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武漢晚報》報道,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外語學部劉麗老師給新入學的大學生布置了一項作業,讓學生自己給自己寫遺囑,結果引發很大爭議。有人覺得新穎,也有人表示不太理解,覺得死亡話題太沉重,大學生才二十歲左右,應該是朝氣蓬勃的時候,不應該思考這個喪氣的話題……不管怎么樣,看到《武漢晚報》上的這則新聞,我還是很為劉麗老師叫好,覺得大學有這樣負責任的老師,還是讓人感到欣慰,因為她是在用心做教育,不僅關注學生的生活,更關注的是生命本身。

劉麗老師這樣做的初衷是因為發現大一學生較為迷茫,對自己的大學生活及未來人生缺乏規劃,便給學生布置了這樣一份特殊的作業,讓學生借此深刻反思自己,規劃未來。

其實,劉老師發現的問題恰恰是中國(大陸)教育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對生命缺少終極關懷,只把生命當作工具,這也是基礎教育的后遺癥,即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滯后。其實死亡教育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生命教育,生死一體,生中自然就有死,肉體死亡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漸完成的,每個人都一樣;而精神上的死亡才是真正可怕的,它往往標志著世間又多了一具行尸走肉。當然,我這里說的精神死亡是一種精神上的絕望。而中國基礎教育的問題恰恰是沒有在精神上喚醒學生,而是努力讓學生處于精神昏睡的狀態,對學生的心靈胡亂涂抹。一些人后來通過自己學習思考,刮骨療毒,醒過來了,但已經過了大半人生,有些甚至終生都是不知不覺。因為在應試教育的大背景下,分數是學校的宗教,升學率是學校的核心利益,由工具理性統治的校園,往往會淡忘教育的真正價值,就是讓人成為人。因為沒有“人”的教育,就不可能有“人”的社會。現代化根本上是人的現代化,沒有好人格,就不可能有好社會。

從基礎教育的目標來看,雖然我們許多學校把黨的教育方針掛在墻上,其實只不過是為應付上級檢查,實際并不當回事,骨子里還是應試教育那一套。有些學校倡導素質教育,只不過是因為生源太差無法和其他名校競爭,打出的漂亮旗號而已,甚至不排除也有迷惑其他學校為自己爭取發言權的目的。我們許多小學的教育目標就是考個好中學,中學的目標就是考個好大學,許多學校在教育中把大學目標作為學生的理想和終極目標,平時基本用訓練代替了教育,所謂“學習”幾乎就是學習解題技術,教育成了用考試和分數壓迫成長、壓榨生命的手段,許多家庭也是自愿充當學校的幫兇,只關注學生的成績,不關注孩子的精神,導致學生身體發育超前,精神發育滯后,許多孩子長大了,但長大的只是肉體,心靈非常脆弱,這些年,自殺學生的不斷增多就是學校生命教育缺失的直接反映。許多中學在日常教育中,對考入大學這個短期目標不斷強化,而淡忘了人生目標、生命目標,沒有對學生的長遠關懷,何談終極關懷?等學生考上大學之后,無數學生發現這個“理想”已經實現了,生命還有什么期許呢?于是出現價值真空,一下子迷失了目標,生命不知道往哪里去。于是就出現了劉麗老師發現的情況,就是學生整體的迷茫,在大學里虛度生命。

當然,中國教育植根于中國的文化,我們的文化價值觀是“唯實”的、感性的,也是形而下的,不管儒家還是道家都缺少對彼岸世界的追問。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就是屏蔽了學生對彼岸世界的關注和追問,老子的“道法自然”“見素抱樸”雖有對生命尊嚴和精神自由的關注,但依然缺少彼岸情懷,它們都無法成為中國人的真正信仰,由于缺少信仰的滋潤,加上科學意識的落后,求知精神的缺乏,導致中國文化長期處于營養不良的狀態,人們大都關注肉體享樂,而不關注精神成長,活在現世,活在當下,關注的是“怎么活”,很少追問“為什么活”,缺少西方人“向死而生”的勇氣,其實沒有對死亡的追問,也就不會有生命意識的清明,就像蘇格拉底講的,“沒有省察的生活不值得過”,孔子的話其實應該倒過來說:“未知死,焉知生。”這樣的思考才能給人一種警示,讓人活得明白,讓每一個生命個體不斷尋求自己的意義。因為生死是不分的,按每個人平均活80歲計算,一生也不到3萬天,活一天就少一天,所以應該讓生命有意義,就得讓每一天有意義,同時意味著把自己所處的世界看成是有意義的。

