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驅

民國三大孤兒院之一、西安孤兒教養院的創辦者
辦學理念和成就受到宋美齡的高度評價
被于右任稱為“陜西慈善第一人”
民國時期備受陜西人民稱贊，“陜西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

“工讀并進”、“教養并重”、“教重于育”等教育思想仍在熠熠生輝

1881年，張子宜出生于陜西省興平縣南位鎮南韓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5歲時，因父親去逝，家境貧寒，張子宜不得不輟學到縣城去當學徒。但他深知讀書的重要性，白天工作，夜間仍堅持學習。1907年加入同盟會之后，張子宜積極投身革命，兼顧教育。他不僅在創辦的興平“復豳桑園”中開設啟蒙育幼小學，讓無錢上學的孩子免費讀書，還應邀到西安協助張淵主持西安中等實業學堂（西北大學前身學校之一）。1912年，張子宜與張淵等人創辦西安精業染織股份有限公司，并請西北大學教授馮光裕先生為職工教授語文知識。次年，張子宜等創辦西安中華基督教自立會，并在會內辦了一所小學。
在張子宜一生所辦學校之中，最著名的當數西安孤兒教養院。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當年12月，蔡鍔在云南組織“護國軍”舉兵討袁。張子宜在陜積極聯絡革命志士，準備起兵響應。不幸計劃被陜西督軍陸建章獲悉，他與多名反袁志士先后被捕。王紹文、張淵等人被害，張子宜幸得焦子靜等革命同道解救。出獄以后，張子宜目睹了烈士遺屬饑寒交迫的處境。作為“反袁十八烈士”的戰友，他屢次要求新任陜西督軍陳樹藩救濟，均遭拒絕，遂投身慈善事業，與郭希仁等人修河渠、辦粥廠、救濟難民，并出任陜西賑務會委員。
1920年春，張子宜到北京游歷，因在西安參加救濟工作，經教育家石雨琴介紹參觀了龍泉寺佛教孤兒院和千佛寺基督教貧兒院，對院中活潑可愛的孩子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陜西后，張子宜“以本省連年水旱，流離載道”，決心在西安辦一所孤兒院，收養無依無靠的兒童。
1921年，張子宜與高增爵、郭希仁、唐慕汾、王仲和等商談辦孤兒教養院一事，“幸得一致贊成”。當年冬，經藍辛田、閻瑞庭介紹，陸紹文捐出今解放路中段東側（西安民生百貨大樓處）20畝地作為院址。當時馮玉祥任陜西督軍，聘請張子宜為陜西第一平民工廠經理。一年后，馮玉祥的部隊離陜，張子宜遂將此廠停辦，所余物資，造具清冊，函請馮玉祥同意，作為創建孤兒院之修建費。隨后，時任陜西省長劉鎮華調撥東、西倉舊房材料，在孤兒院地皮上修建房屋十余間。在條件初步齊備的情況下，西安孤兒教養院于1922年重陽節當日正式宣告成立，張子宜被公推為院長，并以“收養孤苦兒童，施以相當教育，使成人后有自立能力”作為辦院宗旨。
來者不拒，盡其在我

張子宜創辦教養院時正值軍閥混戰、生產停滯、民生凋敝的年代。1920年前后，陜西省連年荒旱。1926年，劉鎮華以十萬大軍圍困西安，“城內死亡枕藉，慘不忍睹”。1929年，陜西又遇年饉，《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中記載：“城內孤貧兒童，沿街索討者，觸目皆是，省西各縣災荒尤重，赤地千里，人煙寥寥，餓斃逃亡，十室九空。”而當時西北地區僅有三所孤兒院。張子宜懷著“對于待救之男童深感拒之有愧”和“悉數收容又不可能”的矛盾心情，決心“依院章規定，來者不拒，盡其在我，以聽天命”。
教養院章程規定：“本院收養孤苦兒童以年齡在8歲以上14歲以下，確系生活無依者為原則，有特別情形者不在此限。”但最初卻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只收容男孩。1928年至1930年，關中大旱三年，陜西省西部各縣災情嚴重。北平孝惠學社來陜救濟，在眉縣等地收容女孩百余名送孤兒院，張子宜在《創辦西安孤兒教養院之動機與經過》中回憶：“她們來時，可憐已極，無法形容。”他立即將這些女孩全部收容。此后，教養院通收男女兒童。
對于患病孤兒或殘疾孤兒，張子宜也照樣接納。孤兒入院后，院方會檢查體格，“營養不良者，選擇需要食物，以補給之，染癬疥者，由住院醫師根治之，患沙眼者，早期診治，有內科病癥者，對癥治療，有低能者，施以補助教育，有殘疾者，盡量矯正，務使體格發育，達到一般標準而后可”。院里還專門圈養了幾頭羊以為生病兒童供應羊奶。

