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思想家叔本華曾經說過，真正有思想的人，并不需要用那些華麗的詞藻來包裝。只有思想平庸而乏味的人，才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思想包藏在華麗的詞藻里，這就像一個體態不美的人，需要有漂亮的服飾來遮掩他那令人不快的天然本色一樣。對此，我深有同感。因此，對那些動輒使用華麗詞藻來表達的文章有一種天然的警惕，這說明這篇文章也許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內容。只有平庸的思想才需要用這樣華麗的詞藻包裝。中國文人長期在思想罪、文字獄里生存，殘酷的現實，使中國文人養成了一種特別的文風，即《詩經》中的風、雅、頌式的文風。風，也許還包含了一些樸實的東西，因為，這些大多是來源于民間。但是，雅，就是用漂亮的言詞曲折表達一種意思。而頌的文風，就是專門用來歌功頌德的。特別是那些頌詞，那就是專門用來包裝平庸思想與邏輯斷裂的，用這種文字的目的，就是要人們停止思考。剩下的只有歌頌的口號與所謂的主旋律，其實就是反復玩弄詞匯的一種文字游戲而已。

現在動輒所謂的學術語言，其實是包裝平庸思想的另一種辦法。理工科的專業術語是無法修改的，那些專用名詞，基本上都有對應的實物、操作流程和技術細節，很難用通俗的語言來表達。但是，人文社科類的學術語言還是越少越好。因為，人文社科類的學問，很少是不能夠用自然的日常語言來表達的。人類社科類的學問的價值主要是思想與發現，思想來源于對日常現象的重新認識。而重新認識有視角的變換，有新材料與新現象的出現才會有。有些思想貧乏的內容，常常將一個非常簡單，非常通俗的現象，通過所謂的學術語言包裝得令人頭暈目眩。

比如陳四益先生就告訴我們通常用于提高學術水準的辦法，能夠將這樣一個通俗的現象改裝成玄而又玄的東西。“一群螞蟻在一根枯枝上，枯枝在湍急的河流里漂行。如果螞蟻各自逃生，有可能跌入河水而喪生；如果它們抱成一團，樹枝或許因此在某個河灣擱淺，這群螞蟻就會因此而得救。”

這段話你肯定輕易地就讀懂了，可是不幸得很，靠這樣的表述就顯得不夠學術的水準。所以陳四益先生就改成這樣的一段話：“枯枝上的螞蟻，如果不能從更為宏觀的全部自然情境把握自身的行為，不能擺脫經驗層面的認識原則，不能顧及各種動態與表態的綜合效應，僅僅憑借觀念史中原子化個人主義主張行動，從廣義的后果論觀察，它們就會步入誤區。在原子化個人主義的支配性語境中，螞蟻群體的集體無意識將使自身解救活動趨于低效甚至完全失敗。如果枯枝上的螞蟻能憑借某種集中化手段，以聚集的組織模式為活動框架，達成一種互惠的構成方式和因果關系，而不陷入已被充分形式化的既有分析框架，從而對現有情境作出新的創制與解釋，使自身的行動建立在更深層次的原則上，消除個體與群體二元對立固有語境，那么，借助其肢體語言建立的集體意識，可以實現新的規范層面的積極義務與消極義務的統一，在這樣的一些群體行為的解構下，集體主義后果論意義上的集體的獲救。”讀許多所謂的學術論文，常常有這樣被欺騙，被耍弄的感覺。這種態度不是真做學問，不是追求真正的發現，也并不真正擁有思想，而是包裝思想的貧乏。

在中國大量的博士、碩士論文中，類似這樣華而不實的文風，風行一時，將這樣的表達當成學術味濃，當成學問高深的標志。這是一種極大的誤區。這些論文，常常把在翻譯外文詞匯的時候，盡量創造一些新名詞，把原來簡單、通俗易懂的名詞概念，弄得越來越生僻，越來越艱澀、深奧難懂。這些人擅長寫論文，卻不擅長作演講。以致長期以來，一聽這類專家演講，人們就要昏昏欲睡。以致在社會中流傳專家不能夠理論結合實踐的說法。其實，擅長寫這類論文的所謂專家，并不是真有什么理論，而是掌握了一大批翻譯過來的生僻詞匯而已，這些所謂的學術語言，是用來掩蓋自己貧乏的思想與淺薄的見解的。真正的思想理論，常常是通透的、簡練的，用于寫文章，用通俗的語言就能夠表達深刻的思想。用于作報告，能夠從日常現象入手，信用拈來，風趣幽默，老少咸宜。

即使是深不可測的自然科學領域，也許研究與實驗的過程需要大量的專業詞匯，但是一經形成成果卻是通俗易懂的。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當時很少有人能懂，但是，寫成結論公式：Ｅ=ＭＣ2，卻是一句話就說清了。而且即使是這樣深奧的學問，愛因斯坦的論文推理過程也沒有使用新的科學名詞術語，而是使用的都是當時物理學界通用的概念、公式，以及定律。因為，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也不過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能夠遇到的那些現象，是那些現象中的謎吸引了我們的科學家去研究。

人文社會學科領域里的學問更是如此，一切人文社會學科都離不開我們活著的人的真實感受。人生問題，是人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釋與探究，需要從我們的日常生活現象入手。那些把人說得一團霧水的所謂學問，不是真學問。其實真有思想有價值的東西，都是通俗易懂的。西方一部《圣經》是通俗易懂的，佛教里的《金剛經》也是通俗易懂的。古希臘的《柏拉圖全集》也并不深奧，盡管這些東西離我們兩千多年了。

任何思想學問，都離不開這些要素：日常生活現象與個人體驗+問題+概念+邏輯推理+結論。真正的思想與學問，一定是從日常生活現象入手的，因為一切問題都是從這里來的。只要承認思想學問是人的體驗與思考的產物，那么，他就離不開他特定的生活場景與時代背景。他想什么與寫什么，就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一個人只要讀懂了一種學問、一種思想產物的時代背景，那個時代遇到的難題，就不難理解他當初為什么要那樣思考，要那樣寫作。就像叔本華為什么會誕生在那個時代的德國？因為，那時哲學思想界流行一種華而不實的哲學體系。這些東西離我們真實的人生越來越遙遠。他需要把這種風氣重新回歸人的真實生活。我們能夠觀察到的只有世界的表象，我們能夠作用于世界的只有意志。我們必須正視生命意義問題，必須正視人的死亡問題。而這些東西我們是每天都能夠感受到的，體會到的。

一種思想如果從我們真切能夠感受到的地方開始，一定能夠被我們任何文化層次的人理解。兒童在文化層次上可能近于文盲，但是，兒童哲學并不膚淺，由兒童提出的問題構成的兒童哲學，涉及的都是人類社會的大問題。因此，陶行知先生才會說，不要小看兒童提出的問題，我們成年人如果能夠回答好兒童的一個問題，拿他一百個博士學位都不為過。

倡導樸實的文風，發現問題，追求真理，摒棄浮華喧囂，回歸真實的人生與真實的社會，這才是我們研究的價值與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