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城鎮化全面推進的今天,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穿梭在各大城市之間。他們拖家帶口,為糊口整日奔波的同時,還得為子女受教育的門檻而憂愁。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社會難題,并成為當前城市義務教育階段亟待解決的難題。2014年中央1號文件已經透露出黨和政府著力解決這一難題的行動和決心。那么這個難題該如何解決? 筆者對農民工流動量很大的武漢市進行了社會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工子女在入學及受教育上存在著二元戶籍制度、議價入學門檻、跟上城市節奏的三大問題。在調查為子女擇校這一問題時,絕大多數農民工表示一般要多出三到五萬元的議價費不等,好的學校甚至要多交十幾萬(其中包括贊助費、借讀費),難以承受這樣的壓力。因此,很多農民工無奈選擇子女棄學,讓孩子過早地去做一些沒有技術含量的營生,荒廢了學業。既使出得起議價費、贊助費,很多農民工子女還是遭到歧視,或面臨“擇優錄取”的尷尬。

當然這也不能全責怪都市里的學校,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大約有3億多農民工在城里打工。也就是說有不低于六千萬的農民工子女需要在城市接受教育。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了城市公辦學校能承受的極限。民辦學校雖說是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的一個綠色通道,但就讀費用太高,相當多的家庭負擔不起;就讀公辦學校則因為戶籍的原因,農民工子女不能和同齡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權利;就讀專門為農民工子女辦的學校,卻因為相關部門對于學校管理等方面的質疑,以及學校自身由于經費不足而出現的難以維持的問題。

目前雖然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政策都充分考慮了農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一些城市的主管部門也頻頻承諾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但結果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義務教育對農民工子女在城里就讀而言,仍然有三道障礙。

首先,城市回避了農民工子女入學的現實。城市財政在統計經濟發展總量水平時,基本上是以本地戶籍人口作為基數。假如增加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支出,既要增加財政投入,還會降低已經被浮夸和高估的教育現實,影響到政府的政績。所以,政府部門只得回避了這重要的一塊。

其次,城市難以面對農民工家庭的整體進入。農民工家庭的整體進入給城市帶來的壓力面多而廣。多年來,農民工進城,政府只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崗位,而沒有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政府要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還要涉及到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就業問題,乃至整座城市的公共設施所面臨的難以負重的壓力問題。

最后,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成了城鄉分割義務教育的真空地帶。一方面近六千萬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費用在原籍的地方財政已經劃撥到位;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子女沒有在當地就讀而空置。由于國家為他們預算的教育費用沒有跟隨農民工子女的流向而劃轉,而農民工子女所在的城市財政,在義務教育支出中也沒有包含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經費預算,這樣便造成了我國義務教育財政預算中的真空地帶。

目前我國相當多的城市對外宣稱已經步入教育現代化,對教育硬件設施的投入更是錦上添花,但另一方面卻有大量農民工子女失學,不平等的差距越拉越大。

對于農民工子女來說,從農村到城市,一面要改變學習習慣,一面還要承受城里同學的“軟歧視”,精神壓力重于城里學生。調查中還發現:一些農民工孩子覺得自己要多出幾萬乃至十幾萬的借讀費、議價費,心里像有座大山一樣沉重,急著回報父母,一旦學習跟不上就會產生很強的自責感和負罪感。通過努力還是跟不上去后,讓他們變得煩躁不安、漸漸自卑、自暴自棄、遠離集體,封閉自我,敏感脆弱,攻擊性行為增多等。另一方面他們想融入到集體之中,卻又擔心城市同學的高傲冷漠。相仿的處境使他們同病相憐,常常在農民工孩子內部形成“一幫一伙”。這些幫派具有極強的小團體性,容易和班集體形成差異性、對抗性。再則是來自農民工家庭自身的負面效應:頻繁流動造成的心理紊亂,很難保持心態平衡和穩定;學習上差距越來越大;有個別老師帶很強的歧視色彩;沒人輔導作業等情況。

因此,農民工學生已經成為城市社會中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下一代是祖國的未來,不僅僅是城里的孩子,也包括農民工子女。他們不是二等公民,也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明天的棟梁。城市和社會應該扔掉歧視,用熱情的懷抱去溫暖他們,走進他們的心里幫他們排憂解難。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學校需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切實加強管理:

1.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都需要把重視關愛農民工子女提到議事日程上。班主任老師更應放下架子,像父親和母親那樣對不同的農民工子女進行具體分析,針對他們的家庭背景、學習基礎、思想動態、性格情況等進行跟蹤觀察,一對一地促膝談心,及時救助。讓他們覺得自已和城里的學生都同在一條起跑線上。多表揚、多鼓勵他們,提高他們在班集體中的位置,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2. 對農民工子女,無論他們學習成績好壞,都要一視同仁,有教無類,想方設法為他們補課,讓他們跟上集體。像育苗那樣棵棵辛勤澆灌,株株培養成材。可在班上開展一些增強學生間親和力的班級活動,消除農民工子女的自卑感,教師們要盡可能地為他們安排一些相應的活動,讓農民工子女在這些活動中表現自己,讓他們盡快地和班級融為一體,適應城市校園的學習與生活。同時還要加強與他們父母的聯系,隨時掌握他們在校園以外的思想及心理動態,促進他們安心在城市學校學習和成長,最終使他們完全融入到城市學校的生活中。

隨著國家農民問題城鎮化機制的推進,筆者以為該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時機了。首先,建議建立中國公民義務教育卡。凡出生在我國的人口(包括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從三歲啟蒙教育起就應配發義務教育卡。卡里充值義務教育的所有費用。無論其父母在什么城市打工,僅憑這張義務教育卡便可在當地入學享受當地戶籍學生的同等的受教育權利。同時當地學校也能因學生的入學收到一筆足夠的教育費用(包括硬件設施費用和教師工資費用)。讓義務教育卡成為不受地域限制的全國通用卡。讓學生選擇城市教育水平而就讀。如果該城市入學的學生多,這個城市入賬的教育費用就高。

國家義務教育法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監督和實施,筆者以為首先中央政府要解決城鄉基本的義務教育經費支出,制定中央對于各級地方政府義務教育經費的支出,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基本教育問題。在這個在過程中,政府可否加大對私立農民工子女學校的補貼,提供建校場地,并硬性規定農民工子女學校的收費標準,減輕農民工的負擔。被流入的城市政府可否針對農民工子女上學進行補助政策。補助方式能否這樣:一是對學生進行政府財政資助、補貼;二是對接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學校進行資助,以流入地學校為主。

在中國落實義務教育首先得實現城鄉公平、區域公平。要實現這兩個公平當然還有一段路要走。坑坑洼洼刮風下雨在所難免,但只要我們眼前浮現出那一張張紅撲撲可愛的小臉蛋和一雙雙企盼的眼睛,我們的心就應該震撼,就應該愧疚,就應該在受教育同等權利上為他們掃清障礙,一路綠燈。改革開放三十六年了,中國的城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數億農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我們應該為歧視他們的孩子而感到恥辱。今天的農民工孩子不再是農民工的繼續而是明天城市的主人。城鎮化的進程應讓中國的上千座城市一手牽起農民工家庭,一手牽起農民工子女的教育。讓農民工實實在在地感到自己再不是二等公民,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流動勞動力子女的受教育權利上與城鎮居民享受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