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各地中小學教師隊伍陸續爆發大規模停課、罷課事件，以表達對待遇過低、生存狀況窘迫的不滿。最近的湖北省羅田縣幾百名教師罷課再一次證明了基層教師的生存境遇和尷尬狀況。一邊領著不到兩千元的工資養家糊口，一邊嘔心瀝血教書育人，恰似“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按照《教師法》和《義務教育法》相關規定，教師工資應不低于當地公務員的平均水平。隨著近年來公務員綜合待遇的不斷提高，原地踏步的教師待遇，其實已遠遠低于地方公務員平均水平。基層教育是我們義務教育的薄弱層面，國家已在政策和法律為教師待遇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現實卻是基層教育的教師養不起自己、養不起家，在社會中還未得到起碼的尊重。曾經一位迫于無奈參與罷課的老師說過：“作為教師，我們不可能使用暴力，也清楚不能觸犯國家法律，于是我們大家決定采用不講課、不布置作業、讓學生自習等方式來表示抗議，爭取引起政府和新聞媒體的注意。”可以看出，罷課教師的辛酸與無奈，即便是生存遭受巨大壓力，他們也愿用最平靜的方式去申訴現實的不公。觀點

誰觸動了教師的飯碗和尊嚴

讀這條新聞，我們自然會聯想到2013年5月洪湖萬名教師罷課的舊聞，盡管我們不希望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但是很遺憾，這不，又出現了黃岡市羅田縣全縣教師罷課要求當地政府解決教師待遇問題的事件。雖然我們也知道，教師罷課不是唯一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罷課已經變成事實。我們現在要深刻反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把一向斯文的教師群體逼上了必須罷課的地步？當斯文掃地的時候，到底是誰首先拿起了掃把不給教師顏面不給尊嚴？

洪湖教師罷課的原因很清楚，那就是當地政府不作為和亂作為，從根本上說，就是沒有在改革過程中把教師的切身利益放在應有的位置，嚴重侵犯了教師的尊嚴。一方面，洪湖市2012年新增教育支出1.8億，可教師沒有得到多少利益；另一方面，洪湖地方核定的績效工資標準不一，同一地區教師績效工資差別巨大。當教師的切身利益被嚴重觸動之后，罷課抗議就是可選擇的路徑之一。

再追溯一下，2010年1月，《半月談》就報道了績效工資改革引發少數教師罷課的事兒。報道說，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績效工資改革這一關系切身利益之舉，在廣大教師中引發了不同聲音，有叫好的，也有反對的。在河南、湖南、江蘇的一些地方，因對績效工資實施方案不滿，甚至發生了教師罷課現象。

教師績效工資改革的初衷是打破大鍋飯，獎勤罰懶，拉開檔次，鼓勵教師積極做貢獻，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正是由于一些地方的行政管理部門沒有做到很好的政策宣傳、解讀和公開透明，沒有全面征求教師的意見，分配不是向一線教師傾斜而是向部分領導傾斜，教師才無法忍耐而選擇了根本不愿意選擇的罷課，用這種迫不得已的方式抗議。

2009年11月，筆者所在的蘭州地區，城關區教育局管轄的部分學校，也發生了一場風波。當地把教師績效工資中的30%暫停發放，用于績效考核后的“二次分配”，引來了很多教師的抵制，他們認為這是在“拿自己的錢獎勵自己”。為了穩定教師情緒，城關區又將暫扣的部分工資發給了教師。2010年2月23日，《人民日報》也報道了此事。

如今，黃岡羅田教師罷課，原因還是其切身利益和尊嚴被嚴重觸動——有教師稱，自2010年起，羅田縣事業編在崗職工人均每人每月有500元的補貼，醫院等事業單位均已補發，但教師的補貼被挪用。教師有近兩萬元被剝奪，“這就是罷課的原因”。而罷課抗議的結果是：所有聚集教師全部返校，所有學校秩序正常。縣委縣政府召開專題會議，決定盡快落實相關政策，解決好教師待遇。這也從側面證實了羅田教師罷課的原因確實是他們的切身利益被嚴重觸動。為什么我們一些地方的教育管理者會在同一個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跌倒后才知道如何爬起來呢？難道我們在2014年，還會犯同樣的錯誤嗎？但愿不會，否則就會成為笑話。

看來，不管是哪里的教師，為了切身利益和尊嚴無奈地作出罷課選擇，根本原因還在于一些地方在執行涉及教師切身利益的政策時考慮不周或不負責任。如果我們全面理解了有關政策，詳細宣傳討論了有關政策，讓利益當事人充分參與其中，讓具體落實政策的實施辦法經過當事人代表表決通過，切實維護了教師的利益和尊嚴，那么，前面提到的幾次規模不同的教師罷課維權的新聞事件就不會發生。

看來，我們一些地方的教育管理者應該深刻反思自己的管理方式中的嚴重不足，對待教師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在改革利益考慮上要真正做到一線教師為先，因為只有這樣，教師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教師的積極性才能被調動起來，教師才會感到自己的待遇是公平和公正的。

如果廣大教師都感到待遇公平公正，他們還會選擇鬧領導、上訪和罷課這些有辱斯文的方式嗎？所以，切實維護教師利益就等于在維護教育生態的和諧和穩定，就等于把教師利益真正放在了應有的位置，這樣教師才有自尊可言。否則，教師如果連自身的利益都不能維護，尊嚴又從何而來？

最后，聯系教育改革，我們還有必要說，教育改革要實現“管、辦、評”分離，地方教育改革的設計者和領導者必須要充分發揮社會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事先要分析和預測改革有可能帶來的矛盾，然后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要從細節上全面分析如何具體地推進綜合改革才行。（馬得清）

若沒有管理失職，何來的教師罷課？

罷課顯然不是一件小事兒，況且是“有五六百教師”參與的集體罷課。僅此一點，我們就不難想像，當地教育系統的教師工資問題，已經嚴重到了何種程度。

要求提高工資待遇的教師訴求，無非有兩種情況，一是教師工資待遇確實很低，教師們的訴求合理；二是如當地相關政府部門人員所說：“教師的工資均已按標準兌現”，但教師依然認為很低，而且事實上也比其他行業低。無論事實是哪一個，其解決辦法顯然都有很多種，比如面對第一種情況，相關部門早就該“召開專題會議，決定盡快落實相關政策，解決好教師待遇”，使教師的工資待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而面對第二種情況，則有必要就到底低與不低，增加與不增加教師工資，何時增加等情況，給教師一個明確的說法，做好其安撫工作，取得理解和支持。

但事實上，相關部門顯然在事前忽略了這些工作，甚至有可能在相關教師一次次地通過正常途徑提出訴求的時候，采取了淡漠與無視的態度，至少沒有足夠重視，所以才最終導致了問題的升級、矛盾的激化。比如據參與罷課的教師稱：“自2010年起，羅田縣事業編在崗職工人均每人每月有500元的補貼，醫院等事業單位均已補發，但教師的補貼被挪用。教師有近兩萬元被剝奪。”試問，此事明顯是“導火索”，那么其是真是假？當地相關部門是否確實存在著挪用教師補貼的情況？即便是沒有，又為什么沒有向教師們解釋清楚？

教師罷課，最受傷的不是教師，也不是政府相關部門，而是學生。試想，五六百教師罷課一天，背后將會有多少學生無課可上？而這一切，又緣于當地相關部門在教師工資待遇的問題上，相關信息不透明、重視之心不夠、解決途徑不暢、處理辦法失當甚至失職等，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