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文學批評中，錢鍾書試圖以一種歷史主義的立場對文學的諸多命題進行批評反思。尤其是他對一切我們習以為常的思想的批判，使很多被忽視的政治文化因素凸顯出來，這也使得他的文學批評彰顯出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

【關鍵詞】錢鍾書 文學批評 自由主義

本文是寶雞文理學院2012年度博士啟動項目“四十年代自由主義文學研究”ZK12040的部分研究成果。

錢鍾書的文學批評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初清華求學時期。這一時期，他寫了很多書評。他所批評的對象既有國外新出的學術書籍、人物傳記，又有國內文壇名家的著作。而且這些書評大都發表在國內知名的報刊上。比如對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批評文章發表在《新月》第4卷第4期，兩篇關于大衛·休謨的書評先后發表在《大公報》上面。從一定程度上而言，其中一部分書評實質上也是文學批評，而且能夠充分地顯現出錢鍾書本人的自由主義的文學思想。

1938年從歐洲返回國內的錢鍾書，可謂是處在一個“國族至上”的大時代里，但他很少通過文字觸碰“抗戰建國”的政治主題。這一方面可能跟他1941年12月到抗戰勝利一直生活在日偽統治下的上海的特殊政治環境中有關。同樣在淪陷區低氣壓的政治環境中，錢鍾書倒沒有張愛玲“出名要趁早”的焦慮感。在一個“海水群飛，淞濱魚爛”的時代中，他也只是希望能夠如“危幕之燕巢，枯槐之蟻聚”般“偷生”而已。在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里，個體畢竟是卑微而怯懦的，“雖欲出門西向笑而不敢也”，所以只能“銷仇舒憤，述往思來”，“托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麓藏閣置，以待貞元”[1]。顯然，對于錢鍾書而言，寫作——無論是文學想象還是學術研究——成為了知識分子在特殊的政治氣候下的一種自我寄托。在事后，作家本人將這種自我寄托表述為：在一個不能直抒愛國情懷的時空中仍舊寄寓了一個/代知識分子家國之痛的“憂憤之書”[2]，是并未失卻創作熱情的“憂亂傷生”之作[3]，也是日偽嚴酷統治下的“潛幽韜晦”之作[4]。其實，這種不談政治的政治正是錢鍾書一貫的風格。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正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文學思想。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錢鍾書就在他的文學批評中展現出了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當時作為文壇無名小卒的他就不畏懼名家大家，敢于從自己的視角對文壇大佬們進行批判。而且這種批判更多地超越了一般的門戶之見和偏狹的文學觀念之爭，主要從文學本身展開。錢鍾書將自己的文學批評命名為“隨筆”，并認為這是一種自由的言說，字字句句皆出于批評者內心的真實想法，并非虛辭套話，即“下筆不拘”，“皆紀實也”[5]。

在批判文學欣賞中的“色盲”——錢氏將其命名為“文盲”——時，錢鍾書特別強調了作為批評者的主體角色。對他而言，作為高級動物的人類與低級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人類有一個“超自我”的存在。這個“超自我”主要表現為人/個體能夠將“是非真偽與一己的利害分開，把善惡好丑跟一己的愛惡分開”，“他并不跟日常生活黏合，而能跳出自己的凡軀俗骨來批判自己”[6]。小而言之，個體要超越一己的情感局限；大而言之，個體要超越諸如階級、民族、國家等。這一方面是強調作為批評者的個體要具有一種理性批判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要求批評者能夠以一個獨立自由的主體形象出現，而不被外在的力量所綁架，變成所謂的傳聲筒或擴音器。在錢鍾書看來，那些文學上的價值盲，一方面對文學作品缺乏欣賞能力，認識不到文學作品的美感，另一方面是僅憑自己的好惡來欣賞作品，自己喜歡的就認為是美的，否則就是丑的。這樣一種文學上的“文盲”正是個體缺乏獨立性的表現。

錢鍾書還譏諷當時一些作家因為強烈的功利心而隨波逐流的劣性。一些作家將時間和精力用在寫政論上，甚至以民眾的導師自居，就是不愿老老實實地呆在文學的園地里，盡一個作家應盡的職責。對這些人而言，只要有改變職業的機會，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文學，另謀他路。錢鍾書特意將中西作家進行對比：“在白朗寧的理想世界里，面包師會做詩，殺豬屠戶能繪畫；在我們的理想世界里，文藝無人過問，詩人改而烤面包，畫家變而殺豬——假使有比屠戶和面包師更名利雙收的有用職業；當然愈加配合脾胃。”[7]在這一點上，錢鍾書似乎與20世紀20年代周作人的思想有些相似之處，他也暗示作家應當堅守“自己的園地”/“文學的園地”，作家應該以純文學創作為安身立命之本。按照他的思路，文學的歸文學，非文學的歸非文學，文學創作應該是一種非功利性的藝術工作。這顯然就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文學立場。

在另一篇文章中，錢鍾書還批評文學上的說教。在他看來，那些文學上貌似義正辭嚴的說教，實質上是“文學創造力衰退的掩飾”。一部分人因為缺乏才情，無法創作出有審美趣味的作品，只好板起面孔大發一番教訓人的長論。錢鍾書進一步指出，有一類人之所以教訓別人，并非因為在道德方面他比別人更高尚。這類人的說教之詞就顯得十足的虛偽。而且這種道德說教式的文章也嚴重地扼殺了文學創作的靈感和才氣，最終的結果是：“道德教訓的產生也許正是文學創作的死亡。”[8]

