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第一中學校長 史建奎
陜師大奧林匹克花園學校校長 李  鴻
西安市長安區第六中學校長 董文利
西安市黃河中學副校長 蔣  鑑
西安市經開區涇渭學校校長 權培民
西安市臨潼區田家炳中學校長 朱雙喜
西安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商子雍
教育專家 許建國
《教師報》主編 呂志軍
（排名不分先后）

中美學生大不同？

兩種教育，兩種結果
主持人：今天，我把在微信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作為我的開場白。
美國和中國的高三學生各12人在北京搞了一個（具有）比較性的活動，美國的12名學生都是得了總統獎的，中國的12名學生都是分數最高最好的學生。主持人出了一個價值取向方面的題目，在“智慧”、“權力”、“真理”、“金錢”、“美”五個詞中，讓學生們挑選最想要的。美國的12名學生都選擇了“真理”和“智慧”；中國的學生中，有一個選擇了“美”，其余都一致地選擇了“智慧”和“權力”。另一個題目是為非洲貧困地區設計援救方案。中國學生搞得很花哨、很宏大，還加上了12名學生的才藝表演。美國學生寫的援救方案是：非洲人的現狀、他們急需什么東西、我們通過什么渠道能把我們的物資送過去，這個渠道是什么……包括醫護人員給他們量體溫的醫療器材、食品、服裝等，都設計得很具體。具體到什么程度了？據說聯合國相關組織隨時都可以拿來實施。而相比之下，中國學生的方案脫離實際比較嚴重。由此，文章的作者發表了一番感慨，其中最核心的一句話就是——中國最大的惡劣產品就是教育。
看完后我比較震驚，我就在思考，中美教育為什么差距這么大？中美學生的比較，就像當初孫云曉（報告文學《夏令營中的較量》作者，編者注）在內蒙古草原對中日學生的比較一樣，這種比較反映了什么問題？我們怎么來想這個問題？
今天的主題是：“擴大優質生源，提高辦學質量”，大家不必受以上信息的限制，暢所欲言。

呂志軍：我認為，美國教育更注重個性和人文精神，中國是把學生當作流水線上一個模型里面（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創造性。我覺得現在教育的目的性也出了問題。就像中美的比較，中國人的價值觀是能掙多少錢就能體現多少價值，其他理想化、人文化、信仰的東西完全沒有。咱們培養學生是以分數為目標，分數高了什么利益化的東西都能得到。但是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學生上大學后能干什么？他們能適應社會嗎？將來能用其他方面的東西彌補過來嗎？這是中外學生很明顯的差距。

商子雍：是的。中國原本是教育傳統最深厚的一個民族，現在卻把教育做得最不像教育。我去過美國兩次之后，很羨慕美國的小孩。他們都很有活力、個性張揚、充滿生機。咱們的教育是摧殘人，一個人（即使）再精英，從小學到大學，也變成另一種模式了，我稱其為“冷靜、端莊、嚴謹”。這樣的人沒有辦法和美國那樣充滿活力的人來競爭。

李鴻：幾位老師對中美學生的比較，讓我想起一篇印度工程師的文章《令人憂慮，不閱讀的中國人》。作者在法蘭克福機場候機時，注意到大部分德國乘客是一杯咖啡、一份報紙、一本書，或者一部 Kindle、一臺筆記本，安靜地閱讀或工作。而中國乘客中也有閱讀和工作的，但不太多。大部分人要么在穿梭購物，要么在大聲談笑和比較價格。另外一次，作者和一位法國朋友在虹橋火車站候車，這位第一次來中國的朋友突然問：“為什么中國人都在打電話或玩手機，沒有人看書？”原來，周圍人們都在打電話，不打電話就低頭發短信、刷微博或打游戲。“或喧囂地忙碌，或孤獨地忙碌，唯獨缺少一種滿足的安寧”。
據媒體報道，中國人年均讀書0.7本，與韓國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羅斯的55本相比，中國人的閱讀量少得可憐。我認為，中國人不愛讀書有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國民文化素質偏低，直到近幾年才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二是從小沒有養成閱讀的良好習慣，家庭和社會也缺少讀書的氛圍。三是國家一直在實行“應試教育”，讓孩子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讀課外書，同時，應試教育剝奪了孩子的閱讀興趣和權利，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四是好書越來越少，內容不吸引讀者。
匈牙利人、以色列人平均每年讀書 64 本。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濟濟。匈牙利則是當之無愧的“諾獎大國”，他們的發明也非常多，可謂數不勝數。一個區區小國，因愛讀書而獲得智慧和力量，靠著智慧和力量，將自己變成了讓人不得不服的“大國”！