1922年教養院成立之初僅有孤兒20余人，而據《西安孤兒教養院第十二周年紀念報告書》，1927年底孤兒數目就達到202人，1928年底216人，1929年底312人，1930年底407人，1931年底451人，1932年底462人，1933年底685人，1934年10月708人。在張子宜一視同仁的收容原則之下，西安市孤兒教養院逐漸成為民國時期全國救助和教養貧困兒童人數最多的孤兒院。據1948年的不完全統計，經西安孤兒教養院救助和教養的兒童總計14000余名，籍貫遍及陜西、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遼寧、湖南、甘肅、安徽、湖北、江蘇、四川等省份，孤兒院學生最多時達1000人以上。

工讀并進，自食其力
面對涌入教養院、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大量孤苦兒童，張子宜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養育問題。據《紀念報告書》，1934年，教養院月開銷已達2000多銀元，如此沉重的經濟壓力，僅靠社會捐贈難以支撐。此外，孤兒長大出院后也需要自謀生活的基本能力。基于這兩點，張子宜辦院伊始即采取“工讀并進”的方針，教導學生自食其力。

為訓練學生的經濟頭腦以及各項技藝，張子宜在院中專設工務股，規定：“本院教養兒童，工讀并進，除精神不健全無法施教之兒童外，其余均按其年齡體格分別予以課讀，并于課余習以工藝”，稱為“智育”。從1922年成立起，教養院曾先后設立制革、栽絨、花邊、縫紉、布鞋、皮鞋、衛生材料、刺繡、編織、捆帶、織布、理發等工種，聘請專業技師為孩子們教授手藝，并設有紡織廠、縫紉廠和麻布鞋廠。學生們生產出來的產品有布匹、鞋、地毯、馬褥、椅墊、男女革履、衛生材料、捆帶等，大部分都供應了教養院的內部需求，少量產品對外出售，略補經費。
抗戰期間，因缺乏材料，銷路不暢，以及某些制成品“不盡適合兒童之個性”，很多工種相繼停辦。抗戰勝利后，教養院保留下來的工種只剩縫紉、栽絨、布鞋、紡織和木工，但生產規模得到擴大。1947年，張子宜在教養院內開辦職業中學，學制三年，對外招生，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除了手工技術，張子宜還雇傭農事專家教導兒童耕種，并專設農林股管理。除草、施肥等農事成為了孩子們課后的游戲活動，每年收獲的作物也能為教養院稍減糧食負擔。1935年，隴海鐵路線修到西安，尚仁路北端新開中正門（現解放門），以使火車站與城內相連。一時間，教養院周邊道路修葺一新，各路商賈云集。限于環境所迫，院方遂將農田改為市場。
抗戰期間，教養院為避戰火遷至西安市南郊翠華山北麓太乙宮新址，因經費不足無力修建游泳池、運動場，遂在空地重新開辟了菜園，由孤兒們負責種植。“計有蔥、韭、辣子、白菜、紅白蘿卜、茄子、菠菜、番茄、蓮藕等種。”院內還種有柿、梨、栗子等果樹，所有蔬菜果實除滿足院內食用外，還在杜曲等地以廉價供應當地農民。
除生產活動以外，院里的栽花、灌林、清掃等日常事務也均由學生自行完成。通過參與工農勞動，教養院的孩子們不僅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學到了賴以自立的手藝技術，更磨煉出更為健全的人格。學生黨子祥回憶：“孤兒院的同學們都很勇敢，遇事鎮定，不怯懦。”即使在進入社會以后，教養院的學生都依然保持著昔日院方訓導的刻苦耐勞的美德。
教重于育，立人為先
“兒童育養于此，洵樂園也。”在社會環境混亂的民國時期，免費供應衣、食、住的教養院誠可謂兒童避難生存的理想之地。但張子宜并不滿足于使孩子們僅僅能夠活下去：“所謂教育者，以其教重于育也，育而不教，則飛禽走獸之類矣。”

張子宜按孤兒入院先后和年齡大小，將其編級授課，并遵照當時學制，在院中開設初小、高小。據他本人回憶，“孤兒教養院初成立時，僅收容孤兒二十余名，聘請教師一人給兒童教課，課程與一般初小相同。”隨著孤兒數量逐年增加，教養院又增設高級班，班級數量也由一兩個增加至十余個。1929年，隨著“只收容男孩”不成文規矩的廢除，院里又增設女生班。1934年，教養院有孤兒708名，統編為初級八級，高級四級。對有學習天分，高小畢業后考上師范、中學、職業等中學學校繼續深造的孤兒，教養院為其提供一切費用。
張子宜認為，文化課的教授不僅僅是為了給孩子們帶來知識，更重要的在于使他們明事理，樹品性，是為“訓育”。“教育之法，不獨保身迪智，尤當注重兒童之品性。故教員之責任，不僅在執教鞭之時，于課外實施訓練，更為重要。”每個孤兒在教養院上的第一節課都是：“學習為誰而學”，教員會引導孩子們得出“為祖國而學”的答案。教養院還規定，每日早會教員須進行全體訓話，“有品性不端者，予以個別訓導，使其覺悟悔改”。
除知識和道德培養以外，張子宜同樣關注孤兒的身心健康。他認為，“健康為教育之最要目的之一，兒童有完滿之健康，生活方能充裕。”院里設有保健室，可以為兒童提供預防接種、注射防疫針、檢查、診療、醫藥和消毒等服務。同時，教養院把男女孤兒編為七個大隊，每天早起操練，并教授學生柔術、國術、乒乓、籃球、足球、田徑、跳高、啞鈴等體育項目，另有體育教導員專門帶著幼兒游戲，是為“體育”。學生賈子景在《一群孤苦兒童的家——母院二十五周年獻詞》中寫道：“下午二時半課完后，活動開始……游戲場上的同學玩著各式各樣的游戲，那種有趣熱烈的跳躍舉動，誰還能說這是沒爸沒娘、無依無靠的野孩子，莫怪監察院于院長（于右任，編者注）說‘孤兒不孤’。”

