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六朝以前的人物畫主要以裝飾紋樣的形式存在，作為政教工具使用，其藝術價值是附庸于實用功能的。六朝時期玄學的興盛引發了審美的覺醒，使藝術性成為繪畫的基本價值。中國人物畫在六朝形成了獨立完整的藝術體系，以繪畫性取代了傳統的裝飾性，并形成了鮮明多樣的繪畫風格及樣式，對于中國繪畫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六朝 人物畫

六朝以前的人物畫，嚴格地說應稱之為人物造型，主要可分為紋樣和繪畫兩大類。

紋樣造型是以圖案的形式依附于各種器物之上，起到裝飾的作用。從原始社會的《人面網紋盆》、《舞蹈紋盆》等，到奴隸社會時期的青銅器，以至后來如服飾、漆器、木器、陶瓷、皮革、磚石（畫像石）等載體，都需要裝飾。不同的工藝技術對裝飾紋樣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出現了不同造型風格的人物形象，但是所有的人物造型基本都是以一個身份識別符號的形式出現的，其作為裝飾紋樣的基本功能沒有改變，這是六朝以前人物造型的基本特點。

原始社會的巖畫、地畫、壁畫、長沙戰國楚墓帛畫和長沙馬王堆漢墓帛畫等，都是比較純粹的平面繪畫。即使在這樣的作品中，造型的圖案化和裝飾化風格也是非常明顯的，這是由當時大的藝術環境所決定的。就其內容而言，主要也是為政治宣揚忠孝，為宗教超度靈魂，通過講故事而“成教化、助人倫”，這也說明當時的繪畫只是處于工具地位，并不具備獨立意義的藝術價值。

六朝人物畫藝術創作指導思想的變革

六朝是繼戰國之后中國思想界最為活躍的一個時代，玄學的發展對六朝的社會形態產生了巨大影響，使藝術乃至文化的發展發生了質的變化。

與所有亂世一樣，六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各種思想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期，在偏安的政治體制下，玄風大盛“與尼父爭涂矣”[1]。在玄學的推動下，自然人的個體屬性開始從整體的社會屬性中獨立出來，擁有了自己獨立的內涵與外延，形成個性的獨立與解放。按《世說新語》的記載情況：人物樂于表現個性，社會則津津樂道，文字又樂于記載，可見在當時已形成了全社會的風氣。

六朝“清談”是漢末“清議”體制的流變，在談玄論道的同時，也保留了“清議”時代評論人物的屬性。當個體一旦獨立，評論也自然轉向了人的自然屬性，如形貌、氣質、格調、精神狀態等，最后由形入神，品評人的神情風致，完全變成了對人的欣賞，對人自身美的討論和認識，由評論轉向了審美。當時士人名流論人，必言神情風致，“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如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2]其他如“玉樹臨風”、“壁立千仞”等，完全是對人的審美。再經過長期的推動，形成了整個時代審美的覺醒，并推廣到了山水、花鳥等自然領域。

審美一旦覺醒，作為美的記錄工具的文學、藝術也就同時覺醒了。審美的推動使它不能再滿足于“文以載道”、“成教化，助人倫”的工具地位，而必須開始尋求其自身的基本價值，這個基本價值就是它本身的藝術性體現。以繪畫為例：六朝以前，繪畫的基本價值是它的功利性，這是游離于繪畫本體之外的；而六朝時期，審美活動的加入使得以前所不曾涉獵的繪畫對象的形貌、氣質、格調、神情風致等各種細節特征成為了繪畫新的審美要素和表現內容，導致畫面的信息量急劇增加，舊有的形式語素如造型方式、表現手法、規格樣式等再也無法滿足新的表現需要了，繪畫不得不進行表現形式、方法等自身藝術性方面的探索，這就必然引發了繪畫形式語素全方位的變革，從而使藝術性成為繪畫的基本價值。

新的指導思想強調了對象的個性及其獨立特點，因此也就自然打破了傳統的模式化符號形象，人物造型開始各具面目。又由于信息量的增加，舊的小型化造型無法承載如此多的信息元素，被迫擴大面積，因此人物造型開始放大。至于神情風貌等要素則屬于全新的表現內容，以前從來沒有嘗試過，這一探索的結果便是用繪畫性取代了傳統的裝飾性。

六朝前期在玄學的影響下，士族階層仙風道骨、超絕塵寰的審美理想成為整個社會的審美時尚，反映在繪畫中，早期的人物畫形象是消瘦修長、超凡脫俗的冰清玉潔之人，是“大幽之玉女”、“上王之美人”，稱為“秀骨清像”，給人一種遠距離、仰觀的審美感受。陸探微畫人物“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凜凜，若對神明”[3]，從現存的美術作品如龍門、云岡石窟，顧愷之的《女史箴圖》等也可以看出這種風尚。

侯景之亂后庶族的地位漸漸提升，掌權的新興地主貴族階層世俗化的審美取向，對感官刺激和表層愉悅的追求漸漸成為主流。反映在繪畫中，到梁代張僧繇創“張家樣”，“面短而艷”[4]，造型豐滿可愛。這一畫風成為二百多年間的主流，為數代畫家追隨，是六朝人物畫家中影響最大，時間最長的，至唐代畫圣吳道子也公認出于張僧繇。而北朝北齊畫家曹仲達則創造了“曹家樣”，風格獨特，被稱為“曹衣出水”，嚴謹表達人體結構和肌肉特征，在北方有較大影響。

從表現形式看，主流的繪畫形式是勾填法，即線描著色，“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5]，也就是謝赫六法中的“隨類賦彩”，現在存世的《女史箴圖》、《洛神賦圖》等都是這一繪畫形式的代表作品。另外除著色畫之外，中國畫的白描及水墨形式也是自六朝始創的，工具的方便使主觀表現的隨意性成為可能，而工具的作用也被大大強化。例如白描，曹不興始創，作有《一人白畫》[3]。而王獻之“桓溫嘗請畫扇，誤落筆，因就成烏駁牸牛，極絕妙。”[3]便是文人墨戲的始創了。

從曹不興始創白描，中國畫線條開始獨立，傳統的線條為“春蠶吐絲”式，均勻綿密；陸探微第一個吸收書法筆意，“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精利潤媚，新奇妙絕”[3]。這種變化啟發了張僧繇線條的“點、曳、斫、拂”以及吳道子的“離、披、點、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鉤戟利劍森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也。”“張吳之妙，筆才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3]。變傳統密體為疏體，大大豐富了繪畫技法，形成中國畫線條的大解放，使中國畫出現了新的面貌。

至于畫面整體的關照，也表現出畫家的藝術修養和主觀能動性，例如人物畫的配景，就很注重與主體形象的呼應關系。“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里，人問其所以？顧曰：‘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2]而后世形成模式化的“款題圖畫”，清人認為始于蘇米，但在上文提到的“誤筆成牛”典中還講道：“又書《牸牛賦》于扇上，此扇義熙中猶在。”[3]看來款題可能是始創于王獻之的了。

綜上所述，六朝人物繪畫造型語言的變革，充分體現了藝術“內容決定形式”的基本原則，也體現了藝術與時俱進的精神實質。因此，六朝人物畫藝術的探索對于我們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劉勰著.文心雕龍譯注.陸侃如,牟世金譯注[M].山東:齊魯書社,1995.

[2]劉義慶.世說新語.〔南朝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3]〔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

[4]〔宋〕米芾.畫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5]陳壽著.三國志注譯,方北辰注譯 [M].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