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王朝文教授的《市場邏輯“重傷”中國教育》一文，先不論把升學率與就業率這樣不同性質的指標混為一談的邏輯混亂，光是把目前教育中存在的“教育管理體制公司化、管理模式標準化、管理主體官僚化、教育資源租金化、教育思想功利化等”問題通通歸咎于“市場邏輯的產物”，就覺得真是有意思的奇談怪論。市場邏輯的本質是供需平衡，如果教育是一種服務，那么它就要尋找自己的服務對象，構建滿足服務對象需求的教育服務模式。

我們今天教育的真正問題是無論針對長遠的需要還是針對中短期的需要，都沒有真正建立供需對應的模式：其一如果站在學術研究需要的角度而論，我們需要建立的是基礎扎實、培養學生對于專業領域有自己特別興趣的教育模式，而我們使用的專業調配、基礎學科與通識學科、大肆擴招研究生、以成績取代研究興趣錄取碩士與博士研究生的做法，導致我們今天碩士博士學位漫天飛的情況下，有真正學術興趣與能力的學生鳳毛麟角，這說明我們的人才培養與供應機制不能滿足真正的學術研究的需要；其二，站在職業人才需要的角度，今天大量的大學不以進行職業技能教育為自己的人才培養目標，本來還有點職業人才培育能力的專科學校也因為待遇的原因而一味地去追求成為職業技能成份極其薄弱的專升本，最后的結果是大量的大學生，甚至二本三本的大學生都淪為沒有對接社會需要的“笨科生”，盡管現在開始強調應用性教學，但是因為強調高校正規師資要出自高校畢業的高學位生（連自己都沒有職業技能如何能去教出職業技能？），因此所聲稱的時髦專業（比如電子商務、服務設計、金融投資）的師資徒有其課名而根本無法勝任專業教學，無論教學大綱的要求還是紙上談兵的講課都遠離了實際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其三，當大學在行政化的管制下長期封閉化，越來越多的老師以考試培養學生所謂的人文素養來掩蓋自己的不懂社會，以小圈子里的學術八股來掩蓋自己對于社會新生事物的不學無術，而當新一代不通社會的年輕學生成為下一代學生的輔導員與老師的時候，校園的社會隔離現象就更加嚴重。這樣的結果，我們就看到一個民工供不應求而大學生供過于求的反常現象，因為大學不僅沒有遵循供需對應的最基本的市場邏輯，而是形成了一整套以行政化教育管理者與非社會化師資構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共同主導的非市場邏輯，甚至反市場邏輯。

著名如哈佛、斯坦佛大學的世界性研究型大學，他們的商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設計學院、牙醫學院都以他們的職業技能教育作為自己的標榜；著名如瑞士的洛桑、格里昂、雷諾士這樣的頂級酒店管理學院更是花那么多的時間讓學生把四年學習時間的差不多一半多用在實地學習烹調、理貨、前臺、站店與場面管理；而像米蘭工業大學、荷蘭格羅寧根漢斯大學、紐約斯蒂文斯理工這樣的應用型大學更是做到了“師資社會化、教師車間化、作業項目化”。我在哈佛讀肯尼迪學院的時候，提出“軟實力”的約瑟夫奈教授在回答我關于哈佛高學費的問題的時候理直氣壯地說因為你可以因此而在走向社會的時候獲得高收益，就像著名的全球教育集團勞瑞德負責酒店管理學院的總裁回答我關于格里昂學生的高學費的時候回答的那樣，平均6萬歐元年薪的起始點才是他們大學真正的吸引力與競爭力。我們那么多大學與教授鄙薄職業技能教育，尤其那么多在教授管理、談判、商務、互聯網、設計等應用技能的教授都稱自己之所以只能照本宣科是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我實在不知道他們自己有何等人文素質去冒用人文，這哪里配得上用“市場邏輯”這四個字？又有誰能去直面學生的擇業迷茫與學生家長投入產出不平衡下的心理失衡？如果真的是強勢的市場邏輯主導，那么我們的校長與老師作為供應者就應該去面對與回應服務對象的責難，而不是以體制為名一推了之，市場邏輯是無可推諉的！

今天中國超過700萬的大學生迎接畢業生，接近3000萬的在校大學生中，真正把自己人生規劃為做學術研究的是極少數，大部分人需要“學校、老師、學生合謀為學生定制一張光鮮亮麗的通往社會的門票”，但這樣的門票不只要光鮮亮麗而且要有真才實能，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靠現在的學校、老師與學生自己而不結合社會資源尤其是企業資源根本辦不到。現在這樣的封閉式的行政管制式教育模式已經讓我們大家都看到了大學的無能了，用“基礎性、公共性、公益性”來為無能做掩蓋的時代應該結束了，而王教授極力反對的把“教學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放在投入產出的坐標系中進行評判（不講投入產出你讓那么多工薪階層的父母為子女做的教育投入何以平衡？），教育服務的提供者基于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專業設置、課程設置盡可能拉近與經濟活動的距離（拉得還不夠近，但現在普遍的用好聽的專業名包裝差勁課程的做法簡直就是欺騙）；受教育者也基于預期收益最大化去選擇，不僅不應該去除，恰恰應該得到更大的強調，而在這樣的強調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進一步弱化行政邏輯而要加強市場邏輯。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希望公立大學要率先弱化行政邏輯而強化市場邏輯，加強自己廣泛回應市場需要的能力；私立捐贈的公益型大學更要獲得更大的特色辦學確立自己的細分人才市場優勢的空間；而私立營利大學則在敏感人才需求變化、最大化自己的市場競爭力的同時遵章納稅。結論只有一個，中國人才市場之大，讓真正的學術人才、職業技能人才、領導人才供不應求，在這里市場邏輯才是硬道理，它不可能“重傷”教育，但可能為吸金而不產金的教育模式所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