此外，院里還設有圖書館、閱報室、壁報社，每日課余，各管理員分別指導學生閱報、讀書、編刊物。在教養院的支持下，學生們組建起雅樂隊、新舊劇團和軍樂隊。每當院里舉行開學、畢業典禮和集會紀念等活動時，這些樂隊都會表演助興。為補助院內經費，孩子們編排的戲劇也在市內演出，頗受歡迎，甚至出現了林子芳的《小姑賢》和趙子全的《雞大王》等保留節目。
在那個“國難當頭”的時代，張子宜也十分重視對學生的愛國教育。他常對孤兒們說：“只有國家強大，百姓才能幸福。”1939年5月，為避日機轟炸，教養院臨時搬到西安南郊新開門村。張子宜并未因此放松對孤兒們的教育，而是“借該村廟宇作教室，給孩子們上課”。讓孤兒們不忘國恥，為國而學，強大祖國。抗戰初期，張子宜曾送150多名成年孤兒到陜甘寧邊區抗日根據地。其他孤兒如岳子遠、劉子高、馮子全等畢業后投軍楊虎城將軍的十七路軍教導團，參加娘子關血戰、永濟之戰、中條山之戰等；因為受教育，有文化，羅子榮、李子和、揚子修、牛子清、師子和、岳子省等得以在畢業后參加中國遠征軍207師，開赴印度、緬甸。
經過張子宜的悉心栽培，教養院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從1922年至1947年10月，孤兒院學校畢業生總計4401人。其中，留院306人；升學者462名，除285人在初高中、大學繼續深造以外，其他人進入音樂、水利、神學、師范、商業、護士、軍校等專科學校；就業者共計3633名，涵蓋農、工、商、教育、醫藥、軍事、政界、郵政、電政、鐵道等領域。

近一個世紀前張子宜的辦學理念和做法，在今天回顧時仍有其借鑒意義。
張子宜投身慈善，是國家貧窮、災難深重的時代使命所致；辦孤兒院，是為了從根基上促使國家、民族和社會的復興。他以身作則，彰顯了教育的垂范作用。至1947年9月19日，孤兒院總計收入款項236161124.12元，張子宜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孤兒院，甚至把所有經費使用情況，按月油印分送各有關機關核閱并登報公布。他為孤兒院所做的一切，不為個人名利，更不為子孫后代，只為民族大義，這正是我們今天這個精神匱乏的時代所急缺的。正由于樹立并踐行著如此崇高的理想，張子宜的教育成就才能經得起歲月變遷和時代的考驗。
張子宜辦教育，以為社會培養有用人才為標準。他遵循“因材施教”的傳統，根據學生的資質、能力選擇深造或學習謀生技能的教育方式，把不同才能的人輸送到相應的社會崗位上去，可謂盡到了教育者應有的責任。反觀今天，我們的中學把學生拼命訓練成“考試機器”以送進大學。學生“高分低能”的舊賬在大學持續發酵，許多人就業時碰得頭破血流，社會急需的人才總供應不足，何其哀也！

張子宜在教育孤兒的過程中貫穿著理想教育、品德教育、感恩教育和愛國教育；以“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職責，教育學生為國而學，不忘國難，學以致用，為社會作貢獻，使祖國強大，使人民幸福；把學生塑造為有良知和信仰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不怕犧牲的人。可想而知，教育若能持續發揮這樣的作用，個人、社會、國家甚至整個民族都會變得令人敬畏。今天，浮躁、功利、自私、偽善等人性缺點甚囂塵上，還需真正發揮教育塑造靈魂的功效，才能醫治。
今天，中國人民不再被災難和饑餓所威脅；今天，中國人民不再害怕被列強欺負；今天，正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時刻，因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張子宜式的人物，更需要張子宜式的精神：“一生為國不謀身，謀事不為己，畢生為民謀福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應當成為教育者激勵自己不斷修身、凈化心靈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