盡管與周作人的某些思想有些相近似，但錢鍾書對周作人的文學觀仍然提出了批評。周作人在《新文學的源流》中以“載道”和“言志”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而在錢鍾書看來，這種劃分是不科學的。他暗示周作人有混淆概念之嫌，因為今天我們所說的“文學”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概念；而“文以載道”中的“文”指的是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古文”，它可以包括現代意義上的散文，卻并不能夠涵蓋一切現代意義上的文學。錢鍾書認為，提倡言志的“性靈文學”，實質上也是一種反自由主義的文學。因為“在一個提倡‘抒寫性靈’的文學運動里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的模型（Pattern）”。這種“性靈文學”的提倡也有唯吾獨尊的排他性[9]。錢鍾書不是簡單地否定“獨抒性靈”的言志文學，而是反對將言志文學定為一尊的做法。他已經極為敏銳地意識到了在“載道”與“言志”的劃分當中，所可能隱含的權力機制與文學等級關系。同時，錢鍾書對周作人持批評態度的地方還在于，“載道”與“言志”的二分法，仍然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政治邏輯。在貌似后見之明的歷史立場背后隱藏著站在勝利者的立場宣判失敗者命運的歷史優越感上。這也正是錢鍾書的精到之處。因此在一些論者看來，錢鍾書對自由主義文學的旗幟周作人的批評正是一種以“文學自主論”為核心思想的自由主義立場[10]。

對林語堂等人提倡的幽默文學，錢鍾書也展開了批評。首先他試圖厘清幽默的真正含義，將幽默和笑區分開來。在他眼中，幽默或許可以使人發笑，但反過來笑并不等于幽默。有些人并不是因為幽默而笑，而是借笑來掩飾自己沒有幽默感。如此一來，不僅笑本身的真義消失了，連幽默也逐漸變得空洞乏味。尤其是在一片跟風潮中，淺薄的模仿使幽默與笑都變得職業化與機械化，反而失卻了幽默文學應具有的個性與獨特性。“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對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對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11]也就是說，幽默文學不僅能使讀者發笑，而且還能使自己發笑。這才是真正的幽默和幽默文學。他強調的還是文學創作的獨特性問題。他希望創作幽默文學的作家能夠真正地體會到人生中幽默的真諦，而這種個人最真切的體會可能更具有永恒性，在另外的時空中，其他個體才會感同身受。同時，作家也應當跳出自我的局限，能夠對幽默本身進行理性的審視，從而將自己對于幽默的體驗對象化，在體會自己對于幽默的體會之中，形成一種雙重審視的幽默情趣。

而在批評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時，錢鍾書再次指出諸如“文學革命”與“文學復古”的二分法的問題所在。他不認為二者就是水火不容、截然分明的，相反它們常常會“狼狽為奸”。有時候“文學革命”的實質正是“文學復古”，只不過它要復的“古”可能不是本國的“古”而已。這一點在“五四”文學革命中可謂是昭然若揭。甚至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文學史其實質正是對一部分中國古典文學的“復古”。錢鍾書強調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古文家所追求的美是一種“永久不變的美”[12]。

針對俞平伯將明末清初的散文區分為“說自己話”的小品文與“說人家話”的正統文，錢鍾書也表示不以為然。在他看來，一些貌似“說自己話”的小品文可能說的并非是自己的真情實感。小品文與正統文的真正區別不在于內容或者題材，而在于形式或者格調。前者區別于后者的正是它在形式或者格調上的自由性，不駢不文，亦駢亦文，從而與“蟒袍玉帶踱著方步”的正統文迥然有別[13]。

在政治與文學的關系上，錢鍾書很早就強調二者的彼此平等與相互獨立[14]。在1942年已經開始寫的《談藝錄》中，盡管談的主要是中國古體詩詞，但是在一些論者看來，錢鍾書在這部文論中試圖“使文學從歷史的或意識形態的功利觀念中，取得獨立地位”，以便確認“文學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好的文學是什么？傳統的趣味規范是怎樣促使這個問題明了（或混淆）的？”顯然，錢鍾書不是一般地捍衛文學的獨立和自由，也不是一般地堅守文學的自主性，他試圖以一種歷史主義的深度來解剖關于文學的諸多問題，并對這些問題進行批評反思。尤其是他對一切我們習以為常的思想的批判，使很多被忽視的政治文化因素凸顯出來，這也使得他的文學批評彰顯出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

參考文獻：

[1][2]田蕙蘭等.錢鍾書.楊絳研究資料[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88.

[3]錢鍾書.圍城·序[M].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1.

[4]發刊旨趣[J].新語,1945,1.

[5][7]錢鍾書.冷屋隨筆之一[J].今日評論,1939,1(3).

[8]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M].北京:三聯書店,2002:39.

[9]中書君.新文學的源流[J].新月,1932,4(4).

[10][15]胡志德.張晨譯.錢鍾書[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22,61.

[11]錢鍾書.冷屋隨筆之四[J].今日評論,1939,1(22).

[12]錢鍾書.論復古[N].大公報·文藝副刊,1934-10-17(12).

[13]中書君.近代散文鈔[J].新月,1933,4(7).

[14]中書君.旁觀者[N].大公報·學界思潮,1933-3-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