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討論會上，一位大企業的人力資源總監談了她對“新生代”大學生的印象：“有理想，沒方向；有個性，沒主見；有學歷，沒學問；有文憑，沒文化；成年人，未成年。”這自然不免以偏概全，但對一些特征的把握，還是很傳神和發人深省的。

今天許多青年感慨為什么人生失去了目標、沒有夢想，重新出現 “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這樣的困惑。當下這一問題的所指、語境和內涵，與上世紀80年代曾經引發的全社會大討論完全不同。當年潘曉提問時，是個人價值被高度政治化的宏大話語所裹挾，否定青年人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的目標。在崇尚能力本位的市場經濟環境中，這一困境已不復存在。今天青年的無力感來自于其他的一些因素。

首先，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受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巨大影響，關于“成功”的定義基本為財富權力、名車豪宅這樣的世俗觀念所綁架。青年的基本特征就是無錢無名無地位，有精力有時間有夢想。幾乎每一代青年都是在艱苦逼仄的環境中長大的。然而，這一青年屬性今天被商業化力量剝奪了，“有房有車”成為青年人的“基本需求”。事實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存在青年人就能夠買房、必須買房的現實和社會壓力，大多是在中年收入增加、生活穩定之后才購房置業。支撐這一物質主義人生的深層原因，是流行于社會的望子成龍、讀書做官、出人頭地、做人上人之類的“精英主義”價值。這一在五四之后即被批判的封建主義時代的價值，在獨生子女時代被極大地合法化，甚至成為成人社會的主流價值。典型的嫌貧愛富、唯利是圖，充滿偏見和歧視的“丈母娘經濟”，它泯滅青年人的夢想，壓抑他們從擇業到擇偶的任何獨立自主的追求，具有巨大的殺傷力和破壞性。許多在強勢家長越俎代庖一路“保護”下長大的青年學子，像《家》中的人物那樣茍且偷生，重演著上一個時代的悲劇。

此外的原因是教育的和青年人自身的。在從小到大考試至上、分數至上的升學競爭中，人格養成、個性發展等最重要的教育目標被忽視了。用趙晗的話說，這種教育“與自己的內心失聯，與群體和陪伴失聯，與土地和苦難失聯，與意義和夢想失聯，與信仰和使命失聯”。到了走上社會，才發現自己一無所長、一無所好，不知道自己熱愛什么、想做什么、能夠做什么，是一個內心沒有聲音、沒有方向的“空心人”。這既是一種人生的失敗，也是一種巨大的教育浪費。

要想改變這一現狀，重新點燃青年人的理想和夢想，需要一場社會性的移風易俗，摒棄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和以功名利祿為標志的成功觀。孫中山說人生是以服務為目的的，陶行知說“人生為以大事來，人生做一大事去”，“既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而要做‘人中人’，要把自己所學得的東西貢獻給老百姓。”佛洛姆在《占有與生存》中，批判了以消費和占有為價值的人生。在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中，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不是看他的物質占有和消費享樂，當然更不是養尊處優、驕奢淫逸；而是他為公眾服務、奉獻社會的責任感和公益心，占有越少，付出越多，才是有價值的人生。真正的精英，就是做最大眾的事，而不是追求功名利祿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社會組織和青年志愿者群體中，我們看到了最多這樣的理想和人生，這是我們社會的力量和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