何謂“中國好學生”？

生源與資源，理解決定思路

史建奎：說回今天的主題“擴大優質生源，提高辦學質量”，什么是優質生源？就是分數高的學生？我不同意這一觀點。我認為分數只是一個方面，如果一個孩子分數很高，行為方面出現了偏差怎么辦？對于這兩年我們學校沒有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我表示遺憾，但并不是痛心疾首，害怕領導說：“你把教育搞成什么樣子了？！”
我的底線是：孩子走出學校大門，不說老師是混蛋，不說學校騙了他。如果學生一有偏差，學校就要開除、讓學生轉學，如果轉入的學校比我們學校的管理還要弱，這個孩子怎么辦？那就不是我們學校的罪孽和另一個學校的無能了。這個學生到了社會上怎么辦？他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這里沒有犯事，在那里也可能犯事。我不是不抓升學率，我也在抓，但升學率絕對不是唯一。

權培民：我不太贊同“優質生源”這個叫法。什么叫“優質生源”？我了解的一些學校，四千多人參加中考，考上的只有兩千多，剩下的兩千多根本考不上。所以，優質生源在哪里？這些學校的領導、老師也都在下功夫，但怎樣的生源算優質生源？說到“提高教學質量”，現在的狀況是，領導不能多說老師，一說，老師就向上級反映，上級收到投訴不調查，只是責令學校馬上回復，學校領導也很無奈。

蔣鑑：我也認為今天的命題有些問題。第一，何為優質生源？第二，如何擴大優質生源？

生源就是學生來源。那么什么是優質生源？是不是一般人所認為的成績優秀、善于考試的學生？如果是，請問，幼兒園如何擴大優質生源？小學如何擴大優質生源？公辦初中要擴大優質生源，是否也要舉行正規的招生考試來篩選？非優質生源將如何對待？他們能否享受優質教育資源？國家或者政府將給這些非優質生源提供什么樣的教育？

我個人認為，擴大優質生源實際上就是與國家倡導的教育均衡相悖，改成“擴大優質教育資源，提高教育質量”更合適。
中國教育怎么了？

教育變摧殘，名校當反思
李鴻：我們的招生考試、教育教學、學校管理是存在著問題，說到底，中國教育到底怎么了？中國教育，尤其是中國的基礎教育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已到了南墻底下，到底怎么走？