記得凈空法師講佛法說,生命是不死的,這一點和基督教講的生命最終要回到“天家”是一個道理。每個人都是天地造合之物,地球,只是人類的腳蹬,是生命的驛站,生命最終需要上升到一個高度,無限的上升,最后就是回歸于天,回歸于道,由此而言,宇宙才是人類真正的家園,而按照霍金的見解,宇宙有12個維度,而人類只能活在有限的4維空間里,作為有限的時空存在物,人類怎么知道宇宙真理呢?宇宙存在了多少年?人類才存在了多少年?說“夏蟲不可語于冰”完全適合人類。尤其是中國人,作為一種二維民族,基本沉浸在一個平面世界,缺少對立體世界的關注與思考,而我們的教育方針也是培養“勞動者和接班人”,強化了對單向度人和平面人的培養。新課程理念也從根本上缺少終極關懷,加上與應試教育的價值分裂,新課程的理想設計不僅沒有改變應試教育的現實狂熱,反而使應試教育更加野蠻和飛揚跋扈,不僅加大了學生的負擔,也加大了教師的負擔,學校里面見到的“好學生”多為刷題狂,成績高,眼睛度數高,眼盲心也盲,到了大學,喪失追求,除了應付功課,一些學生就是逐漸成人化、粗鄙化,一些自殺者就是當年中學的成績優秀者,因為愈是爭強好勝,愈是受傷害嚴重,而怎么過完這一生,規劃這一生,理性、健康、自由、快樂地生活,則不在考慮之列。既沒有文化的覺醒,也缺少生命意識的清明,淡忘了每個人都是生命大鏈條的鏈中一環,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他人的道德。

當然,無靈魂的人是無靈魂的教育的“產品”,而失魂落魄的教育也和中國文化難以分開。就是中國文化只關注“生”,不關注“死”,學而優則仕的功利教育使“升官發財”成為這種教育的價值追求,把人變成了手段,變成了工具,而沒有變成目的。這種工具化的人是不會關注終極問題的,只有功利沖動。死亡似乎是他人的事情,和自己無關。

我們都希望有個好社會,但好社會一定是大家都盡心的責任社會。人人都自私自利的社會一定是沒有前途的,教育不能只讓人對自己負責,還要讓人對社會負責,對共同體負責。胡適早就說過中國人的兩大病癥:一是目的熱,二是方法盲。好社會的實現應該用好方法,而好的方法一定是優秀的人設計出來的,因為人是文化產品。

我們的文化和教育過多關注了肉體目標,很少關注精神目標,其實,人的一生,首先是“安身”,最終是“安心”。“安身”是第一階段的目標,因為人拖著一個肉體要吃要穿要生活,但作為人不能將生命目標僅僅局限這個方面,否則,和其他低等生物沒有什么區別。人之所以為人,一定有超出生物需要的意義追求,那就是尋求生命價值的實現,有形而上的目標,有對超越價值的仰望,思考人生的終極問題諸如“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等,努力和至高者建立起某種神秘關系,進而尋求心靈的安頓和精神的自由。因為面包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活著還要找自由,找家園。

大學生的迷茫主要是因為找不到意義,找不到方向,要讓他們回到生命本身,就需要一次生命意識的提醒,需要靈魂的震撼,所以,劉老師布置的寫悼詞作業應該是一次積極的嘗試。

從現實層面講,悼詞也是讓學生想象幾十年以后生命的最后一站,自己對自己有什么預期,別人會怎么看待自己,用未來思考現在,體現了教育者的超越追求和人文追求,讓學生思考人生意義。就此而言,我為劉麗老師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