都用習語相對應,個性在于二者分別用不同的習語類別相對應。接下來的問題是探討漢日共性和個性的動因。

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動因

共同的生理、心理基礎和共識文化是語言“共性”的原因。“人類具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礎,而語言又是一項具有生理和心理基礎的知識結構和知識系統,這就證明了人類語言共性系統的存在”(隋然,2001:21);“人類各民族、各種文化雖然千差萬別,但都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因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有一些相同的文化積累,從而產生共識文化,共識文化反映在語言中便凝結為共同的文化語義”(陳家旭,2006:26)。漢語和日語的共性不僅反映在詞匯語義、語法規則的某些系統性對應上,還反映在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關系上。

民族傳統文化、民族習俗、民族價值標準等是語言“個性”的動因?!叭魏我粋€語言使用者都屬于某個特定的言語社團,每個言語社團都有長期形成的歷史、文化、風俗、人情、習語和價值標準。這些必然反映于該言語社團的共同語中”(胡壯麟,1994:186);“由于各民族的語言都有其相當悠久的歷史,它們負載了大量有關民族思維方式、民族習俗、民族傳統文化和歷史文學典籍等方面的獨特內容。因此每個民族總有自己獨特的認知方法,他們將自己對現實的認識和理解投射到語言上”(陳家旭,2006:27)。

陸儉明(2009:44-45)指出,“無論隱喻、轉喻,不宜認為‘是一個認知域映射另一個認知域’的問題,而宜假設為‘一個認知域激活另一個認知域’”,“激活取決于人的常識和一定的語境”。也就是說,一定的語境和人類的共識文化決定了隱喻和轉喻是否能被激活,這也正是漢日對應的根本動因。

在共性方面,中日的共識文化產生了相似的漢日場所慣用語相對應的情況,即雙方相似的認知模式被激活;在個性方面,反映出只有單方面的轉喻、隱喻認知被激活;在共性和個性交織地帶,雙方用不同的習語類型相對應,不同的認知模式被激活。

漢語或日語中特有的場所慣用語,事實上都源自民族歷史中一些特定的時期和事件或風俗習慣,如“吃食堂”“坐機關”等?!俺允程谩敝械摹笆程谩鞭D喻“食堂的飯菜”,“吃食堂”隱喻“依賴、依靠食堂的吃飯方式”。這和“食堂”這一設施自上世紀50年代起在中國社會所具有的特殊歷史地位和長期的廣泛存在有關。和一段時期的中國社會制度及其衍生物有關的此類慣用語還有“吃大鍋飯”,以及表示特殊待遇的“開小灶”、表示公職身份的“吃商品糧”等。與“吃食堂”和一定歷史時期的制度相關不同,“坐辦公室”“坐機關”轉喻、隱喻的是白領或公職人員的身份和工作方式。類似的表達工作方式的隱喻、轉喻詞組還有“走基層”、“走群眾路線”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特有的制度、文化等規約在語言層面的投射。

日語也有獨特的場所慣用語,如「窓際族」。這個詞的誕生源自日本『北海道新聞』1977年6月11日的一篇題為『窓際おじさん』的報道。這篇報道中將那些無升遷機會并即將退休而被公司安排在窗邊就坐、只能無聊地讀報或望著窗外打發時光的員工,稱為「窓際おじさん」。在次年『日本経済新聞』1月9日的一篇題為『ニッポン·生きる條件』的報道中首次使用了「窓際族」一詞。在日本,絕大多數企業實行終生雇傭制,非重大過錯,企業是不能隨意開除員工的,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或支付高額的遣散費。因此企業對那些高齡而無升遷機會的員工或業務能力低下的員工,就將其座位安排在窗邊或倉庫等地,有些企業甚至采取一些非常規手段,迫使這些員工主動請辭。進入上世紀80年代,還用來指學生群體中那些課間不與他人打交道,比較自閉的一些學生。除了「窓際族」,還有一些類似的詞語如「壁際族」「ドア際族」「裏窓族」「ベランダ族」等都反映的是一部分日本人特殊的生存狀況或日常習慣喜好等,是日語特有的詞匯,因此漢譯時無法直譯,而采取說明、解釋。

總之,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情況,不僅反映了中日的共識文化的“共性”和各自民族文化的“個性”在語言層面的投射,而且反映了認知方法論上,有時是相似的認知模式,有時是不同的認知模式。

結 語

本文從認知角度對比研究了漢日場所慣用語,研究結論可概括為以下三點。首先,漢日場所慣用語都既包含轉喻也包含隱喻,處于轉喻、隱喻連續體中。場所慣用語中的場所詞等轉喻其他場所或鄰近(包含)的人或事物,場所慣用語的隱喻義主要表示抽象的地位、身份、立場、境遇、方式、態度等;其次,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關系有三種,第一種是雙方的場所慣用語相互對應,反映了中日的共性,第二種是一方用其他習語類型對應另一方的場所慣用語,反映了中日共性和個性交織的部分,第三種是一方用解釋、說明文字對應另一方的場所慣用語,反映了中日的個性;最后,指出漢日場所慣用語的對應現象,是人類的“共識文化”和以民族歷史、傳統文化、民族習俗、價值標準等為背景誕生的“民族文化”通過認知激活在雙語對應關系中的系統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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