有學者對中國各省2000多名狀元進行調查后發現了一個問題，這些狀元一個都沒有成為其所處領域的領航人。許多狀元到了北大、清華后，表現平平，甚至也有狀元退學的現象。今年有兩所學校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突破了100人，西工大附中、河北衡水中學各104名學生。從學校的角 度來講，咱們花大力氣培養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為了什么？給誰培養？不知道！
中國的教育、咱們的學校把學生給毀了，越是名校對孩子的摧殘越厲害。現在社會上流傳一句話——“雙愣教學”，也就是教師使勁教，學生使勁學。拿學校教育來說，其實“雙愣”也好，“摧殘”也好，課改已經搞了10年了，陜西高考課改有三年了，整個實施過程中沒有任何變化，中國教育總是蠻干、盲目地干。為什么新課改很難推行、教師理念和教學方法很難改變？這值得我們深思。
主持人：我最近看過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話印象很深刻：“中國教育也許是中國最惡劣的假冒偽劣產品，中國教育之毒已經遠遠勝過毒牛奶、地溝油、毒大米，甚至有毒的空氣。中國教育最大的罪惡就在于大批量制造出沒有任何創造力和思考能力的書呆子、記憶棒，他們對人類本身的認識，以及客觀世界的認識都是凌亂的、機械的、片面的。其后果將是他們無法認識人性，無法認識自己，同樣也無法認識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物質世界。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中國的教育摧殘孩子的秘訣是：要求學生大量記憶碎片化的‘知識’。”李校長剛才說到“摧殘”這個詞，錢文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編者注）也說到這個詞，這篇文章也提到這個詞，好像中國教育對孩子的摧殘已經成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共識，這個結果不是偶然的。

史建奎：沒錯。很多學校，包括一些著名學校的校長經常自豪地宣稱，他們學校多少孩子考上大學到美國去了。我認為真正的教育應該是，這些學生像錢學森一樣學成回到自己的祖國，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本根教育。
剛才李校長說到新課改，我在想課堂為什么仍然是這個樣子？為什么學校不愿意課改？這和教育行政部門的指令密不可分，教育觀念如果出現了偏差，執行層面的人也只能這樣做了。

權培民：現在中國教育到了絕境，只有行政領導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沒有真正的教育內行來講教育應該怎么搞。比如，課改開始叫“有效教學”，后來叫“實效教學”，現在又叫“高效教學”。咱們西安文化底蘊這么豐富，西安的學校卻跑到海南去學，跑到青島去學，跑到杜郎口去學，這些學習都是虛的，學習的結果都不知道。西安教育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教育怎么搞，真不知道。

董文利：建國以來，我國教育是取得了很多成績的，但也存在不少問題。
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心切，社會就業壓力大，有些大學生畢業就意味著失業，因此，家長追逐名校，補課辦班，學生負擔很重，學生有做不完的作業，完全是被動機械重復，而全然沒有學習興趣，更談不上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
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長的眼中只有分數，而全然不顧孩子的興趣、愛好，孩子在高壓態勢下早早厭學，即使考上大學，也有出了地獄放松的念頭和行動，而沒有養成專心致學的好習慣，至于讀書，則更是可憐。
學校教育形式單一，方法陳舊落后，教育首先是教會學生做人，“人立而后萬事舉”，現在有些本末倒置，把成績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忽視了學生健康、全面的發展，甚至把學生當成學習考試的機器，沒有給學生創造寬松和諧的受教育環境。

商子雍：幾位校長都從管理角度講教育的問題，我作為家長，也有一些經歷和感受。我的外孫女現在上高二。中考完了后，填志愿那段時間被學校組沒有織到北京去旅游“隔離”，意思是你必須上本校的高中。小孫女上六年級，明年就要面臨小升初。作為家長，運作不運作？管不管？按常理來講，孩子也不笨也不傻，不應該去運作，順其自然就好了。但是不運作，進名校就有難度，家里人對此很無奈。
教育問題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大毛病，整個社會缺乏公平觀念，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教育不公。現在提出教育資源配置要均衡、發展要均衡、城鄉要均衡、所謂的“名校”和“非名校”之間要走向均衡。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教育不公平的現象在中國很嚴重。教育不公平的根源在于社會不公平。
我的觀點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怕有貧富差別，但一定要給窮人一個由窮變富的通道，最容易的通道就是教育。而現在教育是不公平的，窮人往上提升很難。科舉制度在晚明、清朝開始變得毛病很多，但是在隋唐時期是給下層讀書人一個上升的通道，為社會穩定、為統治階級網羅人才起了很大作用。《陜西日報》開了一個欄目《大家說秦》，邀請知名文化人寫文章，我寫的是《“大爭之世”里的人才競爭》。文章大意是說，秦國和其他和鄰國相比，貴族勢力比較薄弱，所以為下層人才嶄露頭角留下很大空間。如果權貴階層將下層人才嶄露頭角的空間擠得太狹窄，這樣的社會就很危險。
我們現在所處的發展時期，和歐洲資產階級在文藝復興時期打出的人權旗號的階段類似。歐洲在那個階段，開始對人的權利逐漸尊重。現在中國還面臨著改革，往后退是不行的，往前走又很難。在不公平的社會大背景下，畸形教育是這個時代的宿命。

中國教育怎么走？

立足自身實際，從小事做起

史建奎：商老師提到了改革。我認為無奈的背后是必須死死堅守，如果說我的最后底線被沖垮了，我就成了精神上的行尸走肉。我很忙，但我每天至少看15頁書，每月寫一篇教學隨筆。現在有好多文章都用到創新，實際上我們也要把一些常規工作當作創新來對待。西安市近期對中小學教師進行了綜合素質測試，我的理解是，這個考試的目的是真正具體化我們的職業情感、職業思想，提升職業境界。但是很難，比方有文件規定，不允許教師私自帶家教，背后想說的就是不要進行有償服務。但話又說回來，老師付出了勞動，為什么光講奉獻？奉獻有兩層，一種是精神上的，一種是物質上的。在現在的形勢下，只講精神根本不可能。我只說幾個字：“道德、情操、價值、理想。”現在很少有人提，為什么不提了？注重現實了。但現實背后就是價值，價值取向扭曲了。當社會價值取向出現偏差時，教育工作者該怎么辦？是同流合污還是逆流而上，我肯定堅持第二點，粉身碎骨在所不辭，要死得其所。康德說：“有兩件事情經常深深地打動著我的心，那就是天空閃爍的星辰和隱藏在人們內心的道德規范。”這也是這是我一生追求的座右銘。

李鴻：現在的土壤是堿性的，改變不了。大的環境改變不了，我就去改變小的土壤。在教育中我們必須把學生當人看，以人為本。孩子不是容納知識的機器，我們要把孩子的生命當作教育發展的目標，讓孩子的生命得到延續，在課堂上變教為學。這也是符合新課程的要求的。新課改有兩個“為了”。第一個是“為了每一個學生的發展”，不是精英、多數、優秀，而是每一位學生。第二個是 “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
我在課堂上只看學生怎么樣學、學到了什么，教師講這節課的教學方法有沒有改變、有沒有真正體現出小組合作的精神、有沒有把學生的本能和潛能挖掘出來，這才是課堂的真正目的。課堂上展現的不是名師的教學技巧，而是學生的智慧、學生的參與。這個要求對老師來講是高難度的，比那種講“70套題”、“100套題”難，那是粗放式、最簡單、最容易的。
我們學校現在都是學生在課堂上一個解法、兩個解法地講，現在學生的心性和思維是我們無法想象的，現在的孩子誰笨？除非個別智商有問題，咱們學校的孩子和西工大附中的孩子有多大區別？沒什么區別。教育主要是要發揮學生的潛力，我主要就是在做這件事。這三年我很有成就感，覺得真正是在做教育。我的目標是八個字：“幸福教師、快樂學生”。我不希望老師整天在煩躁的職業倦怠中生活，整天加班加點，我希望老師活得幸福一點。
為什么現在很多老師、校長都圍繞著升學率走呢？實際上近些年，尤其是2010年到現在，高考的命題思路、方式和過去有很大區別，現在的試題真正將知識作為載體，綜合全面測試學生的能力。通過三年的辦學，我明顯感到這種新的教學模式可以提升高考成績。至于衡水中學的模式，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的悲哀。如果說現在衡水教育在引領中國教育，那么衡水中學經過這么多年辦學，他們培養的學生目前的情況怎么樣？學生大學畢業，甚至博士畢業之后，他們的情況是怎么樣的？跟蹤五年十年之后，他們的發展趨勢又會怎么樣？

商子雍：我覺得把所有好的生源、好的教師都網羅到一個學校去追求名牌大學的升學率，是犧牲了整個教育來成就個別學校。我曾經給陜西省教育廳建議過幾次：國家有《義務教育法》，教育廳能不能出個文件，在陜西境內辦小學、初中，一律要按照《義務教育法》規定的標準來審核。因為現在相當一部分人沒有享受免費義務教育的權利，都在花高價錢上小學、初中，這是違法的。政府沒有把教育均衡搞好，教育資源配備不均衡、不合理，學校水平相差太遠，家長花大價錢讓孩子上學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現在，教育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結，但是還是需要解開它。解決教育不公的問題，我覺得很好辦：不管民辦還是公辦學校，嚴格執行《義務教育法》。我當了15年政協委員，幾乎每年都提關于教育的提案。我提出全面落實《義務教育法》，不管是企業家還是民間人士，只要愿意辦學校，不管是辦小學還是辦初中，政府把給公辦學校的經費適當給民辦的學校一些補充，然后嚴格按照《義務教育法》執行，這個突破至少在小學和初中階段能把教育資源均衡化，打破教育不公。

主持人：現在有兩個東西我們已經完全放棄了。第一個是《義務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是中國的重要法律之一。我對《義務教育法》的理解是，有娃沒學上，政府犯法；不送娃上學，監護人犯法。第二個是教育方針，我們又沒有新的教育方針，那么老的教育方針還管不管用？現在都對教育方針置若罔聞，現在還有誰提教育方針？還怎么貫徹？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細則在哪里？這兩個根本的東西都丟掉了。

董文利：當今社會很浮躁，人很瘋狂，我們教育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以知識分子的良知站好三尺講臺，當好人師，又要當好德師。
教育就是喚醒、點燃、激勵和引領。教育不追求一時的風光，而應為孩子們一輩子著眼。教育不光看當下，更要看三十年后學生的發展。

蔣鑑：我認為，要提高教育質量，首先需要借政府已經加大教育投入之東風，積極改善各中小學、幼兒園的辦學條件，尤其是薄弱學校和薄弱幼兒園，使之達到與優質教育資源相適應的辦學條件。讓全體各類學生都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推進全體學生發展、成長。其次，加大特色學校的創建工作，以滿足全體學生個性和諧發展的需要，實現“有教無類”，提高教育質量。再次，加強中小學、幼兒園的師資隊伍建設，多形式多渠道地開展促進教師專業化成長的師訓工作，讓每位教師都能實現專業化成長，使之成為學生們成長過程中的良師益友，讓各個層次的學生都能健康成長，德、智、體、美、勞、心等全面發展，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所提到的“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把促進學生成長成才作為學校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關心每個學生，促進每個學生主動地、生動活潑地發展；尊重教育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為每個學生提供適合的教育，培養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之方針。

朱雙喜：我覺得，一校一情，所以學校管理必須立足于本校校情，從實際出發，促進科學發展。我校秉承“令每名教師幸福、讓每位學生發展”的管理思路。“令每名教師幸福”就是既要關心教師生活，又要關心教師成長，著力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全方位提升教師的幸福指數。讓每位學生發展，首先要立德樹人，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學習觀。再之，就是要面對每一位學生開展行之有效的教學活動，因材施教，分類、分層，明確目標，從而使每位學生“輕裝上陣”，快樂地學習和成長。總之，學校應該把教師和學生的發展作為學校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才能營造出一個和諧、健康、向上的教育氛圍。

主持人：今天這個會場沒有繁華，只有訴心。發言沒有長短，沒有輕重。不同意見之間的交流切磋既說出了教育的本質，也說出我們自己人格的本質。最后，謝謝各位在百忙中抽時間參加今天的沙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